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制片人、清华大学副教授雷建军去西藏拍摄纪念人类登顶珠峰的片子时，在拉萨西藏登山学校遇到了藏族小伙次培。得知他要去珠峰大本营拍摄，次培托他帮带一沓经书，给在绒布寺修行的父亲阿旺桑结。
绒布寺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相隔仅几百米，被称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庙，每年登山季，来这里的人大多会在绒布寺点上一盏酥油灯来祈求庇佑。阿旺桑结在这座寺庙里已经修行了20多年，每年四五月的登山季，以做专业登山向导谋生的次培都会带人来登珠峰，并在这与父亲见上一面。
在这个故事里，最触动雷建军的就是这对关系极为特殊的父子，一个在传统冷寂的终极边境，一个在喧闹现代的城市拉萨。“这群从小与父辈一起生活在珠峰脚下的孩子从牧区走到拉萨，其实是最传统的藏区和最现代的藏区之间的桥梁。”雷建军说。回到北京后，他不止一次地和导演朋友梁君健讲起这个故事，其间也跟一些机构聊过拍纪录片的可能性，但因为涉及高海拔拍摄，不管是经费还是精力都需要比较大的投入，一两个人扛不下来。这件事就这么被一直搁置下来了，直到2011年雷建军通过朋友结识了现在的联合导演萧寒，才找到了影片的第一笔投资。
这部纪录片在梁君健看来，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对珠峰脚底下的藏民们来说，山是什么？登山对于不同的人又意味着什么？
次培的家乡在珠峰脚下的定日县，从拉萨出发并没有直达的车，通常需要到日喀则住一天，隔天转车才能到达。这种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让这里的村落依然保持着原始畜牧和耕种的生活方式。然而自从1993年国家开放商业登山以来，越来越多的登山者开始涌入定日县的珠峰北坡尝试登顶，登珠峰慢慢变成了一项时髦的极限运动。当然，对于生活在这里的藏民来说，他们相对平静封闭的生存状态也随之被打破了。
这个离珠峰最近的县城，会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谋生者，像是一个微型社会的缩影：本地藏族、青海回族、四川商贩、云南白族银匠、河北浴室老板、陕西武警，大家已经在朝夕相处中成了朋友。定日老街上，常常能够听到清脆的马铃声，那些被打扮得花花绿绿的马匹拉着四轮车，马夫们通常悠闲地坐在车里赶着，有时车子是空的，有时会拉些青稞等货物。《喜马拉雅天梯》的藏族摄像德嘎对这种马车很熟悉。“除了定日，藏区其他地方的马车都是两轮车，据说是因为外国人登珠峰的时候组装了四轮车，本地人觉得好用，就学了回来，成为风气。”
当然被改变的远远不只是四轮马车。西藏登山学校的校长尼玛次仁早在十几年前就意识到了商业登山的巨大潜力。“来珠峰旅游探险的人多了，村民们开始做起了生意，在山上出租帐篷，开招待所、茶馆、餐厅，还可以通过当地牦牛拖东西运输来获取收入。”但当时让他惆怅的是，西藏在专业登山这块非常落后，专业登山队的成员也很多都是从当地村庄招的，年龄偏老不说，也压根没受过专业系统的登山技能的训练。那个时候所有的高山向导工作都是由尼泊尔的夏尔巴人完成，藏民只能提供如牦牛运输、帮厨等简单的高山服务。
同样是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藏人，其实身体素质与夏尔巴人旗鼓相当，于是当时在西藏登山运动管理中心担任翻译及联络官的尼玛次仁给体委打了个报告，在得到认可后，他从珠峰脚下的定日和聂拉木两个县拉来了20个学生，创办了这所登山学校。“今年开始招收第九批学生了，已经培养了200多个登山人才。”尼玛次仁告诉本刊，“我们每次大概录取20个人，培养一名成熟的高山向导是件周期很长的事。从这个学校学习4年毕业出来后，先是当两年协作向导，再是三四年的助理向导，然后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高山向导。前前后后需要10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