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从事大宗商品投资的专业人士，就你对国际原材料市场现状的了解，中国对外投资的利好与利空因素各有哪些？这对人民币国际化又会起到何种影响？
周小康：有一个问题必须着重强调：在中国对借助海外投资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寄予厚望的同时，全球范围内实际上存在相当普遍而且极其突出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后冷战时代”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新兴经济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且将过去由少数发达国家独占的工业和科技产品的利润率降到了最低值。中国的例子最为典型：仅仅20年前，中国还是电子工业领域的落后者，如今则已坐拥规模惊人的国内市场，并开始向更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而这一切，都是以压缩欧美发达国家在科技产品方面的高昂利润率为前提的。现在，这些国家除去少数不愿轻易出口的核心科技外，已经相当缺少能够创造巨大利润，继而有助于拉动其他地区原材料、劳动力和销售市场潜力的产业，因之使全球化进一步推进的后劲变得不足。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发达国家试图采取刺激措施来实现复兴，大量资本短期内在发展中国家投入到能源、矿产、基础设施等领域，结果造成更加严重的供给过剩，价格大幅度下跌。不但没能推动经济复苏，连带还使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和债务风险显著上升。
另一方面，过去30多年间惠及全球的“大繁荣”，实际上是以劳动力供给的持续增长作为基础的。1990年时，发达国家的劳动人口多达6.85亿人，东欧剧变和中国的对外开放又提供了8.2亿劳动力。之前提到的全球商品成本和价格的滑落，和廉价劳动力的存在有着直接关联。但与此同时，全球生育率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4.85急剧下滑至2.43，近乎腰斩，人口红利带来的繁荣即将结束。老龄化带来的健保和福利成本将增加财政支出，同时劳动力供给不足将导致工资议价能力提升，这意味着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局面可能重现。
对中国而言，必须看到，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现实的开发机会，但这些国家本身的经济稳定性和财政政策不可能不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在全球有效需求难以进一步扩大、长期滞涨局面可能出现的情况下，欠发达国家的实际需求和社会阶层互动都将受到巨大冲击，继而影响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投资的安全性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布局。另外，仅凭中国本身的刺激措施是否足以拉动这些地区的经济起飞，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特别是在今年中国本身出现了股市暴跌的情况下，国内资本市场的稳定性以及它能为人民币“走出去”提供的资源规模，是需要进一步检证和考量的。
三联生活周刊：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关系重大，绝非一时兴起。近年来，中国政府在这一方向上采取过哪些措施和努力？成效如何？
周小康：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一向是坚持双边和多边并进的方针。所谓“双边”，一是指利用手中的美元储备为若干国家提供流动性，再由这些国家在跨境贸易中以人民币进行结算。例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就曾在IMF安排的框架内，通过双边渠道向泰国等国提供了总额超过40亿美元的援助。再就是通过广泛的双边货币互换，建立人民币全球清算网络，并尝试设置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
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和33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在香港、澳门、台北以及12个境外城市建立了人民币结算中心。今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英期间，中国银行还宣布在伦敦设立中行伦敦交易中心，全面覆盖欧洲和美洲的离岸人民币、外汇、贵金属、商品、债券以及其他衍生品的报价和交易。中国人民银行亦尝试在伦敦发行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的一年期央行票据，以为海外投资者提供高品质的人民币抵押品。这是央行第一次在境外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票据，对推动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具有积极意义。这些都是在双边框架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