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破碎地带”面临安全冗余的流失，在全球层面则担心被新秩序彻底抛弃，双重压力促使俄罗斯领导人日益恢复其历史上的“预防性攻势”，试图重新建立对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长期影响。90年代中期，以亲美著称的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即宣称：“在失去了意识形态的纽带之后，俄罗斯所能仰仗的只有地理政治。”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几次大规模对外用兵，无不是基于地理考量：2008年在南奥塞梯动武既是为了警告格鲁吉亚当局不得单方面改变高加索领土现状，也是暗示经历了“颜色革命”的第比利斯依然难逃俄罗斯的政治监护。2004至2014年与乌克兰关系的周期性恶化乃至最终支持克里米亚和东乌两州独立，同样是出于类似的考虑。在中亚，莫斯科同样提出了建立“欧亚联盟”的设想，以强化和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的关系。地理攻势自此全面复兴。
普京的抉择
在苏联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莫斯科奉行进攻性的意识形态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相结合的战略。在后斯大林时代，这种战略进一步演化为“交易外交”，每一回合的外交让步都须以相应的安全和经济补偿作为回报。在两极格局中，类似的操作并无太大困难。甚至到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还认定变革政治体制可以成为换取经济报偿的手段，“民主化”可以像勃列日涅夫的“缓和”政策一样充当交易筹码。
然而这种幻想在1992～1998年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遭遇了沉重打击。出于对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信赖和尽快引入市场机制的考虑，俄罗斯改革者最终采用了激进的“休克疗法”来推动转轨。但过度倚重原料工业和军工产业、缺乏日用消费品生产和新兴电子工业的国民经济在转轨后水土不服，未能实现增加财政收入的预期目标;西方七国集团也并未按照改革开始前的承诺，向俄罗斯提供足够数额的美元来稳定币值。经济转轨的前7年，俄罗斯GDP累计缩水40%以上，1998年的人均收入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4%，一切代价皆由莫斯科独自承担。而同期进入俄国市场的外资总量仅为对波罗的海三国和东欧国家投资量的1/4，待遇差别显而易见。
甚至连在私有化过程中获利最大的七大寡头，对华盛顿也全无好感。1996年达沃斯论坛年会上，俄罗斯寡头和改革派人士目睹欧美政治家竞相取悦有望赢得大选的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屈辱感极为强烈。嗣后寡头集团倾全力协助叶利钦赢下大选，除去担心俄共胜出后会终止私有化进程外，也是由于对来自外界的帮助已经丧失信心。而在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俄罗斯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纾困贷款的利用上分歧巨大，不仅导致卢布崩盘，而且使刚刚恢复增长的国民经济再度遭受重创。此后叶利钦在经济和外交领域日益趋向“去西方化”，原因盖在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