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和他的想象与实践
1965到1966年，印尼发生了暴动，最后美国支持的反共独裁者苏哈托上台。大清洗中，上百万人惨遭杀戮，其中大多数是印尼共产党的支持者。当时协助军政府锁定赤色目标的CIA在秘密文件中承认：“这是20世纪最惨烈的集体谋杀之一。”
多年以后，一位当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印尼研究的爱尔兰裔博士生如此回忆那惊痛的时刻：“好像发现爱人原来是一个凶手。”他立刻开始大量收集资料，记录政变事实，来对抗苏哈托宣传机器制造的官方史稿。1977年，苏哈托忍无可忍，正式把他驱逐出境。
6年后，1983年的秋天，在美国西方新左派思潮的黄昏，已经在康奈尔任教经年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完成了《想象的共同体》，开头写下简洁、镇静的序言与结论：“民族、民族观、民族主义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制品。我们需要了解它们如何成为历史存在，其意义如何随时间变迁，以及为何能凝聚如此强烈的情感合法性。”
历史的想象 刀锋的力量
安德森即将震动世界的这本书蕴含着一个精洁的理论结构。民族主义不是蕴藏在个体或人群中原有的潜意识，不是“觉醒”而是“创造”和“制造”出来的，而它的创造需要一定的物质和历史条件。四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都是在物质、精神和政治三个层面上的历史生产的过程。
物质上，民族主义的主要驱动力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印刷媒体的普及，使得面向大众的白话报纸和文学廉价而广泛地传播。精神上，统一的媒体市场的出现，构筑了共同的思想和情感世界，让从未相见的臣民间产生共鸣和记忆上的“共时性”，缔造起一种“平等同志精神”。政治上，这个过程的散播由最敏感和拥有资源的殖民地精英主导，然后根据各个社会不同的权力结构，通过最小阻力路径蔓延，直至成为主导话语。“一切超越了最原始村庄的社群，都是想象所得。”任何集体情怀和想象都并非神圣和本体的，它诞生于发展与冲突的无尽旅程，在资本主义时代媒体制造的产业推动下，对于社群的情怀、梦想以文字、以歌咏，在街头宣传、家庭闲谈、在冗长的政府报告和日夜更新的朋友圈发散与重塑。
当民族主义被定义为历史的制造过程，直接的结果是它的去神圣化和除魅化。去神圣化意味着民族不能要求我们个体放弃思考、诘问和选择的权利；民族主义不是流氓无限的庇护所。除魅化意味着摆脱现代自由主义对民族主义的偏见。民族主义不是一种落后、鄙陋、不理性的迷信，它拥有强大的物质和社会根基。
但民族主义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物质基础。情感与想象一旦形成，便具有真实的政治动员力量：当民族之语言共同体形成，“（民族）语言之于爱国者，如爱人之眼眸。那母亲膝头初遇、坟墓边告别的语言，通过它，过去得以重塑，手足情得以想象，未来得以梦见”。因此，民族主义强大到“不仅令人杀戮，更能令人赴死”，为从未见过之同胞，从未踏足之土地，个人永不可见之梦想的实现而付出生命。安德森赋予民族主义真实的情感合法性与独立的政治动员力量，也就和本雅明一起，在这里与传统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告别。
这也是安德森的研究和人生中一道绵延动人的主题。一方面，“我也许是唯一一个不觉得民族主义很丑陋的作者。盖尔纳、霍布斯鲍姆他们对民族主义都有一种挺敌视的观点。我倒觉得它可以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我喜欢它乌托邦的那些元素”。民族主义是这样一种梦想：打破宗族、等级、宗教的桎梏，在一个有限的经济地理范围内建立“平等的同志精神”。安德森因此认为“资本主义其实是一种民族主义”。正如“美国梦”是资本主义梦想，也是美利坚的民族梦想。
另一方面，既然改变记忆、改变想象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围绕着民族记忆的制造必然产生激烈的争夺，特别对于独裁政权。在《百年孤独》中，3000个罢工的种植园工人被射杀，尸体被装上200节车皮，抛入拍岸的惊涛。在军政府酷烈统治下，由于完全的封锁，人们对这段历史，从惊恐，到避谈，到渐渐遗忘，马尔克斯笔下的老人从此没有再开口说话。不能被记忆的就不能流传，就不能成为反对现状的想象和斗争的弹药。
因此战斗必须在记忆与想象的疆土展开，捍卫它的完整。以列奥·斯特劳斯所观察的被迫害者的写作方式，马尔克斯把这段沉痛的描述埋藏在猪尾巴的婴儿、四年未停的大雨的荒诞隐喻之中，小说本身成为一个顽强的记忆载体，并在拉美90年代民主进程中成为一种新的反专制的民族主义号角。而“大英帝国漂流的孩子”安德森，从他熟悉的十几种语言文化中选择了印度尼西亚，展开了勇猛的民族主义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