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总需求存在明显不足，且人民币依旧锚定美元的情况下，中国的海外投资乃至人民币国际化布局，既需要推陈出新，也应注意规避陷阱。
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明确提出了“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的目标。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亦指出，预计到“十三五”期末，人民币跨境收支占我国全部本外币跨境收支的比例将超过三分之一。11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将投票决定是否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储备货币篮子，舆论预计通过的概率已接近八成。人民币加速国际化的布局，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
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指的是该国货币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行使计价、结算、价值储藏等职能，以可以在境外使用以及较高的国际认可度为主要特征。而中国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亦与“十三五”《规划纲要》载入的“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步骤形成呼应，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为了从专业角度辨析其中的利与弊，我们专访了长期从事大宗商品投资和经济史研究的国内知名对冲基金研究部主管周小康。
三联生活周刊：新近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将人民币国际化这一目标列在“坚持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的大标题下，与之并列的还包括加快对外贸易优化升级、完善投资布局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内容。在你看来，这几项目标之间的关联如何？人民币国际化在其中具有何种价值？
周小康：列宁在20世纪初提出了关于世界资本输出的“地论”。尽管其中的某些观点在今天的条件下已不再成立，但基本逻辑仍然正确：一国资本在对外输出尤其是向欠发达国家输出时，主要是在寻找原材料产地、商品销售地以及资本增值场地。中国的海外投资，同样不曾脱离这一逻辑。在多年来充当“世界工厂”，因之不可避免地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中国仅凭国内市场不足以消化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传统行业的产出，向外寻找市场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另外，日益扩大的经济规模实际上也增加了中国对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矿砂等进口原料的依赖程度，如果能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部分解决原料产地的问题，也是政府所乐见的。
作为海外投资布局的重要步骤，建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针对性很明显。以备受关注的“高铁出国”问题为例，之所以在北美和西欧呼声不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地区对高速客运铁路的需求并非极为迫切。高铁在中国容易获得推广，除去政府主导的因素外，也是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对铁路的总运力和运输质量有现实需求，而类似的需求在发达国家（尤其是人口增长率低迷的欧洲国家）却不那么明显。而“一带一路”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国家，却有着相当旺盛的需求。
中国出资400亿美元建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以及产业合作提供投融资支持，应该说有其现实考虑。除去安全和政治方面的隐患外，欠发达国家经济难以稳定成长的关键因素，在于严重缺乏基本的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仍以铁路为例，在为这些国家铺设铁路网的同时，还须连带解决其沿线的电力供应和后续的维护问题，否则即使铁路建成，也无法起到预期的拉动经济起飞作用。而传统的国际资本考虑到这种投资的回报周期之长、不确定性之大，往往知难而退，是故“一带一路”尤其是“一路”国家往往只有原材料的挖掘和出口较为繁荣。中国的优势在于，过去30余年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恰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现状具有某些相似性;中国传统产业中过剩的产能，恰好也可以转用于海外的基础设施建设。当然，考虑到劳动力等因素，回报周期长、不确定性大的考验将始终存在。
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过去十几年中，人民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职能在国际市场上已经获得了部分实现，但价值储藏的职能还有待拓展。在布局“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可以使人民币成为基础设施融资机制中的关键货币，在对外投资和项目贷款中增加人民币产品。还可以鼓励沿线国家使用人民币进行油气、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计价结算，这些措施都将大大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