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基地”组织接纳了一个下属团体“伊斯兰国”；又过了10年，一个真正的、恐怖的库特布式政权终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领土上横空出世。此时，距离《里程碑》出版刚好过去半个世纪。
恐怖主义游击战
巴塔克兰剧院惨案发生之后，有评论者将事件的性质称为“城市恐怖主义游击战”。这一描述凸显出了整个事件的政治性：从词源上说，“游击队员”（Partisan）一词源于拉丁文partita，意为“加以划分之物”，暗含着冲突和对立；倘若进一步注意到其与“党派”（Party）一词惊人的相似性，则游击队现象背后的政治内涵也就逐渐清晰了。他们的冷血与残酷和我们熟知的“土匪”并无二致，但普通的劫匪却不可能成为游击队员——草莽之人是不可能喊出“树立真理”、“祛除邪恶”这样充斥着政治术语的口号的。而喊着这些口号，同时还以现代化的移动电话和互联网作为通讯手段，以简陋但不乏技术含量的爆炸装置和AK-47作为破坏工具，借助电视新闻等大众传媒扩大其影响力的恐怖主义游击队员，恰恰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存在。
与装备有精密、昂贵的高科技武器的对手相比，游击队式的恐怖分子将机动性这一特征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将从互联网、皮卡车、手机到遥控爆炸物在内的一切取自日常生活的要素作为武器，同时完全不遵守正规战争的法则。高度的机动性使其免于被分割包围、消耗殆尽的处境，而非正规性的进一步增长意味着培训一个恐怖袭击者只需要极少的金钱和时间。而进剿者却须耗费百倍以上的成本，才能将其铲除。
更重要的是，借助对平民目标和非武装者的袭击，“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游击队员试图将对手的道德水平拉低到和他们相同的水准——假使欧美各国试图从经济上消灭“伊斯兰国”的战争潜力，就不得不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民用设施进行轰炸，从而引起平民的伤亡，那将使阿拉伯世界的中立分子转而对“伊斯兰国”产生同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国”那些看似反文明的破坏和屠戮举动，恰恰是经过了精密的算计和规划。他们懂得利用大众传媒的力量，更窥见了现代化进程内在的阴暗面和虚弱。而倘若他们的对手将目前这种节制、有限、缺乏决断性的回应继续维持下去，将永远无望根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自由主义大师雷蒙·阿隆曾经断言，游击战只会在较穷的国家出现，言下之意是所有问题都可以简化成发达和不发达、富裕和贫穷、教育和缺乏教育的问题。他还曾宣称：消灭了贫困，也就消灭了游击战乃至恐怖主义。但恰恰是阿拉伯世界最具前瞻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提出了作为“伊斯兰国”思想基础的激进主义，而由另一部分出身富裕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恐怖分子加以实行。倘若西方政治家意识不到存在于政治决断性方面的危机，并以一种比其对手更明确、更有力量的方式实施反击，恐怖主义游击战的幽灵将继续在欧洲上空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