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阶级消融”贯穿三集纪录片，是一个主题式的存在。围绕着这个主题，布莱格提出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思考题。
1911年，乔治五世的加冕典礼盛极一时，并引发了空前壮观的游行活动。繁盛的表面下，的确也是各个阶级对现状的满意。这种同心同德，正是被喻为“时代之声”的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所观察到的“著名的阶级系统彼时仍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首先打破这种稳定的，是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的阶级传统而言，是第一次庞大的漠视，在战壕、前线、死亡前，人人平等，而后，阵亡的战士又得以葬于同一个墓地。同时，国难也的确使人们忘却阶级之分，而是同舟共济一致对外。
“一战”后，如英国现代史学者彼得·轩尼诗（Peter Hennessy）教授所言：“阶级地貌的确发生过一些动摇和滑坡，只是并未深入根基。”特别是当战争结束，战士们回到工业社会后，旧的隔阂陈列如初。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唐顿庄园》中的格兰瑟姆伯爵退伍后，雇用了他战时的勤务兵贝茨的鲜明对比。
紧接着是“二战”。这种临时性的平等随着战争结束而结束，只不过，战后，一切也不复原来的样子。
平衡关系被打破后，随之而来的是各个阶层对未来的拷问，战后的英国社会何去何从，在所有不安面前，核心的疑问是：阶级差别是否从此要开始消解了？
早在1895年，师从赫胥黎（T.H. Huxley，达尔文的忠实门徒）的威尔斯（H.G.Wells）就在他著名的科幻小说《时间机器》（Time Machine）中提出了他对未来的构想：阶级会持续分化，甚至到野蛮的程度。小说描写的未来世界里，上下两个阶级，进化成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埃洛伊人（the Elois）和莫洛克人（the Morlocks）。前者柔弱精致，生活在地面，以瓜果为食；后者则强壮而残忍，终年生活在地下，以埃洛伊人为食。
有趣的是，包括威尔斯在内，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e）和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T.H.赫胥黎之孙），这些文学界的先知，所预见的未来都是一个阶级严重分化的社会。与之相对的则是政治家们鼓吹的“同一个大家庭”。但是纪录片从广阔的角度切入，来印证这百年前的言论，究竟哪一方称得上高瞻远瞩。
相应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崛起的工人阶级，坚守阵地并且志向高远希望更进一层的中产阶级，以及逐渐丧失话语权的贵族和上层阶级，三者之间，是否正在走向广场的中心，然后融为一体。
工人阶级向上
20年代，第一家百乐门（Palais Door）开张，穿着得体的工人阶级蜂拥而入，成为这一波舞蹈流行中的潮人。尽管舞厅各有不同，跳舞的确在战后成为上至贵族下至清洁工共同爱好的活动，布莱格在纪录片中评论，“这好比是不同阶级的强力胶”。除此之外，另一项风靡大众的活动要数电影。布莱格继续举例：“在那股电影热潮中，仅在我居住的工业城市博尔顿（Bolton）的切齐盖（Churchgate）就有47家影院。”电影，如同跳舞，都在最初出现时，成为各自时代中最受欢迎的全民活动，“这确实跨越了阶级”。
在这两股覆盖所有阶级的文化活动中，当然是以工人阶级为数最多，只不过贵族和上流社会看电影的方式是在今天看来也难以想象的“事先预约，而且会有经理出来迎接”，抛开这些不谈，“这也是文化平等的一种形式”。
另一个对旧秩序具有强大破坏性的，是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这支来自英国利物浦的摇滚乐队，吸引的不只是年轻人，还有中年人和中产阶级。在乐队压倒性的力量面前，“阶级属性显得没那么要紧”。但是按照出身中产的乐队经纪人布莱恩·艾普斯滕（Brian Epstein）的观点，披头士最初的形象不尽如人意。于是他着手去除了后者身上若干明显的工人阶级特征，比如机车服和牛仔裤，转而用阶级特征毫不显著的制服取而代之。不久后，约翰·列侬（John Lennon）开始抵触这种为中产阶级降服的倾向，而是被美国黑人蓝调音乐鼓舞，并将工人阶级的天才“猫王”（Elvis Presley）视作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