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文迪什死于孤独症被人类发现之前130年。但他的传记显示，这应该是一位孤独症患者。同样，交流电的发现者尼科拉·特斯拉也是如此，他必须准确数出餐桌上咖啡杯的数量，否则坐在餐桌前会感到浑身不自在。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之一英国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预测了“反物质”的存在，由于不时冷落妻子，他面临着婚姻关系紧张的问题。于是，他建造了一个试算表，可以向其中输入妻子的疑问，以确保自己回答得体，这种交流方式对狄拉克一家效果特别好。
为此，此书的作者史蒂夫·西尔伯曼（Steve Silberman）提出了一个论点：孤独症一直都在我们中间，其特征定义了人类无数潜能中的一种。他问，阿斯伯格综合征真的是精神疾病吗，还是只是一种极端的性格？他提醒一些人，有时候人们承受痛苦，只是因为他们在数量上占少数。西尔伯曼是位同性恋，以往同性恋也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疾病，需要治疗，后来人们不再这样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同性恋婚姻，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孤独症，非得把他们转化成‘正常人’呢？”
我自己最喜欢的关于孤独症的故事是一部叫《玛丽和马克思》（Mary and Max）的电影，这是一部澳大利亚陶土动画片，人对孤独症患者的刻画非常真实。
影片讲述了一个抑郁的9岁小姑娘和一个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44岁男子20年间的友情。澳大利亚小姑娘玛丽的母亲酗酒而且偷窃，父亲是一名流水线工人，性格极为沉闷，唯一的爱好是在仓库里摆弄鸟的标本，玛丽额头有一块胎记，经常被伙伴们嘲笑欺负，这样的环境导致她的性格极为孤僻，极其渴望有一个和她兴趣相投的朋友。
马克思是一个生活在纽约的犹太人，从小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无法和正常人交流，看不懂别人的表情也无法拥有自己的表情，小时候身上会挂着一个画有表情的小本子，他人生的第一大愿望也是拥有朋友。
有天，玛丽查找电话本黄页写了一封信，收信人正是马克思，两个毫无交集的陌生人开始了长达20年的笔友经历，互相帮助彼此解决各自的问题。马克思帮玛丽解决被男生欺负和脸上的胎记，解答小孩是如何出生的。玛丽帮马克思解决如何减肥，回答马克思诸如人为什么乱扔垃圾这样的问题。玛丽每次天真的提问总会触发马克思的精神焦虑症，他站在墙角的凳子上发抖、流汗、暴食……
上大学后，玛丽致力于研究马克思精神病问题，并出版了一本研究马克思的书，马克思在焦虑和愤怒中断绝了和玛丽的联系。影片的最后，玛丽背着宝宝不远千里来到纽约探望马克思，才发现他已经坐在沙发上安详地去世了，脖子上挂着辨识表情的小册子。玛丽环视屋子，看到这20年来她写的信被仔细熨平，整齐地贴满了整个天花板……
马克思在给玛丽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玛丽，我得告诉你些事情，解释我为什么不写信给你。每次收到你的信，我总感到很焦虑。前不久，我去精神病救助中心，他们诊断出我患了新的阿斯伯格综合征。那是一种神经不稳定性疾病，我宁愿简称为：阿斯皮。
伯纳德医生说我大脑有缺陷，但总有一天能治好。我真不喜欢他这么说。我不觉得自己残疾，不觉得自己有缺陷，不觉得自己要治疗。我喜欢做个阿斯皮，就像不喜欢改变眼睛颜色一样。然而，有件事我倒是想改变。我希望我能在适当的时候哭出来。我挤呀挤呀……但什么都没有。切洋葱时才哭，但这不算。
我原谅你是因为你不是完人，我也不是，人无完人。即便是那些在我门外乱扔杂物的人。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想变成任何一个人，除了我自己。伯纳德医生说，如果我在一个孤岛上，那么我就要适应一个人生活，只有我和椰子。他说我必须要接受我自己，包括我的缺点。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缺点，它们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必须适应它们。然而，我们能选择我们的朋友。我很高兴选择了你。
我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采访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杜亚松的时候，问他：“孤独症患者有一天能否变得正常？”他反问道：“什么叫作正常？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是正常的？谁没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这样那样的缺陷？”
想一想，这个世界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