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力量和法律的外在约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暴力本身往往是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结果。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战乱时期之所以暴力泛滥，通常正是由于国家失去了对暴力的垄断，执法力量和社会秩序都荡然无存，释放出巨大的破坏性，人人各自为战，朝不保夕。说到底，国家间战争之所以经久不衰，原因也在于国际秩序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理论上，国家本身就是最高权力主体，没有其他实体能凌驾于其主权之上，这也是“二战”后为何要建立联合国这一组织的目的。但联合国本身却并没有“执法力量”，最多只能通过决议案来进行政治劝诫，试想想，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警察，每个人都觉得可以任凭自己的想法行事，而杀人犯法后最后被不痛不痒地劝告几句，那是什么景象？——国际政治一贯以来正是如此。
这样说来，就有点悖论的味道：暴力的减少，竟有赖于某种以暴力威慑的更高力量存在。所谓“严刑峻法”不一定总是对的（至少许多国家已废除死刑），但它的确会增加犯罪成本，使铤而走险的暴力看起来无利可图;即便就战争这种典型的集体暴力而言，一如《暴力的衰落》一书所分析的，在如今也已显得不再是可取的政治手段，因为它的代价太大，以至于“那些想要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不管出于什么理由，现在被视为罪人、狂人或疯子，而不是理想主义者、英雄或救世主”。
说实话，我们很难设想，如果不是国家立法严厉禁止和打击，仅靠社会舆论嘲讽，像决斗这样的风俗能迅速走向衰败。社会变迁往往是相当缓慢的，但一旦形成后则会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加迪斯曾注意到，由于“二战”的残酷斗争和斯大林的统治，苏联人民“是在一种现代史上少有的残忍的文化中长大的。本身受到残忍对待的他们，许多人都不会觉得残忍对待他人有什么不对”。在许多文化中，暴力甚至是一种男性气概的表现，涉及荣誉，像“二战”后也门南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部落社会中，成年男子相互射击几乎是一项全民性体育运动。暴力本身也存在某种“破窗效应”，这意味着要减少暴力，必须改造、整顿整个社会秩序，或维持住某个和平局面，而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那或许首先意味着建立国家秩序。
在当下，暴力最为严重的社会，往往正是那些尚未完成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它们共享某些特征：国家无法依靠警察力量来控制社会自发的暴力行为;暴力作为荣誉或获利的工具，仍有较高的回报，有时甚至是唯一有效的手段，因为缺乏法律与公正;社会年龄结构相当年轻，人均可预期寿命不长，而年轻人比例较高的社会往往更趋于暴力，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则和平得多，这并非偶然。从某种程度上说，“暴力的减少”与其说是一个世界性趋势，倒不如说是在欧美日等发达地区发生的地方性现象。
当下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所谓“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非政府组织）都是社会力量的体现，并进一步激发着社会活力。但毫无疑问，像黑社会、“基地”组织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则挑战、瓦解甚至接管了一部分国家权力，如果在国家权力崩溃的环境中则更是如此，它们不仅打破了国家对暴力的垄断，还会进一步加剧暴力泛滥的无政府状态。这些社会往往被称为“失败国家”，但它们其实只是未完成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与其说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开启了和平进程，不如说它是现代国家所开启的和平进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