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金英毕业于著名的笕桥航校，在轰炸总队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大马力飞机训练后，被分配到战斗部队第一大队，7个月后，又被调去开侦察机。1943年，他被派往拉合尔，担任分校飞行教官。在那里待了3年，金英后来随空军参谋学校去了台湾。
对于每组嘉宾的家族历史，节目组都经过大半年的亲属访谈、资料搜集与实地查找，作为知情人，如何建立起让嘉宾尽快走入历史情境的通道，第一时间击中他们，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起初，为了调动拍摄悬念，摄制组将螺丝钉、庙的照片等后期用到的元素拿给金士杰看，可对于搞了一辈子话剧的金士杰来说，戏剧性似乎并不是他期待的东西，踏上旅程，他把自己清得很空，只想重新感受一下年轻时候父亲的生活。
为何选中拉合尔作为第一站？金辉和同事讨论了很久。很重要的考虑还是，那个场景完全超出了他的经验，与他对父亲的理解也有强烈的反差。在金士杰的记忆中，家里有许多父亲当兵的照片，从只言片语的聊天中，他只知道父亲当过飞行员，还从印度带回过许多时髦的东西。而现在，逸事将成为眼前的真实。
在拉合尔闷热的天气里，金士杰看到了父亲当年学校中残存的机棚和宿舍，他还专门去了一趟那里的厕所，站在大树下，他想象当年也有蚊子曾那样叮咬过父亲。“他们为什么会被放逐到这里？他们没有立即上战场，而是被放在这慢慢训练，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知道和历史的前后关系是什么吗？这不但是我追不上的一个时代，也是我们都追不上的一个时代，中国人都追不上的一个时代，八年抗战的尾巴，这一群异国游子们，他们几乎快被时代遗忘了，极少有史书会提到他们”。而在节目组从英国找到的一段纪录片上，看到年轻的学员光着膀子正在做操，金士杰突然有一种很不忍的感觉，不管是作战还是被放逐，“朝生暮死”的压力都让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
在昆明的龙树庵，研究者告诉金士杰那里曾是停放死难空军灵柩的地方。据统计，与父亲同期的147名学员，超过三分之一在抗战中牺牲。在泰州，分集导演谢琳找到了父亲当年的学生徐世椿，96岁的老人像个孩子一样唱起期歌（航校每期毕业生都有属于自己的期歌）：“冒着风暴，驰向云天，任烽烟浸湿了热泪，任黑发散披过双肩……”和他拥抱在一起的一刻，金士杰仿佛也与父亲的青春岁月抱在了一起，尽管那已是一个“追不上的时代”。
在郑波看来，脚本的功能只是GPS，拍摄现场随时发生的意外，才是纪录片创作的魅力所在，意外才是真故事。在拍摄钮承泽父亲那一集时，当分集导演王映潼将父亲当年写给大陆亲戚的厚厚一摞信递给他时，钮承泽摆手拒绝阅读。赴台后，作为军人与画家的父亲颇为失意，更在他小的时候患上肌萎缩侧索硬化（俗称渐冻人），卧榻17年之久。他对父亲有疼惜，有怜悯，却没有尊重，在他的潜意识里，最担心的事就是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多年过去，那段隐秘的伤痛对他还是一道跨不过去的坎。
在北京，当钮承泽终于了解了父亲当年19岁上军校，20岁离家再也没有回来的报国之志，他仿佛与父亲还有过去的自己实现了和解。郑波曾在采访中问他：“是不是可以说你开始以你的父亲为荣了？”他点了点头，说可以这么理解。
为了拍摄到嘉宾面对真相时最真实的反应，节目组一直对台本设计的行程与路线守口如瓶。在第二季拍摄中，郑波稍微松了一下口，会告诉他们下一站去哪，一方面出于操作性的考虑，方便嘉宾准备行程，另外他也不想让嘉宾显得如此慌张。
知道了行程，钮承泽马上会判断出下一站拍什么东西，有时也会提出自己的诉求，比如他发现行程里没有他的外公张载宇的老家合肥，便提出想去那里也看看。即使如此，对于一个惯于操控局面的导演来说，钮承泽还是不太习惯被别人掌控。有一次他告诉郑波：“你知道我坐在那块石头上用手画了哪两个字吗？操弄。”另一方面，他担心自己的旅程会是对先辈们的一种消费。对于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郑波只有拿出自己的专业和善意，来赢得他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