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阮义忠创办了第一期《摄影家》杂志，使中国人第一次得以和摄影界一线大师比肩，“一点儿也不输给他们”。此后又再为吕楠推出了个人专刊《在路上》。阮义忠所选的封面照片，后来当选英国《The Photobook》摄影史500张名作，吕楠是唯一入选的华人摄影家。
杂志只有第一年有广告，从第二年开始，器材商们不再愿意为这本没有丝毫推荐器材的杂志投钱了。阮义忠与太太袁瑶瑶决定干脆自己成立摄影器材贸易公司，开始用器材生意，养这本纯艺术杂志。阮义忠赶上了纸媒体的黄金时代。“每一本杂志都可以出成一本书，甚至放在几十年以后看这品位也不脸红，这是纸媒体才有的尊严。”这本中英文对照的杂志，用最好的纸，最好的印刷条件，供稿者全部是一流摄影大师，杂志印量不过几千本，却被摆在了伦敦、巴黎等最著名的艺术书商店的橱窗里。在长达十来年时间里，64期杂志，每一期都是呕心沥血的精品。怎么做呢？都是笨办法，袁瑶瑶告诉我：“我抱着刊物坐飞机到法国去，敲开每一位大师的门，只要翻开我们的杂志，大师就会从看一个东方人的狐疑，变成了‘merveilles’（奇迹）的惊叹。”
所有摄影师的照片全部是免费供稿。当时西方的摄影版权已经很昂贵，艺术经纪行当发达，如果按照收费标准，一张照片的使用费就会把一期杂志的预算全部用光。然而阮义忠和诸多摄影师之间，却连一个合同、一个凭证都没有写过。“那卖书的钱呢？”我觉得这种发行方式简直是天方夜谭。“就等放暑假时去欧洲收一趟钱。”袁瑶瑶说。纸张印刷传递出来的信息和力量，在阮义忠看来，只会在浮躁的信息社会里沉淀为最优质精英的价值。
因此英语都不太会的阮义忠，敲开了全世界摄影大师的门。他相信“将心比心”。“你全力以赴地做一件事，别人一定能感受到，一定会帮助你。”他也遇过作品充满了悲悯情怀，而为人却势利庸俗的所谓大师，当对方骄傲地等待他开口约稿，他已经转身走掉。“人和作品要一致，在这个行业，我见过太多分裂的人了。”阮义忠坚信好杂志会说话，“别人一翻开你的杂志，已经知道你是什么人”。其实艺术家之间信任的建立，就是这么简单直接。
“《摄影家》提供了一个让世界大师走进来，让中国摄影力量走出去的交流平台。”这本杂志既让布列松无偿供稿，也要推出从未被瞩目的优秀的摄影作品。阮义忠在这一点上从不买主流和市场的账。“我们的方向，是挖掘世界各地被忽略的真正好的摄影家。不要向已非常出名的摄影家致敬，要做没人做的事情。”比如为印度女摄影家做的专刊，以及尚不为世人所知的很多国家的摄影师，都通过《摄影家》第一次走进了世界一流的艺术书店、画廊。摄影艺术虽然起源于西方，但这本台湾杂志却做到了“大同”。很多年轻摄影家天性羞涩，既不时尚也不会搞人际关系，但真正拍得好。在阮义忠看来，优秀的杂志要成为这些人的平台。
“人最可贵的一点，还是个‘人’，不是名利的拥有者。”阮义忠强调的是摄影师从自己生活出发，拍摄跟自我经验有关的题材，获得优越的表现。“新锐”这个词也是他最早用在摄影师身上。“不是参加比赛那种空洞的照片，而是回到自己的原点，寻找好题材，磨练好技巧，才能有力量感动人。这就是锐。”后来成为摄影走红名单的《中国新摄影》一期，阮义忠挑选的照片没有一个与他自己风格相同，既有计算机摄影也有观念摄影。对快要丧失信心的摄影师，阮义忠说，你们即将达到世界重要摄影家的高度，还可以再往上走。他说：“我专门干这种事，推一把，他只要下了工夫，有追求的诚恳，就可以找到自己的路。”2009年广东美术馆为阮义忠办国内最大的个展时，并没得到通知的吕楠，提前三天默默到达馆内，告诉工人谁也不许碰展品的镜框。然后手拿酒精抹布，仔仔细细擦完了300多幅作品的玻璃。
“因为摄影一方面是那么容易，另一方面它又是那么难。”阮义忠也为台湾艺术大学等学校开课二三十年了，虽然他认为摄影是从一而终的信仰，而许多学生早已热情不再。“这我能理解，摄影很容易上手，瓶颈来得也快，过不了关就放弃了。因为时代环境的关系、市场的需要，现在很多摄影师只是表达自己的才气，证明自己的艺术成就而已，很少有人要透过自己的镜头，回过头来重新理解我们失落的东西，尤其是文化当中可贵的遗产。”他也知道现在流行的摄影市场。“他们可能拼命想要创新，要故意摆脱旧的东西，甚至不想要拍出来的照片，而是用电脑制作表现出来的影像，这些作品观念性比较强，但是没有现实的痕迹，没有自己跟生活的真正摩擦。”各行各业都在比“点子”，“已经把那种最不严肃的东西认为是严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