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灵感“做”出来。
2009年，何国峰已经离开“美好药店”乐队，变成“小河”，他自己出了一张专辑名叫《身份的表演》。在封面中，他头戴安全帽，系着白毛巾，戴着袖章，涂了脸谱……他似乎开始对人物的身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他更多的独自表演，颜色变得丰富，而不是之前的那支黑白乐队。他曾刻意保持着自己身上的那种小城青年气质，似乎是在用一种平静来阐释自己民谣中的癫狂。
一年后，小河在一家画廊做了些和声音有关的实验项目，他开始考虑声音的着力和灵感的发源，过去的创作方式并不能给他带来更多丰富的声音。于是，他用一种类似“机制”的方式，让自己主动创作，小河把它叫作音乐肖像。
2010年，他用12首歌曲记录了12个人物。5年后，他找到12组音乐人，将这些作品重新演绎。小河觉得这个音乐项目是一个程序、一种游戏规则，还是一套语言体系，它拉近了创作者与“灵感”之间的某种距离。
三联生活周刊：从创作角度讲，你当初为什么会做音乐肖像？
小河：2010年我在一个画廊做些跟声音有关的实践，在美术空间展览的时候思考了声音应该怎么做互动、表演、展示。由此想到了很多，可能不光是某个作品本身，也是创作源头和根本，关于创作原发点层面的问题，这些都引发了我对自己创作本身的思考。
可能对于很多创作来说灵感是很重要的东西，我发现在以往的写歌过程中，灵感是突如其来的，被很多人神化了，它从天而降飞进脑子里。但是，其实你没有搞清楚它从哪儿来、到底是什么，就认定了那个东西叫灵感。只有它来了才能创作，不来的时候只能等。音乐是一种特别直接的感受，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年轻时总有不解。比如对社会的不解；对生命的思考、恐惧；对未来的迷茫。所以那个时候很容易写出歌来。也就产生了依赖，那种创作的习惯性也就成了所谓的“灵感”。
就在2010年，我发现自己创作的状态其实是很被动的，每天都在想新歌，但是很难像年轻时那样敏感，很多事发生之后也不会有很快的创作反应，那时生活也变得简单，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抱着琴待着。我发现当生活在改变，而创作模式还是以往的时候，就会产生问题。没找到创作源发点，作品就会越来越少，而且可能还会对自己有了消极的判断：“我创作力是不是不行，我是不是过时了？”所以，我开始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做一个把被动变为主动的改变。用一个机制去创作，虽然我对灵感是不完全了解的，但是这个机制解决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你在生活中不够敏锐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去突破自己的这种状态？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说，音乐肖像的出现就像是一种新的创作规则？
小河：它就像游戏一样简单。我给自己制定的规则是在这一年当中，每个月跟一个陌生人生活一天。把自己放在陌生的环境，面对陌生人，主动触发。无论你对那个人有没有感觉，你喜不喜欢这个人，总会被影响和触动，先“做”灵感，它就像一颗种子，而我们共处的一天，就是土壤。我也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当我有了感受，种子就会发芽，会长出一些东西，也会有些结果。
以往我们总觉得，一个作品的好坏跟这个作品里面的内容有很大关系。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些特别好的创作，是特别小的、关于细节的。当然我并不否定宏大命题的艺术作品，我只是认为这种“微观视角”恰恰是常被我们忽视的一些东西，它是一种个人的体验，而非集体意识和题材操控的。我以前也没想过这些，但是做了一年音乐肖像，最后发现我选择的人物对象也在发生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说说。
小河：开始找人物的时候，我像小记者一样，找一些感觉身上有故事的人物，后来发现，他们其实是被社会定性的，是被社会化的角色。就等于是带着偏见去找人，我觉得这样会有问题。大概六七个月的时候，我就在想如何站在一个更开阔的角度去选人、了解他们，之后选择了“90后”的北京女孩、收藏家，这些人的身份其实没那么模式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选定的第一个人物是？
小河：第一个人物是安徽的乡村教师。开始音乐肖像是在豆瓣上发起的，当时我在豆瓣上做了招募肖像人物的宣传，后来就收到很多人的消息。我从这些信息里去挑选，最开始就是按照题材去选择，像我刚才说过的。
这个人没有发照片，就是一份简历，我当时还看到了他一并发来的诗，总之我第一次见到他还挺吃惊的。他叫王刚，我起初觉得他的身上应该有点书生气，或者是印象中乡村教师的那种典型穿着，但是我都没有看到，因为那种样貌的塑造，常常是被媒介塑造的形象。就像我小时候看电影，好人、坏人很容易分清，国字脸、浓眉大眼，都有自己的角色担当，我一直怀疑这种标准。
后来我还发现，在豆瓣上报名的大部分是文艺青年，这位乡村教师也是。他在小镇上当老师，也听张楚、周云蓬，他喜欢文学，写诗，我逐渐发现，其实他和我们很相似，面对着相似的人生问题。
不过我没有刻意回避他的文艺，有意思的是，我没有去削弱个人的经验、个人的意识与观念。作为跟他一样的人，我也会选择我的记录，客观的那些东西对于他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就像你问的，他的文艺气息是不是也被带到了歌里，我觉得应该也没有太多吧，歌里唱的大多是他自己的生活。歌里还有一段唱的是我们约定10年后再相见，因为我当时也是被他所感动了，所以就有了那样一首不太常规的歌。
三联生活周刊：选人的时候有没有审美上的考虑？
小河：没有审美上的标准，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东西，是好奇心。当你看到了一个人的样子、文字介绍，或是有关他的只言片语，你凭着自己的直觉就是想去见见。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说，这让你的创作身份也变得“主动”了。
小河：在豆瓣上招募人物的时候，我给他们发了一个公开信，我说我不是一个采访者，我去了之后不是要问你问题，我其实可以像你家的家具一样，待在那儿不动，我可以不说话，你该干吗就干吗，我只要在你的生活中待上一两天就可以了。
整个过程，我都没有特别拘束的感觉，他们最初可能会有一些，毕竟来了一个陌生人，而且是用歌声记录自己的人，总会有点不适应。
这12个人物，我自我感觉都是特别融洽的，没有特别不舒服的。唯独有一个煤矿工人朋友，他是通过朋友介绍过去的，他总担心我们是记者。后来我在歌里写了他的生活，比如工资啊、一年有多少天休息多少天上班，也写了很多跟这个身份相关的东西。最后有一种，甚至是把自我的反思也带到歌里：为什么我们听到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总是觉得他们是悲惨的，而不愿意去观察他真实的生活，或者是把他美好的东西都看作是不值一提的。
三联生活周刊：会不会做一些修饰？
小河：这是无法回避的，必定会带着自己的观点，哪怕你再客观。我会避免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修饰。
我找到12组音乐人对音乐进行再创作，有的可能改变了音乐、歌词，你会发现一个相对丰富的情感。
我观察时尽量让被肖像者和我出现在一个平面上，毕竟要真实一些。在音乐里，我对这个人物的喜好，对他某些行为的喜欢或不喜欢你都可以听出来。
有意思没意思还是在于个人，因为我们不可能去评判世界其他人是有意思没意思，这要看你心里有没有意思。我们似乎习惯了涵盖一个东西，总结一个东西，其实这是很难的，如果你发现事物是完全“静默”的，其实是你本身的“静止”。
像今天的信息这么多，你肯定对很多东西变得反而不敏感了，这恰恰容易产生区别，当你在某处变得麻木时，就会生出别的触角。
三联生活周刊：艺术形式也挺多的，你为什么选择了肖像这个词？
小河：我认为“肖像”是一个动词，音乐跟肖像都可以是，他转换成六个字就是“用歌唱去记录”。我用一种音乐的方式去跟陌生人见面，我的任务是，把我看到的他，用一首歌表达出来。肖像这个词的阐述会更清晰，主观、与情感有联系、有笔触，有时也不是为了把你画得很像。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音乐本身是不是在改变？
小河：这些年我也跟别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的音乐承担的角色不同了，对做音乐的人来讲也不太一样了。在唱片工业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音乐主要还是在现场，是人和人的情感交流。唱片工业发展之后，音乐就是一件跟做生意很像的事了，所以有的人会把做音乐当成一个职业，也有人当成工作，或是谋生手段，这就跟别的行业很相似了。
我觉得音乐最初不应该是这样的，就像一个舞台剧的演员，所有的灯光聚集在他身上，他肯定是能承载一些其他人没办法承载的东西，有心灵上的共鸣可能是最重的一部分。音乐尤其是这样，我觉得音乐不像很多人说得那么虚，它是可言说的，因为它是物理震动，我们情绪的波动也与之有关，这种共鸣也像一种机制。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肖像何时集体呈现？
小河：我在2016年1月16日、17日就会有一个整体的呈现，是展览、演出、加交流会。我们现在力邀所有合作的音乐人都过来。12位被肖像者也在我们邀请之列，我们希望让大家看到他们的样子，或者听他们说一句什么。其实，我觉得说过的已经太多了，我觉得音乐肖像是一个能代替语言交流的东西。
事隔5年之后，我们再来看音乐肖像，发现它承载的只有这12首歌，人与人的改变和影响，其实是一个交互的东西。整个音乐肖像最好的东西是交互，而不是说这个歌好。这种影响我觉得不该是一个人独享的。现在音乐肖像就像一个程序，它存在下去其实是让更多的人进来，经过这个程序，任何人都可以闭嘴，经过的人自然有体会。
创作不应该只局限于熟悉的圈子闲聊，应该更宽。只要是能写歌的，无论风格、种类、形式，都可以参加这个项目，当然肯定要有歌词，而不是说写一段旋律就够了，因为旋律似乎更不可讨论。音乐肖像还是建立在一种跟文学、音乐有关系的体系中。
12首歌，是关于12个人物，最后留下来的也是记录时代人物的样本，无论是说唱、民谣、摇滚、电子、金属、流行，都是语言或者说是肖像的方式。这些音乐都可以变成一种讨论，甚至争吵，大家各抒己见。无论记录者还是被记录者，甚至听者，其实都是这个肖像的绘者。
三联生活周刊：有没有想过给你自己写音乐肖像？
小河：给自己做一个音乐肖像……写歌的人每首歌都是他自己。我可能不需要用某一首特定的歌来写小河，其实我的每一首都是小河，虽然是在写别人。
（实习生陶玉荣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