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IPO从审批制转向核准制，所谓核准，就是按照标准来审核，上不上市不由监管者来选定，而是只要上市企业达到了标准就需发行。如主板和创业板均对要求企业持续经营年限、发行后总股本、经营财务指标和企业管理层构成有着明确要求。核准与时下投资者期盼的注册似乎很接近，有了标准，负责把关的“看门狗”的权力就小多了，照章执行即可，而有了严格的章程，申报上市的企业也有据可循，被刁难了也可据理力争。证监会甚至还主动公布了发审流程，试图用公开透明的流程来回击外界的猜疑。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企业经营千差万别，而财务指标颇具弹性，给发审委员充足的寻租空间。而IPO资源的稀缺以及上市后巨大的利益，更使得企业背后的控制人有充足的利益冲动，为上市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围绕着发审，一个巨大的谜团始终在发酵。两年前就有传言，当时的价码，一个发审的投票权值上几十万元，与一名发审委员吃一顿饭也明码标价几十万元，甚至获取发审委员的名单都是投行孜孜以求的商业秘密。随着IPO排队超过了800家，各种费用也水涨船高了。
所谓“纸里包不住火”，IPO内外处处充满诱惑，十余年时间却鲜有发案，不能不说这又是制度设计上的一步高招：且不论证监会是否监察与管理身兼一人，就是IPO链条中的所有相关方，若出现了欺诈行为，只有二级市场是公开透明的，也只有这里的参与者是受害者。而上市前的所有流程都不公开，所有参与者都是受益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退市制度的缺失甚至为IPO利益链上了安全锁，再烂的企业也能够借着壳资源大发一笔，当年为上市付出的贿赂款项不足九牛一毛。这样的制度设计，监管者与企业焉有不闷声发大财的道理。进一步揣测，控制新股的发行速度，不断地停发新股里面也包含着监管者自私的逻辑：因为只有当新股资源供不应求的时候，他们手中的权力才真的有效。而二级市场的投资者表面上似乎获益于新股的停发，实际上却是不得不为虚高的新股价格，乃至A股整体虚高的股价买单。
但愿，随着“发审皇帝”的陨落，注册制加速到来。中国企业或许缺乏诚信、投资者辨别水准或许还低下，法律法规或许有不完善之处，但交予市场评判、两家证交所竞争的注册制总比证监会一家独揽的发审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