“能不能打动自己的心。”从一开始至今是阮义忠对摄影的唯一判断标准。1992年阮义忠第一次到法国举办个展，他对巴黎的印象一点儿也不好，法国文化界势利，对东方人存在偏见。唯一向往的是法国南部图卢兹的水之堡摄影诞生150年展。水之堡是世界藏品水平最高的摄影画廊之一，为了见到创办人尚杜杰，阮太太袁瑶瑶硬生生学了8个月的法语，而这个对话本来的约定只有半小时而已。在水之堡，他第一次亲眼看到了所有摄影史上大师的经典作品，除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是复制品，所有都是原片。看了很多年画册的阮义忠用“致敬”来形容自己对原片的震撼。与尚杜杰的见面也有陌生人的尴尬，尚杜杰和他聊起最早给西方摄影带来震撼的郎静山，此外就找不出话题了。“法国人不会过分，但是会轻描淡写，假装不经意地考我，问，如果在台湾办展览，想做哪些摄影家？”阮义忠说了萨尔加多和西班牙的罗德洛，后一个名字，连尚杜杰都没有听说过。要知道台湾当时的信息还非常不发达，尚杜杰立刻成了阮义忠最初的合作者。原定与尚杜杰半个小时的见面变成了四天四夜的陪伴。
那不是一种视觉，而是触感。具体的，会反弹、有温度、有形状、有体量，几乎等同于烙印。“不仅仅是最好的决定性一刻，还要因此产生意义。这样才特别迷人。”摄影对他是一种修炼的功能，会找一个办法来点化日常的生活，开一个小天窗。阮义忠的标准很个人化：“对我来说，大多数的表达方法总是不太适用，总觉得那不是我所见到的，也不是我想传达的重点。”他也喜欢瑞典《Camera》摄影杂志，很薄却精彩专业，每一幅照片都永远在合适的位置，但从来没有东方作品。
摄影从1839年8月19日诞生，与西方一样，台湾对于摄影的接纳也经历了一个时间。“从布列松开始，西方才开始接纳摄影是一门艺术。”台湾社会的接纳过程就是从阮义忠开始的。1992年台湾当局需要花掉一笔跟国际文艺展览相关的预算，“听说已经找了不少人”，刚从法国回来的阮义忠接招，直接把水之堡的摄影展引入了台湾。当时台湾还没有能够对专业摄影发声的杂志，阮义忠干脆办了一本，创刊号就做影展。“既然是展出摄影诞生以来的大师经典，都是西方作品，西方人也不稀罕。我想代表中国发声，也借机把大陆和台湾的摄影师推向世界。”这个被《现代摄影》李媚推荐的无工作、无收入、无任何知名度的内地青年就是吕楠。“他一日只吃一餐，对金钱、效率毫无概念，每一毛钱都用来购买胶卷相纸。喝浓浓的大缸子茶，谈《我和你》。”
吕楠带着后来震惊世界的“精神病院”系列照片偷渡深圳，阮义忠被这些样片冲击。“之所以令人震撼，乃因他不只旁观，而是几乎成了其中一员。”吕楠当时以马小虎的笔名，作品在日本已有少数见报。阮义忠在香港得到了吕楠选出的60多张底片，并且带回台湾，亲手放大。他相信自己的暗房技术。“用最好的德国药水和相纸来冲印，当时大陆都没有。”阮义忠记得暗房作业时，照片里“一股酸腐霉臭的味道仿佛从影像扑鼻而来，阴森恐惧的感觉笼罩全身”。但同时“他们互相依偎的情境，让世人明白，在如同地狱的环境中，万物之灵依旧有温情、有尊严”。阮义忠不仅懂得吕楠，并且互为知己，使吕楠以真名第一次走向国际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