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过往的那种“迷人的乱世”常常抱有一种浪漫化的想象，但如果真能穿越回过去，绝大多数人只怕很快就宁愿逃回现代社会。别的不说，在那些年代，暴力和死亡是生活中的家常便饭——就算你喜欢惊险刺激，毕竟也不必冒着生命危险去体会吧。
的确，现代社会与过往时代相比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暴力的衰落，虽然媒体报道中充斥着各种暴力冲突的坏消息，但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年代。这不仅是说集体暴力的减少（至少在朝鲜战争以后，大国之间几乎未再爆发武装冲突），还伴随着社会生活中包括谋杀、虐待、家暴、强奸、抢劫、斗殴等各种暴力活动的衰落。虽然每个国族都宣称自己热爱和平，但“和平”却并非那么理所当然，亨利·梅因爵士在一个半世纪前就说过：“战争看起来同人类一样古老，而和平是一个现代的发明。”显然，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比自己的祖先变得更善良了。这个现象需要一个解释。
斯蒂芬·平克给出的回答是：这是一系列趋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他所说的“平靖过程”、文明的进程、人道主义革命、“二战”后的长期和平、武装冲突越来越节制的“新和平”，以及战后的“权利革命”。除了这些历史进程中推动的变化之外，他着重分析了导致暴力的五种心理系统（捕食或工具性暴力、支配欲、复仇心、虐待狂、意识形态），认为这些都已在当代得到控制或反思，因为“暴力行为的下降，与对暴力的容忍和颂扬的减少并行一致，人们态度的变化通常起着先导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他其实是把暴力衰落的历史看作一场人性自身内部善恶决战的结果。最后，在这一心灵史乐观的线性进化顶点，“我们本性中善良的天使”，引导我们走向合作与和平。
不难看出，在他的理解中，人们之所以放弃暴力，说到底是因为种种因素最初影响到了人的心理，使他们从内心深处觉得暴力可耻、残忍、荒谬、不可取、得不偿失或无利可图。他看来假定了人性（至少主要）是善良的，因而只要自身的认识发生变化，就会通过理性计算和自我思考走向更可取的生活形态。因此，他十分关注那种绵延数世纪的社会、文化与心理的变迁，但对国家政治并无好感，然而在我看来，这可能正是他遗漏的关键因素。
他所提到的那些因素无疑都是对的，但至少在近现代时期，社会生活中的暴力之所以大幅度衰退，那与其说是我们“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被激发了出来，倒不如说是“人性中的邪恶天使”被禁止了——虽说谈不上相信“人性本恶”，但我宁可对其中恶的一面保持警惕。一个不可忽视的强大因素是：社会中个体暴力的减少，正是因为暴力被国家所垄断了。在早熟的中国政治中，商鞅变法时就立法禁民私斗，以达到“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目的。近代以来的欧洲绝对主义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复制了这一过程：一方面国家建立起一支坚决的警察力量，全面禁止个人决斗等社会风气并打击抢劫、谋杀、斗殴等破坏性社会暴力活动;另一方面又正由于国家垄断了暴力，在意识形态和爱国主义的驱动下，国家间的集体暴力又推向新的高峰。与斯蒂芬·平克所描绘的那种线性进化的乐观主义不同，在我看来其中包含着相互矛盾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