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听说你和李安有很深的交往，他在拍《卧虎藏龙》时，你的《侠隐》已经出版，他有没有和你讨论过关于江湖或者武侠的话题？
张北海：我和李安认识很久了。那时候，我搞电影的朋友告诉我，纽约大学电影专业里有一个学生的毕业作品值得一看，我当时看过很多学生的电影，一般都是5分钟、10分钟，超过15分钟已经让人惊讶，李安的电影40分钟，而且感觉很好。我当时就想，大学刚毕业就能拍出这么个东西来，这小子可以在美国混了。
他最早找我，是让我看看他的剧本，当时他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虽然还没有得奖，但也已经拍了《推手》、《喜宴》、《饮食男女》和一两个外国电影。可我从来不碰电影。在还没有拍《卧虎藏龙》之前，他就跟我谈过，光是“江湖”这个概念就很难和外国人讲清楚，问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说，不管是英文还是法文，就用江湖的拼音来代替。因为实在没有恰当的词语可以表示江湖。就像是“禅”，虽然英文没有这个字，但是慢慢地人们就会理解它的概念。
三联生活周刊：用拼音表示江湖之后怎么用电影解释它？
张北海：没办法解释，电影也解释不了。
三联生活周刊：李安最终呈现的《卧虎藏龙》，和你的《侠隐》在武侠的概念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你似乎更倾向于现实。
张北海：我认为中国的武侠世界，没有悬的功夫，也不会在竹林上空飞。王度卢的小说里也没有那些，所谓飞檐走壁只是作者的形容词，是说身体矫健而已，结果电影一开始就是真的飞檐走壁。
三联生活周刊：你希望回到比较传统的武侠小说的写作上？
张北海：是。中国20世纪30至50年代，传统的武侠小说。那个时候唯一写武侠又会武功的郑证因，从来不说自己写的是武侠小说，而是武侠技击小说，打就是真正的打。
三联生活周刊：与《侠隐》同一年出版的《城邦暴力团》也是这样的路子，你们两部作品在当时为台湾武侠小说打开了一个新的格局，你和张大春此前通过气吗？
张北海：我和张大春认识很久了，他第一次到纽约还是住在我家里。但是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彼此在写什么。巧的是，我们的书后来还同时做了新书发布会。他的这部作品有4册，里面也完全没有虚无缥缈的玩意儿，有一点儿神的，比如一个人可以从四层楼高的地方跳下去，但说是练了那套功夫确实可以做到，也算说得过去。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你们的小说之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张北海：我和他写小说最大的差别是，他是有话要说，有那个表达的包袱，我只是要讲个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不碰电影？
张北海：我认识很多搞电影的朋友，我的侄女也是，所以我知道电影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要靠巨大的投资才能变成一个艺术形式。它不像我写东西，就算在我的书架上摆上50年，等我死后有人发现了还是可以发表。可电影不是，只有在银幕上放映了它才存在，否则不存在，光是一个剧本，不算是完整的创作类别。拍电影，这里面就要涉及演员、摄影等等，是很麻烦的事，再加上现在每个人的自尊心都很大强，非常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