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到元上都的人看到的其实还是一座中国式样的城池，有四四方方的城墙和似曾相识的街道布局，只是内里已经完全荒芜了，盛满中国城市不熟悉的“自然”——在《看不见的城市》的开篇里，卡尔维诺是这么描写马可·波罗或是他本人想象中的这座城市的：“黄昏来临，雨后的空气里有大象的气味。”
从北京出发沿着京藏高速折向西北，就踏上了去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元上都遗址的道路——但事实上，最终这座古代的城市几乎是在北京的正北方，于是再折向东北，绕了一个接近直角的大弯子。按照历史学家的传统说法，上都是蒙古皇帝忽必烈“龙潜”或“在藩”的地方，它早于大都城，还不是皇位继承人的时候，忽必烈在此建立过“金莲川幕府”，培植他和后来的竞争者阿里不哥生死厮杀的势力，因此大汗对上都有着特殊的感情。金莲川这名字很美，直到现在它的美也名副其实——忽必烈，乃至后来的蒙古皇帝们都灰飞烟灭的时候，上都，或称开平府，已经慢慢淡出了北方居民甚至游牧人的视线，金黄色的金莲花依然盛开在每年七八月的漠南草原上。毛茛科、草本，它的花朵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花色金黄，七瓣环绕其心，一茎数朵，若莲而小。一望遍地，金色烂然。”
先有金莲川，才见大都城——如果你在地图上沿着紫禁城三大殿的中点连线并向北无限延长，会发现北京城的中轴线并不是正南正北方向，而是稍稍向西偏折了2度，但这条歪斜了的轴线分明指向上都……为什么这两座城市的方位有着惊人的巧合？有人说“汗八里”的规划是对上都城的致意，但是后者的存在多少是个偶然，偶然得今天的人们都已经将它遗忘，而从唐幽州到辽南京、金中都，北京这座城市分明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留影”数百年了。
于是，这神秘而缺乏解释的连线，依然是个值得探究的话题。
即使在我多年罗致的城市清单上，像元上都这样的地方依然是空白，不仅仅是因为从未去过，也是因为对以上的这些问题一无所知，无法为我的研究提供任何链接理性的“焊点”——尽管也算是中国古代都城的杰作，汉民族的文明似乎没有到达比这更远的地方了，就是现在的纽约、巴黎都好像没那么遥远，可我们这时代的问题，很多依然源自幽暗中过往和当代的冲突，不为人所熟知，却清晰可感。“传统”不仅关于老生常谈的历史，它也关于那些隐秘和晦涩的记忆。
元上都如果什么都没有剩下，它至少是关于幻想的，在幻想之中，这个名字依然为世界的另一半熟悉。在英文中上都的拼写是“Xanadu”，不是现代才有的汉语拼音，对于从蒙古征服时代就向东看的西方人，这个X开头的英文名字像Xerxes（薛西斯）一类的听起来既亲切又古怪。与威廉·华兹华斯及其妹妹桃乐茜相交那段时间，18世纪的英国诗人柯勒律治在恍惚中“写成”了一首长诗《忽必烈汗》，他梦到的也正是“Xanadu”——
“忽必列汗在上都/曾经下令造一座堂皇的安乐殿堂/这地方有圣河亚佛流奔/穿过深不可测的洞门/直流入不见阳光的海洋”
真伪莫辨的《马可·波罗行记》对上都有栩栩如生的描述：“……向东北方走三天，就到达了上都。上都是忽必烈大汗所建造的都城，他还用大理石和各种美丽的石头建造了一座宫殿。该宫设计精巧，装饰豪华，整个建筑令人叹为观止。该宫殿的所有殿堂和房间里都镀了金，装饰得富丽堂皇……”如此看来，柯勒律治的奇谲梦境居然大致是不差的，至少一个梦听起来像另一个呢。他除了提到“广袤十六英里”尺寸相仿的城墙，还着重提到上都城“内有泉渠川流草原甚多”，正对应着柯勒律治诗中“肥沃的土壤”、“花园，蜿蜒的溪河”、“一片芬芳”的盛开鲜花，还有森林、山峦，当然，还有洒满阳光的草场。
两篇来源都成问题的文字的对应可能纯属巧合，但一切“纪实”都仍是想象的时候，如此真实的“虚构”却莫名其妙有了历史价值。值得指出的是，考古发现证明上都城内的“泉渠川流”确实不少，而城市就架设在这些富于自然情趣的景观之上，和别处红尘滚滚的“都会”面貌大相径庭。民间附会刘太保（刘秉忠）营国时，因为“地有龙池，不能干涸”，而请求忽必烈“借地于龙”。事实是上都地近沼泽，水难排干，让大型建筑的营建成了难题，需要用人力战胜天工：“殿基水泉沸涌，以木钉万枚筑之，其费巨万。”——今日上都遗址内生机盎然的景色，或许，反倒体现着它最初的特点，虽有兵火岁月的减损，却并非全然颠倒其风貌，它对应着的是蒙古人为我们留下的神话般的一片“野趣”的城市，和中原文明熟悉的相去甚远。围墙环绕的巨大城池盛满的并不是寻常的市井生活，而像是大汗巨大的御花园，准确地说，是他的狩猎场。马可·波罗说，在这里，度夏的大汗时常放出猎豹扑向它的猎物，可皇帝本人并不享用这些猎物，它们最终是送去喂了鹰隼，蒙古人的狩猎于是仅仅具有游戏价值。
游牧人的国都起先是在更远的漠北哈剌和林，《鲁布鲁克东行记》等书中提到的奇特风情，或许正是蒙古大汗杂糅四方的结果；上都的规划者刘秉忠虽是汉人，也是大都的主要设计师，却一样不能不受到异族统治者蛮荒口味的影响：“……此草原中尚有别一宫殿，纯以竹茎结之，内涂以金，装饰颇为工巧。宫顶之茎，上涂以漆，涂之甚密，雨水不能腐之。茎粗三掌，长十或十五掌，逐节断之……”很难想象这样的城市究竟是什么模样，仿佛是南方被征服者的精湛手艺和蒙古包的固定方法结合在一起，成了漠北都城中奇怪而显眼的标志性建筑，这一时期也是彩色琉璃大量使用的开始，五颜六色一改隋唐以来宫城大殿肃穆的风貌——它逐渐改造并成就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个紫禁城里的“中国”。
更蹊跷的是城市的布局。上都城、皇城、宫城的嵌套并不中规中矩，宫城的中心不是正殿而是一座“阁”，且宫城偏在东南一角，这仿佛和我们知道的前朝宫阙记载、实例大不相同。更有甚者，在宫城的后部有一座巨大的“穆清阁”，黄土中剥露的砖砌台基至今仍高出地面十余米。它的形制貌似今天紫禁城“午门”的阙楼布局，只是“U”字的方向内外正好相反，“穆清阁”又好像是长安城大明宫的正殿搁错了地方。如此，上都城和前后都城制度不属络的关系让人颇费思量，它那规整中夹带野性的风景使人备感困惑：
“那深沉而奇异的巨壑/沿青山斜裂，横过伞盖的柏树！/野蛮的地方，既神圣而又着了魔——”
这座草原上的欧亚大都会和黄尘十丈的汉地截然不同，同时“野蛮的地方”也记录着一种对中原民族而言的痛史。上都城的中心建筑物大安阁，是从金人在汉地的首都开封强拆了搬过来的，那几乎是亡国的北宋京城剩下的最后一幢建筑物了吧。史载“靖康之变”时，宋徽宗经营多年的汴梁大多锦绣楼台都拆了做守城器械，只有熙春阁因为过于坚固而得以幸存。它在大都的“化身”，和上述那座奇特的竹茎宫殿的命运不会有多大不同，或许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不再“中国”了，至少，“大安阁是广寒宫，尺五青天八面风”，将这种明层四层暗层尤过之的“高层”建筑作为上都的“正衙”，在此举行朝会性质的礼仪活动，恐怕也只有不拘一格的蒙古皇帝能够想得出来吧！
难道它就是马可·波罗所夸谈的那座“大理石宫殿”！
除了苏武北海牧羊的故事，在长城外哪怕只是向北多走一点点路，汉字的记述马上就变得极少，一切只能依赖于想象了。事实上，汉文明不是没有过一点点旅行，至少，汉、唐往西往北走的步子，要比它在东方大海上的行动迅捷得多，从两汉开始对于西域的经略使得河西走廊往西成就了“丝绸之路”，“河西四郡”也就是酒泉、武威、敦煌、张掖的名头要比现在的兰州、西宁大得多。然而，这种出于“控制”和“保护”目的的有限征服，仿佛并没有在当地留下什么印记，由于农耕民族的技术局限和对于特定生活方式的依赖，中国人偶然建立的域外“方国”又常是兴废有时的，和牢牢扎根在美洲的欧洲殖民者的迥然不同。除了和北方、西北方的游牧人长年作惨烈的厮杀，有唐一代兴起的吐蕃更从身后西南的高原上出其不意地冲下，使得中原和草原上景色的脆弱联系更加岌岌可危。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去过或路过西省的荒城，亲身领略了天地之间人的渺小，和我们所依赖的日常“意义”的匮乏。随便去一个遗址，就还得从省会城市转乘两个小时的飞机，这还没完，飞机场离目的地往往还要多个小时，很多城址已在无人区内，就算到达最近的一个有人烟地方，还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在荒原上车开不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到了一定时候，戈壁里就没有“路”了，全凭越野车的轮胎好和司机的经验。就在漫长的时间里，周围的风景大同小异，全是一茬茬像铁一样硬的沙漠灌木，如枯死的胡杨树和骆驼刺，需要司机小心翼翼地避开，以免意外地让车和人都夭折在路上。
长城外的边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它们的废墟使人叹惋的同时，也使人越发质疑“中国式”文明在游牧荒原上的存活能力。今天，一堆堆“白城子”、“白堆子”的类似地名，因为细致的夯土构成，才有别于周围的自然环境使人察觉，而附着在上面特定年代的生活气息，却像古老的壁画一层层迅速地剥落，以至于什么都认不出来了。我在新疆、甘肃、内蒙古、青海沿途目击的很多古城遗址都是如此，乃至于唐瓜州故城（锁阳城）这样有名的城址，如果不是事先有所了解，你完全不会知道这城中曾经有过多么繁盛的生活。在那里，仅有夯土城墙还在骄阳下默立，马面、城门清晰如雕塑，“城”勉强存留，而“城”中好像是遭了可怕的火山爆发，所有的建筑基址都被惊人的自然力扭曲，被摧残得辨认不出形状了，野草蔓生的软塌塌地面上，哪怕连一星半点文明堆积物的痕迹都看不到。
蒙古人“发明”的城市却正好相反，在向中国人借鉴来的四方城池中，长盛不衰的“自然”见证了另一种文明的生命力——或者说想象力，“国破山河在”，越发映衬出游牧人不羁的时间和空间。上都的建筑虽然模拟中原礼制，却拼凑和见证着不同的历史——也许，那正是“匈奴以杀戮为耕作”的血腥历史？从忽必烈开始，共有六位皇帝在元上都即位，他们登临大宝前后又彼此厮杀不休——那也就是野蛮人“神圣而又着了魔”的仪典？它们没有汉族君主繁复的礼仪和花色翻新的“卤簿”作装点，却浸透了一位猎手心目中的甜蜜感——在他望着流血猎物时，心头升起的残酷的甜蜜！
史载忽必烈在上都的高阁上时常四处眺望，城中人事历历在目——也许反证了城中建筑的稀疏。他望见湿气丛生的上都城里，一切因为太过“自然”，一条像样的大路竟都无法生根，他的大臣上早朝时走过阁前，怕露水打湿鞋子，只好不拘礼节，把皮靴脱下来涉水前行，看到这一幕皇帝也不禁哑然失笑。
这，也许正是蒙古大汗欣赏的马背上的“城市”。
至今依然盛开着金莲花的城市，就连如此稀少的“历史”也显得无根而空洞了，齐膝深的“自然”无法像寻常的考古对象一样被深掘而“发现”，只能靠一阵风不经意地“显现”，然后次第却无逻辑地“生长”。那情形就好像闯入中亚的探险家斯坦因，在一阵风暴刮去了流沙后奇迹般地“望见”了尼雅，无需锹铲——在这彻头彻尾“人”的空白中，你真的完全无法想象任何我们熟悉的“历史”和此刻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意义所在，你只能坐下来，默然心会……
于是，某种感慨，或是某一刻的心有灵犀，就在这个距离北京9个小时车程的地方油然而生了。在亚洲的腹地，偌大安静的天地间，只有我们两三个人在那里坐着，周围连风声也没有。不久以前刚刚翻阅过《长春真人西游记》的片断，这本书的真实关键词，是从野蛮人滴血的刀尖下乞得的“和平”，那一刻不禁又想起了这本书，想到多年之前，有多少无名者的尸骨，散落在去往和离开这座美丽草原城市的路上？
中国城市——包括眼前这座“舶来”的——大同小异是由一堵堵的城墙组成的，包括使得世人瞠目结舌的那道漫长的“边墙”。其实这样的城市是否更有利于防御？
“今古河山无定据”——按照纳兰性德的理解，对于处于守势的人们而言，它们也许只是进一步撩拨起了外来者侵入的欲望。可是，就像在上都那样，倏忽来去的牧马从不因城墙而停下，恐怖的征服者偶然间“有样学样”建造起来的汉人的城市，内里却依然是片美丽的牧场！相对于它更好的耐受力而言，城市的边界从来都没能造就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它只是见证了另一种力量和它之间的消长。这种人事与自然兴衰成败彼此纠葛的历史，是无可想象的巨大经验的集合体，由无数和我们同样的生灵的歌哭歌笑聚合成的暗色、厚重、沉郁的一团。文明演进的逻辑是无可理喻的荒诞、粗暴和惊心动魄，建城（成）与城破，全盛与荒芜，每当看到那一块块散落在山野间的残砖，就想起有多少次流血和撕心裂肺的哭喊，从断断续续到逐渐消失不见。
“那神圣的溪河流过了峡谷和森林/于是到达了深不可测的洞门/在喧嚣中沉入了没有生命的海洋/从那喧嚣中忽必烈远远听到/祖先的喊声预言着战争的凶兆！”
柯勒律治写到此处，已经不是梦中无心的细语而是惊醒后大声的喊叫：当心！当心！
“闭上你两眼，带着神圣的恐惧……”
睁开眼，天翻地覆的元代像是场短暂的春梦，很快，草原上的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状况。
被埋没的是现实，而依然茂盛的是幻想。
文 唐克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