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和上流社会嬗变
布莱格在片中，对每一个阶级都提出了三个同样的问题：他们拥有什么、消费什么，以及制造什么。
如果追溯到100年前，贵族仍然拥有大部分的土地和庄园，可以随意挥霍，同时，他们是“实实在在地拥有文化”。同时，也为文化活动承担资助者的角色，比如供养芭蕾舞团。真正论及制造的东西，似乎并不多。
时至今日，当我们谈论上流社会时，我们谈论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不如上个世纪般显而易见。无论是着装、口音和教育背景，还是住房与头衔，这些有的早就在半个世纪前消解，有的，其实用钱就能换得。
因此涌入精英阶层的人们，首先要保证的一件事，就是金钱，大量的金钱。贵族古老文化象征，正在被金钱代替。而这些新贵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流行明星。当阶级与文化两者间产生你来我往的因果关系时，需要探讨的哲学问题是：究竟是谁创造了谁？在流行明星这个层面，不是阶级创造了文化，而是文化通过不同方式，创造了一个叫作“社会名流”的超级阶层。
但事实上，早在50年代，上流社会作家南希·米德福德（Nancy Mitford）就提出了著名的“上流社会和非上流社会”（U and Non-U）的概念，将两者之间的区别在细节上逐一提示，小至称呼信纸为“notepaper”还是“writing paper”，或者喝茶时先倒或后倒牛奶，上流社会自有其固定格式。这位当年名噪一时的米德福德六姐妹之一，正是成长于显赫的贵族家庭，而后又因承担不起庄园生活而举家搬至小型宅邸。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位势利而崇尚自由的贵族长女，正是《唐顿庄园》中玛丽小姐（Lady Mary）的无数原型之一。
而这种诸如“写信时如何称呼对方”的微弱阶级差异，反而令许多人产生了奇妙的迷恋。今天的人们显然对此怀有好奇与兴趣，否则，又如何解释《唐顿庄园》的风靡。
最终，很难说得清，过去100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上层阶级并未走向穷途末路，一直存在的同时，如今还加入了新生的超级阶层，这部分人组成了“经济意味上的上流社会”。
而这两者中间的中产阶级，则在不断壮大。是他们组成了人口当中的大多数。从艺术节到美术馆和戏院，再到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介，中产无处不在，并且拥有在这些文化领域发布指令的空前欲望。至于工人阶级，文化品味多样，他们组成了新的全民知识分子，看上去，他们的文化地位正在上升。
就像布莱格称自己为“阶级混血儿”，而《唐顿庄园》展示的，也仅是“阶级互相走近一步”式变化的横切面，阶级之间或许有可以握手言和的一天，却没有完全消解的时候。
历史学者彼得·轩尼诗所举的新闻报道的例子，有种令人恍然大悟的效果——当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崭露头角，初次成名，他的出身和学历等背景，往往会被庄而重之地作为背景材料，在报道里面一览无余，而一旦成功轨迹展现了由下至上的惊人曲线，那么，这一段更是会成为报道重点，因为这正是能够引起读者兴趣的地方。最后，他总结道：“这便是阶级的根深蒂固之处，它永无休止，无法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