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在法国社会中消解“他者”，但事实上，它却让“他者”的身份更加鲜明了。在就学校取消穆斯林饮食事件接受英国《卫报》记者采访时，法国护士阿伊莎·塔巴希说起儿子和反对此举的家长协会一起挨家挨户请愿。在这个母亲看来：“他本不用去担心这些。学校就是一起学习生活的地方，和这些无关。现在我9岁的儿子开始问：‘我为什么与众不同？’”
在巴黎19区，布巴克·阿尔哈基姆的成长与家庭环境密不可分。他从小跟随寡母长在19区的筒子楼里。他的母亲为了保留面纱而辞去了工作，只依靠社保福利生活。因为同样的理由，在对宗教虔诚的信仰之下，母亲要求几个孩子停止了在法国免费公立学校的学习。顺理成章，“巴黎19区和伊拉克费卢杰的联系纽带”法里德·本耶图成了他们的精神导师。
“没有其他地方像法国世俗主义一样宣称人们必须吃一样的、穿一样的、喝一样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宗教和国际关系历史学家瓦伦蒂娜·祖贝尔（Valentine Zuber）说，当世俗主义原则脱轨，它就反过来成为法国社会融合的障碍。
缺位
法国历史学家贾斯汀·韦瑟和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乔纳森·劳伦斯曾在他们合著的《溶解伊斯兰》一书中大胆预言：法国的穆斯林移民最终也会从“在法国的穆斯林”转变成“法国穆斯林”。这一身份转化显然含有一个必要条件：法国的穆斯林社会必须完成现代化的过程。这个乐观的估计忽略了一个事实：在全世界范围内，穆斯林社会的现代化都面临着巨大困难。当代伊斯兰国家的世俗化都是依靠威权主义强人政治来推动的。但是在法国，1905年《关于宗教与国家分离的法案》第一条规定了国家世俗化原则：“共和国不会认可、财政支持或者补贴任何宗教。”这客观上为将伊斯兰教纳入法国共和制度制造了障碍。而在全球伊斯兰世界的复杂格局下，这种国家政权的长期缺位变得格外危险。
由于历史的原因，法国穆斯林社团基本上是依照国籍组织起来的。第一代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移民都经历了残酷的独立战争。每个家庭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在持续七年的战争中遭到法军的摧残。他们不仅认为自己是阿尔及利亚穆斯林，而且确信伊斯兰教在他们民族的历史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初到法国时，他们仅以谋生为目标，并没有追求获得法国国籍，相反他们将这样的目标视为对祖国反对殖民统治事业的背叛。而当他们聚集在巴黎时，并没有人告诉他们如何处理自己与法国的关系。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法国政府通常把巴黎大清真寺作为例行对话的对象。可是它并不真正属于法国。巴黎大清真寺最初与摩洛哥关系密切。1962年后根据法阿两国协议，阿尔及利亚政府取得了对该寺的主导权，为其提供资助，并任命阿訇。
在独立后领导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一直在采取“去法国化”的政策。他们纪念为独立事业献身的“150万烈士”（实际上死难者人数更接近30万），加深阿裔移民对那段历史的群体意识。如同整个伊斯兰世界呈现的趋势，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势力不断膨胀。极端组织“伊斯兰拯救阵线”使负责分发财务和提供救助的清真寺成为整个社会运转的中心，并在1990年的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了市政选举的胜利，1991年又在第一轮议会选举获胜。那个时代，居住在法国的每一个阿尔及利亚移民都有亲戚或者家庭成员投票支持过“伊拯”。当时“伊拯”中最激进的萨拉菲派持有这样的观点：可憎的法国殖民主义所遗留的各种“毒药”中，有两种最为可怕：一是政教分离，二是民主制度。
伊斯兰世界发生的变化与法国国内掀起的“头巾危机”迎头相撞时，法国精神并没有胜利。1996年，本·拉登首先向世界穆斯林发起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圣战”号召。在法国穆斯林居住区，建筑物墙壁上的涂鸦将本·拉登奉为捍卫伊斯兰世界尊严的英雄，甚至公立中学校园内也出现了这类涂鸦和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