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影评人罗杰·伊伯特说：“伍迪·艾伦总是不停地拍摄，一年一部新片，从某种意义上说，影评人已经厌倦了他的作品。奥特曼拍片数量也一样多，但风格却十分不同，所以看上去不会像是在重复自己。而艾伦的电影，片名字体始终不变，对早期爵士乐的使用也始终不变。”
艾伦的新片《无理之人》仿佛是他1989年拍摄的《罪与错》的重复，片中都有哲学家，都有谋杀。不同的是，在《罪与错》中，一个有钱的男人杀人后逃过了惩罚，而且过上了更幸福的日子，一位聪明的哲学家跳窗自杀；而在《无理之人》中，一位哲学教授杀人后觉得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但在他想杀第二个人的时候意外身亡，仿佛是遭到了报应。
存在主义的教导
在《无理之人》中，美国哲学家艾伯在大学教授哲学主要是欧洲大陆的存在主义哲学，他本人就体验着存在主义哲学所描述的人生的荒谬和无意义：一位好友在战争中身亡让他感到了生命的荒谬，人生的无意义感甚至造成了他生理上的无能。偶然间他发现，通过杀死一位法官、帮助一位母亲的念头让他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可以说他的做法违反了他课上提到的所有哲学家的教导。
在存在主义之前，艾伯提到了康德的绝对命令：“要这样行动：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根据绝对命令，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谎，哪怕纳粹问你犹太人是不是在楼上时，你都要据实相告。自杀不可以，杀人更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道德的。绝对命令的另一种形式是，人是目的，永远不能被当作手段：“在全部被造物之中，人所愿欲的和他能够支配的一切东西都只被用作手段；唯有人，以及与他一起，每一个理性的创造物，才是目的本身。”因此艾伯不可以为了帮助一位母亲、为了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而去杀人。
存在主义有三个基本思想：一是人是自由的，你选择什么你就是什么；二是世界是偶然的，宇宙没有意义，是荒谬的；三是不存在客观的价值。存在主义哲学家都认为，人生的价值要通过自己的选择来创造，做出选择之后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克尔凯郭尔通常被视为存在主义之父。他说，人总是会感到焦虑，这是选择自由带来的结果。他认为，在面对自由的眩晕时，各种可能性会让人不堪重负，但也能让人达到更深层的自我意识。艾伯提到过克尔凯郭尔的《致死的疾病》。在信仰基督教的克尔凯郭尔看来，这种致死的疾病是绝望，因为未能跟上帝的计划结盟而产生的绝望。艾伯确实很绝望，但是他克服绝望的方法不是去寻找上帝，而是自己扮演上帝。
艾伯在提到海德格尔时，把这位哲学家嘲笑了一番，因为海德格尔曾经支持过纳粹。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但他著作中的反犹言论败坏了他的名声。可是艾伯把海德格尔的立场等同于法西斯主义就有些过于简单化了。法西斯主义支持一个统治众人的独裁者，海德格尔的存在思想则鼓励人们克服常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沉沦状态，要求人们通过决断性的选择向死而生。个人的选择通常依赖于一种预定的框架，因此是不加反思地生活在日常状态中，在此沉沦了，但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之后，人第一次认识到，他日常的生活情境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
艾伯引用了萨特说的“他人即地狱”。这句话出自萨特1944年创作的戏剧《禁闭》。萨特的本意是，我们对自己的判断会受到我们如何感知他人对我们的判断的影响。艾伯好像并不会受到这种影响，因为他在给自己的行为辩护时不会考虑他人的判断。
艾伦在他的《罪与罚》一书上写下了阿伦特提出的“平庸的恶”。平庸的恶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一些纳粹声称他们在实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时，只是在服从命令、完成他们的工作，由此来免除他们自己的责任。阿伦特说，即使是在极权统治下，道德选择仍是可能的。
艾希曼不是因为恶的冲动而作恶，而是不假思索地作恶，他是一个无法理解其行为结果的官僚。艾伯杀人犯下的不是什么“平庸的恶”，他要去作恶的决定不是源自他之外，他也不是极权统治中的一个齿轮。
在上帝缺席的情况下
美国哲学家马克·康拉德说：“伍迪·艾伦在他早期的电影如《爱与死》、《沉睡者》、《香蕉》中提出了一些哲学问题，但只是顺便一提，他以幽默的方式对待这些问题。而在他最好的、最成熟的作品中，他把严肃的、哲学的东西跟幽默的东西结合了起来。《罪与错》（1989）在其中很突出，处理了人生的意义，上帝的存在等最重要、最严肃的问题，同时又有典型的艾伦式神经质的幽默。”
《罪与错》把两个故事很好地交织在了一起，一个是喜剧，另一个是悲剧。在喜剧部分，伍迪·艾伦饰演的克里夫是一个失业的电影人，他受雇给他小舅子莱斯特拍一部纪录片，莱斯特是一个富有的制片人。在拍摄这部纪录片时，克里夫结识了该片的制片人哈莉。克里夫一直在拍一部关于哲学教授路易斯·李维的电影，李维是一个敏感的、大屠杀的幸存者。克里夫和哈莉都很鄙视自大、浮夸、粗鲁的莱斯特。克里夫的婚姻即将走到尽头，因为跟哈莉一起工作，他越来越受到哈莉的吸引。
最终，李维自杀了，克里夫的影片也就没戏了。克里夫还在纪录片中曝光了莱斯特干的坏事，把他比作墨索里尼和会说话的驴，随后遭到解雇。哈莉在跟克里夫分别数月回到纽约后，成了莱斯特的未婚妻。
在另一个故事中，犹大是一个富有的眼科医生，神经质的德洛莉丝是他的情人。犹大想结束这种关系，德洛莉丝威胁说要让他妻子知道他们的事。犹大成长于宗教家庭，虽然他已经因为科学而放弃了信仰，但他向他的病人和好友、一位即将失明的拉比忏悔了他的事情。拉比建议他跟妻子交代他的婚外情，犹大拒绝了，然后找他的黑社会弟弟杰克帮他处理。杰克杀了德洛莉丝，之后犹大充满了负罪感，但几个月后他就恢复了之前幸福的生活。
在影片中，犹大认为世界是残酷的，没有价值和同情心。也就是说，犹大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上帝的宇宙中，它没有内在的、绝对的意义或价值。而拉比说：“如果我感受不到一个有意义、宽大的道德结构，感受不到某种更高的力量，我就活不下去。不然就不知该如何生活。”二人的争执是该片的核心主题。只有上帝存在，生命才是有意义的，才会有道德的结构。如果上帝不存在，就没有真正的意义，不知该如何生活。如果上帝存在，世间存在着善恶，我们知道如何才能获得拯救。伍迪·艾伦认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应该是不变的、绝对的，转瞬即逝的、会腐败的、不能持久的都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如果没有上帝，宇宙中的一切都在变化和分解，就没有永恒、绝对的意义和价值。
《罪与错》模仿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小说的主人公杀害了一个老妇人，开始时跑掉了。但他充满负罪感，感到后悔，后来认罪、进了监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有罪也有罚，但是在伍迪·艾伦的电影中，只有罪和错，没有惩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句话叫“如果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一切行为都是允许的”。《罪与错》的主题之一就是，没有上帝的话，就没有永恒、绝对的真理，就没有价值，没有道德准则，没有奖惩。
伍迪·艾伦说，这部电影传达的核心信息是：“一个人完全可以杀人而不必负责，如果你想成为那种人的话。每天都有人做着同样的坏事。唯一能阻止你的，是你自己心里的是非观念。在上帝缺席的情况下，你只能自己背负起责任。”
主笔 薛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