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一切的背后，还隐伏着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两大体系的相互冲突。表面上的宽容自由背后，隐藏着众多潜规则与偏见。光是不吃猪肉不喝酒，就令许多穆斯林难民被排斥在作为澳大利亚重要社交方式的后院烧烤餐会之外。每日的五次礼拜常被解读为磨洋工，每年的斋月被看作不合情理、无谓降低生产力的过时习俗。一个十分荒谬的现象是，在实习的短短几个月中，我眼见那些刚获得难民身份时对宗教禁忌并不太放在心上的男孩子们，却因为在现实中的一步步受挫，转而求助于宗教，将自身感受到的隔离和冷遇合理化，并以一种日渐强势冒犯的态度主张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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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这些我认识的刚刚以难民身份登陆澳大利亚的少年人的遭遇，会与生活在巴黎郊区的Ismael Omar Mostefai有很多不同。但在巴黎遭遇恐怖袭击之后，人们最担心的，难道不正是这种不同很可能只是一种时态上的差异吗？
今年早些时候，与我同在一个城市、毕业于阿德莱德大学的Tareq Kamleh，因为出现在“伊斯兰国”招募广告中而成为全球关注焦点。这个同样是29岁、同为难民第二代的医生，其经历和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都如同Ismael Omar Mostefai的澳大利亚翻版，只不过，一个是以拿起AK-47疯狂扫射的最终形象定格在媒体视线中，而另一个，则在广为传播的视频里，一边温柔地将一个柔弱的早产儿抱入保温箱，一边真诚恳切地呼吁如今仍生活在西方社会中的兄弟姐妹，尽快前往“伊斯兰国”，帮助受苦受难的穆斯林同胞获得高质量的专业医疗服务。
阿德莱德是个小城市。根据媒体披露的资料，Tareq Kamleh从毕业后到2013年之前一直工作于城北的妇婴医院（Women‘s and Children’s Hospital）。在我实习期间，曾经几次陪着服务对象到那里做过检查，医生里不乏阿拉伯面孔，那里面可有他？我并不确定。但稍稍打听一下，便通过我认识的人找到了Tareq Kamleh的前同事。问及对他的印象，得到的答案与媒体上的描述十分接近：人帅，有小聪明，但做事有点儿好偷工减料，经常对漂亮的单亲妈妈女病人关怀备至，业余时间好吃好玩爱冲浪打猎，热衷美剧，喜欢赶时髦。
可是，在这些描述中，有多少是客观事实，有多少是基于个人偏见的主观评判，又有多少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诛心之论？在Tareq Kamleh的招募视频流传开来之后，今年6月，澳大利亚警方成功地从阿德莱德地方法院申请到了对他的拘捕令。一旦Tareq Kamleh进入澳大利亚，就可能面临长达25年的牢狱生涯。此外，他的行医执照也被澳大利亚医师委员会吊销。许多澳大利亚媒体进一步将Tareq Kamleh丑化为一个咸猪手、言行不一、因为虚荣好出风头而被人利用的花花公子。然而，没过多久，Tareq Kamleh就在脸书网站上贴出回应：从离开澳大利亚的那一刻起，他就没打算再回来过；这里的高收入和舒适生活同他追求的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高尚理想”相比根本不值得一提；他的道路并不孤单，至少有一名澳大利亚ICU医生在与他并肩战斗，还有更多和他一样的人为招募广告所感动，正在暗中实施加入“伊斯兰国”的计划……
读到这些信息，我联想起被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奉为正典的《撒母耳记》中的哈拿的故事：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叫毗尼拿的那个不得丈夫宠爱但却有儿有女，叫哈拿的虽然总能从丈夫那里得到双倍的物质待遇，但却因备感不公的毗尼拿的不断刺激而时常哭泣，食不下咽。面对哈拿真切的痛苦，以利加拿的回应是：“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而当不胜愁苦、不被理解的哈拿在神前无声祷告时，祭司以利却以为她是个喝醉了酒不守妇道的女人而加以谴责。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关于偏见的故事。偏见的存在，基于人自身的局限性，不以爱心和权威的存在而或减。但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经常反省自己的偏见，对所见的表象给予更有想象力、更具同情心的解释？
无论是医生Tareq Kamleh还是枪手Ismael Omar Mostefai，可以想象，未来会有更多关于他们的生活细节被发掘，也会有更多不同角度的解读。但一个潜在的巨大危险是，假如我们对自己的偏见不予警惕不加批判，贸然接受一个很可能是被妖魔化了的“恐怖分子”的范式形象，那么，结果很可能就是反而成了通过将他们塑造成英雄而吸引招募理想主义者走上暴力道路的恐怖主义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