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节弘前三十几年的生活，都离博物很远。
北师大数学系毕业后，余节弘选择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在这个以《新华字典》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人们所知的出版社里，老余一直在做科普导向的图书，书名听起来都很硬核——《数字与玫瑰》、《数学与人类文明》、《窥探上帝的秘密：量子史话》、《看不见的手——诺贝尔奖和经济学》……虽然是大众读物，但都有浓厚的科学背景，唯一跟博物沾边的是一本《观天巨眼》，讲的还是天文望远镜发明400年的经历。
这也是几年前，国内科普图书市场的普遍情况，博物在其中并没有多大声响。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总结过：自然科学有四大传统——博物传统、数理传统、控制实验传统、数值模拟传统。由于近代以来数理传统等占据压倒性优势，博物传统已经衰落了。但科学界的研究热点，跟民众潜藏的兴趣并不相同。20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发现之旅》，这是本梳理博物史片段的书，装帧精美，里面有大量动植物的精美插图，铜版纸上的鸟雀栩栩如生，居然一下子卖掉了十几万册。
余节弘所在的编辑室意识到，自然和博物，可能是一个新市场。“国内此前也有一些作品，《寂静的春天》、《瓦尔登湖》，还有程虹翻译的《遥远的房屋》、《低吟的荒野》等，实际也是博物的一部分。”但大家最后还是没敢用“博物”的标题——刘华杰此前一直在推广博物的概念，但社会的反响一直没有想象中热烈。想来想去，丛书改成了以“自然”冠名。
中国多年以来并没有“自然文学”的传统。在美国文学界，自然文学已经是一支成熟的文学流派，美国大学普遍开始了相关课程。文学家在书中记录自己深入自然的观察体会，在荒原和森林中寻找静谧之美；也有一些生态学、生物学专家执笔，用欣赏的眼光、智慧的生物学头脑去审视乡野，讲述河流、土壤和人类的循环关系——这两种作者在国内都是匮乏的。
《时蔬小话》的作者阿蒙，是余节弘在豆瓣上找到的，阿蒙在山西一所大学做行政工作，专业跟生物完全没关系，但对植物有深厚的兴趣。阿蒙会为了看一种植物全国到处跑，给类似的植物做成九宫格图放在微博上做比较。他写文章前会研读各种文献，比如写到白菜，会写它是“十字花科芸薹属”，也要追溯它《诗经》中“采葑采菲，无以下体”的始祖，还要比较家庭常吃的几种变种。告诉读者“北方的小白菜”，其实就是散叶大白菜的幼苗。
用类似的办法，余节弘还通过一篇《京郊观鸟札记》找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教师周玮，出版了《怎样看见鹿：与自然相遇的50种方式》，找到南开大学环境学博士“小虫”，写了《南开花事》等等。
此前余节弘的计划是，花3～5年时间培育市场，出人意料的是，博物的热度很快就上来了。
《时蔬小话》推出之后并没有大张旗鼓地铺货、做网络营销，但很快就重印了。《看不见的森林》、《鲜花帝国》等译著的口碑也超过了此前的想象。这一套自然丛书变成了2014年年度盘点的热门。同时，其他出版社的博物书目也纷纷做起来了。
这种突如其来的博物热情，到底来自哪里呢？
“博物”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余节弘说，《山海经》就是一本典型的博物著作：“虽然很多物种是虚构的，但总是有原型在，作者把看到、听到的东西进行归类，取名字，这就是博物学者做研究最基本的步骤。”
近代我们熟知的丰子恺、林语堂、周作人、汪曾祺，笔下也有花鸟鱼虫，但几乎都是抒写个人趣味，跟科学性关系不大。
欧美的博物渊源更是另一个来路，大航海时代之后的18世纪，大量“异文化”流入欧洲世界，人们无法再用神的旨意来解释万物，林奈、布丰等人确立了博物学，让东西与其原本的脉络分离，重新分类排列整理，演进出一套认识世界的崭新方法。
余节弘的解答让人有点吃惊：“这就是环境恶化的结果。”
余节弘在北京大学参加过一场自然教育的年会，日本专家的演讲让他找到了答案：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大幅的经济衰退，大家开始反思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造成的恶果，当时日本出现了很多自然学校，逐步壮大，在社会中承担起越来越大的社会责任。日本的自然文学也在此时开始兴盛，这也正是日韩及深受影响的台湾地区，相关著作丰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