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试图将相对论应用在其他领域的企图，都令人失望地失败了。1921年，英国政治家理查德·伯登·霍尔丹勋爵出版了一本名为《相对论的统治》的书，试图用爱因斯坦的理论来支持他个人的政治观点。他写道：“爱因斯坦关于空间时间测量的相对性原理不应孤立思考。倘若我们思考它的意义，就可以在其他自然领域和一般知识领域找到它的对应。”霍尔丹勋爵告诉坎特伯雷大主教，相对论可能会对神学产生深刻的影响。大主教立即着手研究这一理论，但收效不大。他抱怨，霍尔丹的解说和相关的报纸文章，只能让他更糊涂。在霍尔丹的劝说下，爱因斯坦1921年来到英国。霍尔丹为爱因斯坦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召集了英国知识界的各路精英，出席的人有文学家萧伯纳、天文学家爱丁顿、科学泰斗汤姆森、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等人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根据霍尔丹的安排，大主教与爱因斯坦坐在一起，以便直接向他发问。大主教问爱因斯坦：相对论会对宗教产生什么影响？爱因斯坦回答：“没有影响。相对论是纯科学的东西，它与宗教无关。”
然而，爱因斯坦的理论与20世纪初在现代主义的背景下涌现出的各种思想感情有着更复杂的关联。20世纪初，通过打破已有的限制和真理观，现代主义应运而生。毕加索、马蒂斯、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乔伊斯、艾略特、普鲁斯特、佳吉列夫、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等一大批打破古典思维羁绊的开拓者涌现出来，曾经规定着经典物理学、音乐和艺术的机械秩序和牛顿定律已经不再生效。在英国科学史学家阿瑟·米勒所著的《爱因斯坦·毕加索：空间、时间和动人心魄之美》一书中，他探讨了爱因斯坦1905年狭义相对论和毕加索1907年的现代派杰作《阿维尼翁的少女》的共同源泉。米勒说，这两个人均以自己的方式觉察到各自领域的某些陈规出了问题，他们都对同时性、空间、时间，特别是庞加莱的著作非常感兴趣。艺术家则歌颂“从时间的秩序中解放出来”这样的观念。1922年，也就是爱因斯坦获诺贝尔奖的那一年，是现代主义革命的一个顶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艾略特的《荒原》在这一年出版。那年5月，为庆祝斯特拉文斯基的《狐狸》首演，在巴黎举行了一场午夜晚宴，斯特拉文斯基、佳吉列夫、毕加索都出席了，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也在。（1921年，普鲁斯特在给一个物理学家朋友写信时说：“我多想和你谈谈爱因斯坦啊。我不懂代数，他的理论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但我们在扭曲时间方面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正在摧毁19世纪文学的确定性，就像爱因斯坦使物理学发生革命那样”。
事实上，爱因斯坦曾努力地去化解那些过度的兴奋和极端的关注。一位艺术史学家曾经呈递给爱因斯坦一篇名为《立体主义与相对论》的论文手稿，论述了相对论与艺术的关系。例如，在这两个领域中，“人们关注关系，允许几种观点同时存在”。爱因斯坦解释说，物理学相对论和庸俗相对论之间的差别非常简明。他写了这样一段话：“（在您的论文中）相对论的本质被错误地理解了。我承认这种错误在于将相对论通俗化的尝试。对一个既定事实状态的描述，人们几乎总是仅仅使用一个坐标系。相对论仅仅说明，普遍规律是，它们的形式不依赖于坐标系的选择。……这种新的‘艺术语言’与相对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爱因斯坦清楚地知道自己太过出名。他曾告诉朋友，“盛名之下，我变得越来越愚蠢了”。但他又认为，社会对他这类人的认可，“在这个物欲主义的时代。那些在思想和道德领域孜孜以求的人居然被看作英雄”，也是令人欣慰的。
无论误解与否，也无论是否是对相对论的庸俗化解读，爱因斯坦的著作都找到了通往20世纪文化史的途径。罗伯特·弗罗斯特、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埃兹拉·庞德、T.S.艾略特，以及托马斯·曼和赫尔曼·布洛赫，都曾在作品中直接引用了爱因斯坦或他的物理学。让-保罗·萨特评价道：“相对论完全适用于虚构的世界。”在劳伦斯·杜雷尔的小说《巴尔萨泽》中，主人公宣布：“相对论对抽象绘画、无调性音乐和无形式文学负有直接责任。”虽然，其实，相对论对其中任何一项都没有直接责任，它与现代主义更多是神秘地相互作用。劳伦斯·达雷尔的系列娱乐小说《亚历山大四部曲》试图用时空的性质来决定结构。作者在前言中写道：“现代文学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统一，于是我转向科学，试图完成一部四个层面的小说，其形式以相对论观点为基础。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共同成为一个连续统一体的秘诀。”在科学史学家、爱因斯坦研究的重量级人物杰拉尔德·霍尔顿看来，把爱因斯坦的科学基本概念成功嫁接到作家想象中的例子，是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当仍然默默无闻的福克纳，跪在地板上，在他用独轮车改装的桌子上写作时，他读到的20世纪20年代的报纸、期刊以及通俗读物中有关相对论的概念——空间旅行的钟慢效应、认识绝对时空之无意义的必要性、新近否认经典因果关系的量子物理学的文章，都令他兴奋不已。正如霍尔顿所说，一位真正的诗人、小说家或艺术家，“并不是去严格地分析其中的科学内容，而是超越了它们”，“引入这些因素的目的，是要创造一种新的融合”。在20世纪20年代，那个广义相对论诞生后的世界，那些掌握了当时一整套主题和隐喻趋势的、具有创造精神的心灵之间，产生了相互的共鸣。哲学家乔斯·奥尔特加·加塞特在他的文章《爱因斯坦理论的历史意义》中这样写道：并不是理论的胜利迫使人们接受它，从而影响人类的精神，而是相反，“人类的精神已经主动地按照某种方式发展了。因此，相对论的产生和成功才成为可能”。
爱因斯坦的盛名，让人想到他的同事普朗克在1900年提出的量子论。1875年，普朗克关于量子理论的学位论文代表了新物理学的第一项公开突破。在德国和国际上，他享有巨大的声望。但多年里，他想要让他敬仰的资深物理学家了解、回应甚至只是阅读他的著作，却徒劳无功。在普朗克的晚年自传中，人们看到，与他的盛名相悖的，是他的孤立感、被误解感和几乎近于失败的感觉。在他自己看来，他揭示的正是确定性和绝对性。在一个由现代媒体塑造的世界中，重大知识革命的通俗化概念，很快就渗透到广大的公众之中，虽然很多时候，这些概念只是在存在上而非知识上被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晚期，“相对论”已成为欧洲娱乐餐厅里的笑话主题。虽然爱因斯坦的理论对绝大多数外行人来说都是无法了解的，但他却成为继达尔文之后，其姓名和形象广为世界各地受过教育的外行群众所熟悉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