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阿加莎原本计划去西印度群岛度假。但在伦敦的一个宴会上，她听到了从巴格达带来的伊拉克考古挖掘的消息。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在英国流行起来，当时《伦敦新闻画报》上到处都是关于美索不达米亚考古挖掘的报道。阿加莎前往东方，她被考古深深迷住了：通过挖掘久远的过去，“那时”可以变成“现在”，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揭示当前的意义。
波洛的考古学家天赋
在1936年的《古墓之谜》中，阿加莎创造了一位故事讲述者，艾米·莱瑟兰。她是一位护士，被美籍瑞典考古学家莱德纳博士雇佣，照顾他神经衰弱、有妄想症的太太路易斯。小说是由一位权威的叙述者、医学博士贾尔斯·莱利引入的。在前言中，莱利博士推举莱瑟兰承担起记述案情的角色，因为她“具备最优秀的职业素质”，“从未与匹兹镇大学伊拉克考古队有过接触”，因而没有偏见，且“拥有敏锐的观察力和聪慧的头脑”。在引子里，艾米对大家做了自我介绍，叙述了她接受医生记述任务的过程。直到波洛出场，以他的权威引导读者，我们才知道，艾米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偏差的，而这种扭曲也塑造了案情的谜团。波洛作为局外人，是一个解构者，能够洞穿“他者”的伪装，破解叙述的骗局和错误的线索。只有读完了小说，回到莱利博士的序言，我们才能发现，其中编织出的“双重他者”和谜底加密。艾米对心理因素的专注，使得她忽略了历史的背景。波洛最初也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入手的，被害人路易斯的魅力人格非常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也很容易相信她是遭嫉妒而被谋杀的。这些人物性格的组合和他们各自的动机，使人们很容易陷入心理分析的思维模式里去，但实际上是一条误导的线索。
小说里的路易斯，有其现实中的原型。在伊拉克主持乌尔挖掘工作的，是考古学家莱昂纳多·伍利。他的妻子凯瑟琳是阿加莎迷，很喜欢她的小说《罗杰疑案》，所以非常热情地接待了阿加莎。凯瑟琳是一个美丽和很有魅力的女人，但也古怪、充满控制欲，也非常危险。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凯瑟琳不寻常的生活经历才逐渐显露出来。她从父亲一方继承了一半的德国血统，1910年去萨默维尔大学读历史，“一战”期间在战俘集中营工作时遇到了她的第一任丈夫，结婚不到半年，丈夫开枪自杀。才智很高的凯瑟琳对考古学发生兴趣后，加入了乌尔考古机构，担任志愿助手，随后和莱昂纳多结婚。她的性感是非常不正常的，她没有和男人睡觉的欲望，但却想把他们当奴隶驱使。乌尔挖掘工地上的年轻小伙，都会受指使给她梳头，还会受指使走上10英里路，到露天市场去买两公斤她喜欢的阿拉伯糖果。阿加莎把这位朋友作为受害者写进小说，似乎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报复。
在小说里，路易斯的性格，开始一直是波洛全部精力的焦点。波洛再次施展了他心理分析学家的才能，做了这样的分析：她品味简单，甚至朴素，显然不是追求奢华的女人；她正在做的一些刺绣作品精致美丽，说明她是一个注重细节并且有艺术品位的人；通过对她放在卧室里的那些书的观察，得出她本质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的结论。对卧室里的书的这段心理学分析很精彩，被“窥探派”的心理学家视为经典。波洛通过书架上的书：《古希腊人揭秘》、《相对论入门》、《赫斯特·斯坦霍夫夫人的一生》、《千岁人》、《琳达·康登》、《克鲁号》，得出了对死者性格的判断。“她对文化和现代科学感兴趣，显然是她理智的一面。《琳达·康登》和《克鲁号》，则表明她对不受男人诱骗束缚的独立女性充满同情心。前者是对崇拜自身美貌的女人的细致研究，后者则是对狂热个人主义者的解读。《千岁人》中对于以理智而非出于情感的态度对待人生则是持赞同观点的。”这种女人，会“带来灾难”，因为她们对“拥有权力的喜好胜于其他事物”。
小说中，路易斯生前对艾米讲述了她的过往：她曾意外发现她的前夫在“一战”中成了受雇于德国的间谍，得知他提供的情报直接导致了一艘美国运输舰的沉没。她将真相告诉了她在美国陆军部的父亲，前夫被以间谍身份在美国处决。而他的弟弟却狂热地崇拜哥哥，认为他不是一个叛徒，而是一个德国爱国主义的殉道者，因此他很可能向路易斯复仇。因此，路易斯当下的紧张和幻觉，与人物的过去有关，而这个过去，又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集体创伤有关。源于战争的历史焦虑，与阿加莎过去“舒适谋杀”的熟悉动机都不相同。这种战争造成的心理影响，在1936年的中东，仍然影响着英国、欧洲和美国人。20世纪30年代的中东是“一战”后被遗忘的前线，欧洲强国在这个地区的竞争和敌对不断升级，使得它自身的历史出现了断层。在这部小说里，徘徊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幽灵。美国和欧洲的考古学家都在这里狂热地考古挖掘，希望能够证明自己的文明才是智慧的源泉。美索不达米亚曾经是文明的摇篮，汉谟拉比法典是正义与法律的先驱；而当西方人在这片土地上试图寻找更高道德的源泉时，他们却被谋杀戏剧化了。
最终解谜的线索是历史和往事，而不是心理学。波洛发挥了他考古学家一样的思考才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印记，决定着1936年在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发生的命运交汇；遥远的时空，使改头换面的伪装身份无从查证，从而让漫长的复仇变得可能。波洛挖掘了这些人遥远的过去，以呈现当下的真相。波洛推翻心理分析模式的依据是，像路易斯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不可能在爱国情怀的驱使下，出于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向政府揭发丈夫的叛国行为的。这种爱国行为，只是为了摆脱婚姻藩篱的虚饰借口。这样，就必须挖掘第一次婚姻的过往：第一任丈夫博斯纳被判了死刑，又逃走了，后来他遭遇了火车事故。在事故中，真正的瑞典考古学家莱德纳不幸遇难，由于尸体被严重毁容无从辨认，就被当作博斯纳下葬了。而博斯纳则摇身一变，成了莱德纳。这个全新的莱德纳开始建立他新的考古学家的生活，并且在时机成熟时，重新走进了路易斯的生活。波洛的解谜表明，过去与现在是紧密交织的。考古队的领队莱德纳博士在谜底揭晓时对波洛说：“波洛先生，你本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考古学家的。你有一种重现往事的天赋。所有的事情就像你说的一样。”
在《东方列车谋杀案》里，波洛也体现了他的考古学天赋。他通过对于美国往事碎片的合理拼凑，还原出那场儿童绑架案中所有相关者在现实中的对应。马普尔小姐也有一个优秀考古学家的头脑。在《谋杀启事》里，她挖掘了布莱克洛克小姐的真实身份。她的谋杀动机，与过去一段在瑞士的治疗经历有关，在那里，她以当时真实的身份遇到了大夫诊所的勤杂工。当她在英国以已经去世的姐姐的身份继承遗产，重新开始生活时，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直到往事被重新挖掘。在那个年代，伪造历史和身份看来是一件不难的事。
把谋杀搬到古埃及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未影响阿加莎的写作。相反，在1937到1949年，她进入了创作的佳境，这是她最多产的时期。写作使她沉浸在自己构想的世界中，“咕哝着他们的对话，看着他们在笔下的房间里踱步”。她每周在医院工作两整天和三个半天，隔周星期六上午去一次，其余时间都在写作。那时，她已经和考古学家马克斯·马洛温结婚了，他们在中东曾一起愉快地旅行，阿加莎也因此重返乌尔考古挖掘地。考古学家的脾气开始影响阿加莎的生活。在一次希腊之旅中，马克斯在博物馆里看碑铭，俯卧在地，很久也没有起身，对外面的美景毫不在意，却为解读了一个极为难解的希腊短语而兴奋不已。考古的元素开始渗透进阿加莎的小说，她有时也会在小说里揶揄考古学家的神经质，认为他们“信口开河地谈论几千年前发生的事情”。
东方对阿加莎一直有强烈的吸引力，某种程度上是她的另一精神故乡。20世纪50年代，她曾写信给女儿罗萨琳：“每天懒洋洋地来到露台上晒太阳，看着底格里斯河，真是太美好了。”“休息，坐在阳光下，想出几个奇异的谋杀案，以守候、操持温馨的家，吃些难以下咽的肉。”她一次次重返东方，在《古墓之谜》里，她通过艾米之口表达了她对东方的怀念。“有时候，我还挺想再去一次的。我会想起水车发出的声响，洗衣服的女人们，以及骆驼看着你时的那副怪异的傲慢神情。这些竟会令我产生一股思乡之情。”
马洛温的好友、埃及学专家斯蒂芬·格兰维尔建议她写一部以古埃及为背景的侦探小说。“喜欢看侦探小说和对那个时代有兴趣的读者，能把两者合二为一。”这就是阿加莎那部具有开创性的侦探小说《死亡终局》的起源。她这样做的自信，来源于她的信念：“无论生活在哪个世纪，世界的任何角落，人都具有某种共性。”在写《死亡终局》时，阿加莎阅读了大量有关埃及历史的书籍。她挑出了三处可能用得上的有趣章节，都不是特别著名的事件或人物。“我完全可以把自己想象的人物置于那个时代的背景上，而且只要对当时的风土人情和时代精神有足够的了解，就会获得成功。”她选中的故事之一是发生在埃及第四王朝的事，另一个是莱米塞斯王朝晚期的事，第三个情节则是从第十五王朝的一个嘎教祭司的信中选取的。这位祭司的信件里，有大量生动的生活场景的信息。他因为祭司的职位获得了大量的田地，并以土地的产出来维持自己的大家庭。他的家应该在底比斯附近，每当他去北方的孟菲斯履行自己的公务时，就由他的长子来打理家族事务，他经常写信和长子交谈。从信件中可以看出，这个家庭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父亲纳的新妾，她不太受家里人的尊敬，父亲在信中警告家人不能怠慢她。他通过写信来施展自己的家族父权：“这些信件几乎把一个活生生的家庭勾画出来：父亲是个吹毛求疵、固执己见的人，他对儿子们不听话很生气；儿子们中，一个唯唯诺诺缺少心眼，另一个脾气暴躁，好摆阔气。父亲写给两个儿子的信是关于做父亲的有义务抚养那个中年穷亲戚的事。她明显是一个多少年来寄人篱下的穷亲戚，家庭的长辈们总是待她很好，而孩子们成人以后就厌恶她，因为她常常拨弄是非。”“老人家定下规矩，应该如何用油，怎样吃大麦。他不会让任何人在粮食质量上做手脚。”在那些信件里，他会讨论儿子们必须实现的粮食产量，还有这些粮食如何分配给家庭里的每个人；当时的尼罗河泛滥季并没有达到高水位，其他地方的很多人都遭受了饥荒，甚至开始吃人。他很尊重自己的老母亲，但并不喜欢那个穷亲戚，希望回到家的时候，可以不再看到她。
在阿加莎写作的时候，这些古埃及的信件还从来没有出版过，小说出来后，她还曾受到一些埃及学家的批评。有的埃及学家甚至认为，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历史小说。这些信件来源于1921至1922年赫伯特·E.温洛克（Herbert E.Winlock）带领的“大都会博物馆埃及之旅”的考古发现。1933年，阿加莎曾和马克斯一起造访了这座古墓。那条通往古墓的布满岩石、陡峭危险的小径，在阿加莎的小说里扮演了重要角色，现在已经被叫作“阿加莎·克里斯蒂小径”了，可见这部小说的影响力。
阿加莎为这个家庭增写了一个女儿、一个娇惯的男孩子和一个贪婪精明的祖母。她不断给斯蒂芬打电话，索要那些“花上他好长时间翻上八大本书才找得到”的资料。她要回答的问题包括：他们吃些什么？肉怎么个吃法？在特殊的宴会上有没有特别的食品？男人和女人是不是一起吃饭？卧室是什么样的？在餐桌前吃饭，还是席地而坐？女人是否有单独的房间？他们把亚麻衣服放在箱子里还是搁在小橱中？在自传中，阿加莎回忆：“我要使书中关于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的描写读来可信。”“如果我认为书中的某些描写是符合事实的，我绝不会轻易改动。”
她成功地重现了古埃及的情景。她的每个章节都是按照古埃及的方式来标记的时间，比如，“尼罗河泛滥季第二个月第二十天”，“冬季第二个月第十天”，“夏季第一个月第三十天”。她这样描写埃及家庭：“满屋子的女人——从来不会轻声说话，从来不会安静下来，总是在聊天，大呼小叫，说着什么事情，而不是做事！”观察者、年轻的寡妇雷妮森喜欢坐着空想，什么也不干，“懒洋洋地满足于男人们的私语声作为背景”。而男人是什么角色呢？“他们是繁殖后代必不可少的，就这些。但是种族的力量在于女人。”人物的对话和交谈，是农业文明式的，他们在尼罗河的泛滥季节争论堤防需不需要加强，关心的是农田的管理权和司祭的责任；装饰住宅的植物是彩色荷花和罂粟花的横饰带；厨房里充满着韭菜、大蒜和各种香料的混合气味；来自外界的邪恶力量是破坏农作物的病虫害。她让小说里的角色说出自己对古文明精神的理解：“动笔的人会轻视那些耕田、收割、饲养牛只的人。然而田地和大麦、牛只是实实在在的，它们不只是草纸上的一些墨迹。当所有的草纸卷、所有的记录都被摧毁掉，那些耕作收割的人会继续下去，而埃及也会仍旧生存下去。”“只有你看得到、摸得到、吃得下的东西才是真实的。”
书中的人物用古埃及的方式歌唱爱情。卡梅尼这样唱：“我要到孟斐斯。我要见彼大，真理之神。我要对他说，‘今晚把我的情人给我’。河流是酒，彼大是河边的芦苇，沙卡梅是水中莲，伊亚瑞是花蕾，尼芙定是盛开的花朵。”她甚至研究过古埃及的政治混乱状况，当时埃及还没有统一，弥漫着一种政治上的不确定氛围。阿加莎还研究过古埃及第五王朝法老杰德卡拉统治时期的官员普塔霍特普（Ptahhotep）的作品《普塔霍特普箴言录》。《死亡终局》（Death Comes as the End）的题目就来自此书，其中警告了与女人为伴的危险。在小说里，老母亲伊莎这样告诉她的祭司儿子纳妾的危险：“俗语说‘有女人在的地方不好’。”又吟诵道：“记住，男人受女人艳丽的肢体蛊惑而成了傻子，然后，看，一刹那间她们都变成一堆失去光彩的废玛瑙。一点，一滴，就像梦一般，而最终死亡来到。”伊莎在小说中，是古埃及传统智慧的象征。埃及人对鬼神的迷信，也成为谋杀案情节的一部分，它让恐怖的氛围在家庭内部蔓延，让谋杀者伪装自己。在古埃及人的信仰中，他们相信亡灵是可以影响生者的。“所有这些经文，写在棺木上的东西，有些含糊得似乎毫无意义。但我们知道阴府之神是被人杀死的，他的尸体后来被拼凑在一起，戴着白色皇冠，因他我们得以不死。”所以在诺芙瑞死去后，总是有她从阴府回来，亡灵在屋子里徘徊的鬼故事。小说里也有给亡灵写信请愿的情节：“亚莎伊特之灵在上，此信来自你的情人和丈夫。做妻子的忘记她丈夫了吗？做母亲的忘记她亲生的儿女吗？高高在上的亚莎伊特知道有个恶灵威胁到她儿女的生命吗？……你死后葬礼备极尊荣，一切按照礼俗，我供应给你仆人、牛群、食物、饮料、珠宝和衣裳。……看在你孩子的分上，原谅你的丈夫应贺特。”
这部小说在推理历史上，第一次把谋杀置于古代和远古文明中（实际上是第二次），虽然从推理结构的角度，它并不是她最好的作品。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阿加莎就已做过了很多埃及历史的研究，她不怎么有名的剧本《埃赫纳吞》（1937）也是以古埃及为背景的（这才是第一次）。在她之后，有了大量以中世纪或古罗马为背景的侦探小说，其中最有名的是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以中世纪修道院为背景的《玫瑰的名字》。
文 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