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资金困境相比，欧洲反恐更大问题则在于“人心”的争取，即与宗教极端思想的斗争。反恐智库奎利姆基金会总经理拉菲克曾表示，对于反恐必须做出两种反应。一方面，“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措施来防止袭击——包括干预、逮捕、对犯罪分子采取强硬措施”；另一方面，“长期来看，要想赢得这场战斗，必须与极端主义思想做斗争，这才是长期的战略”。
解决“人心”问题，铲除宗教极端思想，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社会工程。
欧洲面临日益上升的恐怖主义威胁并非偶然。它是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对外政策多重矛盾相互交织，并长期发展和发酵的结果。债务危机引发经济低迷，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排斥问题日益严重，恶化了欧洲社会长期存在的移民融入困境。这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扩散提供了土壤。整个欧洲有上千万的穆斯林移民，他们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不同的文化和信仰、有限的教育机会和社会网络，加上主流社会的歧视和排斥，他们逐渐成为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与主流社会渐行渐远。
这些困境在年轻的二代移民身上有更明显的体现。他们生活在高福利的欧洲社会、接受西方的主流文化教育，却面对被排斥的现实，时刻面临失业和歧视，由此产生更加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
据《金融时报》日前报道，目前欧元区的失业率仍高达11.2%。外来移民的就业情况更是不容乐观。斯坦福和索邦大学的学者曾通过炮制“能力相当的”虚构简历去申请工作，发现拥有穆斯林名字的“虚拟人”获得工作的可能性远低于其他人，雇主普遍对穆斯林有歧视。危机冲击下的欧洲，年轻人成为失业的主要人群。尽管没有具体的穆斯林移民失业统计数据，但根据经合组织移民融合报告显示，欧洲国家移民的贫困率和失业率都显著高于非移民群体。他们是危机的主要受害者。
《查理周刊》事件后，发生了100多起针对穆斯林的威胁行为，40%的受访者表示，法国的穆斯林团体是对法国身份的威胁，只有25%的表示可以丰富法国的文化。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社会的人权并没有得到很好保障，他们更有可能接受极端主义思想。
同时，欧洲社会内部，在反恐和公民权利保护之间也无法厘清界限。
2010年，欧洲议会以侵犯公民隐私权否决了欧美之间旨在加强反恐而进行共享银行信息合作提案。2014年，欧洲法院以违反《联盟根本权力宪章》解除欧洲数据保持法令以及搁置4年的欧盟旅客姓名记录指令。欧盟陷入了反恐与保护欧盟公民权之间难以平衡的困境。重视行动合作，促进情报交流，必然会引发透明性、责任性以及民主控制等敏感性议题。
要想获得更高的安全度，必然要让渡一定的公民权利。但在自由主义传统深厚的欧洲，人权与安全的抉择并不轻松。
以巴黎袭击事件为代表的新型恐怖活动，不仅增加了预防难度，更重要的是会继续恶化欧洲当前面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引发欧洲社会进一步陷入分裂，最终导致反恐进入恶性循环的死结之中。
欧洲虽然是美国的主要盟友，但在反恐议题上，却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仍以移民为例，欧盟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显示：“中东和北非有大学文凭的移民54%到了加拿大和美国，而在欧洲的移民则是87%的没有完成小学和中学教育的人。”最优秀的、最有才能的移民都去了美国，而未受过培训和教育的移民却被欧洲接收。
长期以来，欧洲军事上受制于美国领导的北约；在经济上仍难摆脱美元为主导的世界金融的发展变化；国内面临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与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本土极右势力、极端种族主义的排外困扰日趋突出；对外受困于宗主国与前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以上种种矛盾与问题都在制约着欧洲反恐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