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看到古典文化一改遥远和神秘，以各种形式呈现在读者熟悉的作品中。比如爱伦·坡的《渡鸦》借鉴了阿纳克吕翁派的诗歌，济慈《夜莺颂》的开头可以听到贺拉斯的回响（《长短句》14.1-4）。莎士比亚的《暴风雨》（5.1.33-50）与奥维德笔下美狄亚的祈祷（《变形记》7.197起）何其相似，而诺夏特尔图书馆收藏的卢梭素材本中可以找到50多页关于普鲁塔克《道德论集》的笔记和记录，那是他在撰写《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时留下的。
除了文学，海厄特告诉我们，古典元素也大量出现在其他方面，比如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自由帽和桂冠的原型都来自罗马，国民自卫军的军刀上镌刻着罗马诗人卢坎的句子：“不知道获得宝剑是为了无人受奴役。”（ignoratque datos，ne quisquam seruiat，enses.）拿破仑在投降书中自比忒米斯托克勒斯。美国纽约州卡育加湖周围的一些定居点被命名为荷马、奥维德、维吉尔、奥勒留、加图、西塞罗、汉尼拔……
不仅是模仿，欧洲文学也对古典传统做了重新诠释。古典神话为诗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被他们无限灵活地改编。比如庞德就有从三脚猫的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普罗旺斯语和其他各式方言的诗歌中挖掘出鲜活画面的不俗天赋，而纪德、科克托和阿努伊等法国作家取材古典传说，创作出带有当代道德和政治意义的作品。
海厄特还在书中对古典乃至人文学科在现代的衰退进行了反思。从革命时代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那个世纪里，古典学知识的传播和深度都有所发展。不仅对希腊和罗马的认识前所未有地深入，而且比以往更多的人开始对希腊和罗马有所了解。但一方面随着自然学科的兴起，另一方面随着把训练孩子们赚钱和动手能力作为第一要务的“实用”学校大量出现，中学和大学中的古典教育在“一战”前那两代人中间开始出现了滑坡，这种情况在美国尤其严重。此外，古典课程糟糕的教学方式也难辞其咎，作者在书中列举了一些实例，比如威廉·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描绘1866年他在一所加拿大学校所接受的古典教育时说：“老师的唯一目标就是填鸭，他们塞给我们的不是古典作品而是句法和韵律……于是我们恨透了色诺芬和他的一万名远征军，荷马令我们讨厌，李维和西塞罗对我们来说只是名字和作业……数以千计的人和我有过类似经历，不过我记得，我们当时对优秀作品还是如饥似渴的……在迷雾中攀登帕尔纳索斯山真是悲剧！”被败坏了胃口的奥斯勒后来投身科学，成为著名的医生。科学方法和知识的扩张还导致了古典研究的碎片化。大部分学者更喜欢小范围地研究单个作家，或者单个作家的某些方面，或者社会和文学史的某个狭窄领域，或者晦涩、非主流和无人探索过的话题。论文就像一块块砖，被全无目的地制造和倾倒出来，仿佛只是为了盖满每一寸地面。
在《古典传统》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作者试图改变上述弊端的努力。海厄特不是填鸭式的老师，而是作为向导，带领读者从黑暗时代启程，沿途领略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景致，沐浴了巴洛克和革命时代的风光，直至进入我们的世界。作者较少使用说教，而是以文本材料和人物经历为评论基础，但与其说他是文学史家或批评家，不如说他的风格更像人文学者，时常可见其对文学作品道德意义的评价，就像他在结语中所言：“人的真正职责并非罔顾需求地扩张权力和积累财富，而是丰富和享受他唯一不朽的财富：灵魂。”
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作者也考虑到读者中可能有专业的研究者，于是为他们准备了详尽的注释和参考书目，比如对《贝奥武甫》的一条注释横跨3页。出于强调古典与俗语传统的结合以及通俗性的考虑，作者在正文中对材料做了取舍剪裁，造成厚此薄彼，这些参考书目多少弥补了遗憾。
虽然本书出版于1949年，2015年推出了哈罗德·布鲁姆作序的新版，可见它并未过时。当年海厄特的初衷是用本书推动人文教育，今天这个目标仍有意义。古典文化不仅为后世文学提供了高度发达的风格技巧，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人文主义成了反抗狭隘和暴力、支持学术和科学思想的基石。意大利诗人德·波西斯（Lauro de Bosis）不仅创作了悲剧《伊卡洛斯》，更以这位古典神话人物的方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献出了生命。我们通过科学和工业变得强大，而如果想要让这种力量物尽其用，利用它为我们赢得长久的福祉，并为人类的发展做出某些永恒的贡献，唯一的办法就是理解和传播一整套崇高的精神理想。其中一部分正在由我们自己创造，有许多来自基督教，还有许多则源于希腊—罗马文明的无价遗产，特别是艺术、哲学和文学领域。
（王晨，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译作有《黑死病》、《骑士之爱与游吟诗人》、《论欧洲》、《拷问法国大革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