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爱因斯坦获得1921年诺贝尔奖的消息公布。那时，他已经是个家喻户晓的科学超级偶像。这是一个期待了很久、显得有点姗姗来迟的诺贝尔奖。自狭义相对论诞生，爱因斯坦就曾多次被提名，但一直没有在瑞典委员会通过。为什么过了那么久，爱因斯坦才最终获诺奖？为什么诺奖颁奖辞中说，是因为他“发现了光电效应定律”而获奖，而不是广为人知的相对论？这是因为，根据诺贝尔的遗愿，诺奖应该奖励那些“最重要的发现或发明”。瑞典委员会感到，这两项要求相对论都不符合。委员会的报告曾说：“在人们可以接受这一原理，特别是授予诺贝尔奖之前”，相对论“有待于获得更多的实验数据”。从1910到1922年，爱因斯坦虽然因相对论而多次被提名，但当时的诺奖委员会对纯理论家很警惕。委员会的五位成员中，有三位是来自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实验家，都因在完善实验测量技巧方面的贡献而出名，有着强烈的实验偏好。他们认为，爱因斯坦的工作是纯理论的，缺乏实验基础。尽管得到洛伦兹、奥斯特瓦尔德、玻尔和普朗克这些人的支持，但在许多批评者看来，爱因斯坦一跃成为世界最著名的超级明星，是他善于自我推销的结果，恰恰证明他不配获诺贝尔奖。
那时候，对爱因斯坦最猛烈的攻击，来自反犹主义者和反相对论科学家格尔克和勒纳德。他们批评广义相对论实际上不是基于实验和具体发现的物理学，而是充满哲学臆想。就连一位受诺奖委员会委托调查相对论的德高望重的瑞典教授也公开说，诺贝尔奖不应授予这样一个高度思辨的理论，它虽然现在引发了公众狂热，但很快就会消退。面对科学界的分歧和热烈的舆论，最后，几乎是为了避免搞不好就无法收场的局面，诺奖委员会避开了相对论，而因“发现光电效应定律”授予了爱因斯坦诺贝尔奖。授奖辞的每个字都经过了认真的斟酌推敲。它并未提及相对论，也不是因为爱因斯坦的光量子理论而授奖，而是因为一条定律的发现，这条定律已经被实验所证实，并特意强调，该奖的颁发“没有考虑相对论和引力场论在将来获得证实之后将拥有的价值”。诺奖委员会主席阿雷尼乌斯精心策划了正式陈述。他说：“也许没有哪一位在世的物理学家能够像爱因斯坦那样出名。大多数讨论都集中在他的相对论。”然后，他带着近乎轻蔑的口气说：“它本质上属于认识论，因此一直是哲学圈里争论的热门话题。”
与诺贝尔奖的艰难决策过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爱因斯坦如日中天的国际知名度。如果说科学圈还在为他的理论缺乏实验基础和证明而争论，他却已很快成为一位大众和媒体关注的超级明星和世界级偶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广播电视的发明，“名人时代”应运而至。而更为让人疑惑的是，大众理解相对论的水平和他们拥抱相对论的热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真正理解广义相对论的人极少。曾有人找到为验证相对论而进行了日食观测的爱丁顿，告诉他，世界上只有三个科学家能够理解广义相对论，他就是其中一位。他缄口不言。对方说：“别那么谦虚嘛，爱丁顿！”他回答：“恰恰相反，我正在想第三个人是谁呢。”1919年的那次日食观测后，《纽约时报》用了一个臆想的大标题来报道相对论：《只有12个人能够理解的理论》。对相对论的严肃讨论，一直局限在规模很小的物理精英圈内。与高深莫测的理论同样让人费解的是，爱因斯坦为什么会在相对论还未得到更多实证证明的时代，便强烈地吸引着公众，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在一次次备受关注的世界之旅中，爱因斯坦慢慢学会了自如回答媒体狂轰滥炸的无聊问题，学会了“以廉价的笑话”回答记者“异常空洞的提问”，并“博得满堂彩”。他诚实地说，他认为，连基本不关心科学的人都对自己如此感兴趣，“似乎与心理病理学有关”。对他的偶像狂热甚至已经席卷了亚洲。1922年至1923年，他曾经有过一次亚洲之旅。在新加坡、在日本，人们都把他当作名人对待。在日本，他的日本出版商和主办方为其系列演讲支付给他2000英镑，近2500位听众买票出席了第一场在东京的演讲，一共持续了4个小时，更多的人则聚集在皇宫等待他到那里觐见天皇和皇后。一天黎明时分，他站在旅馆的阳台上，耳边传来1000人的欢呼声——他们已经在外面守了一夜，希望能够见到他。爱因斯坦对他的妻子爱尔莎说：“没有哪个活着的人配得上这种待遇。我担心我们是骗子，最后会坐牢的。”驻日本的德国大使甚至这样尖锐地评论：“这位名人的整个旅行已经俨然成为一场商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