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亨利·基辛格说：“如果你控制住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这一曾被奉为“真理”的说法如今已被打破。持续了快两年的油价下跌对世界经济而言，其效果不亚于又来了一次美元的量化宽松。对于中国而言，油价下跌意味着什么？中国又能多大程度上抓住这次“利大于弊”的机会？我们专访了资深石油专家陈卫东，他此前是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在中国石油行业有30多年从业经验，先后担任中海石油物探公司总经理、中海油服公司执行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首席战略官。
不可逆转的能源转型
三联生活周刊：这轮持续了近20个月、超过70%的油价下跌，改变了人们哪些常识性的认知？
陈卫东：欧佩克推动国际油价暴跌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因为自身生产成本很低，要挤掉比它成本高的一些产能，比如美国的页岩油气，争夺市场份额；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要延缓欧洲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新能源技术一旦获得突破，化石能源的命运将走向终结。沙特坚决不减产的原因也在此，即在下一个能源时代来临前，尽可能多地把埋在地底下的存货卖出去。
这里其实包含了很多信息：石油天然气是稀缺品的神话已被打破，尤其是现在全球油气产量增量超过消费增量，以石油为首的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石油从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新的阶段，大家的目标开始从争夺资源转向争夺市场。有资源就有话语权也成为历史，现在购买力是话语权。
这带来的最大的常识性的变化是，石油已变成一般商品，石油在能源结构中的霸主地位也不再坚挺，甚至可以说石油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正在迈向夕阳产业。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意思是，石油和新的能源之间连博弈都谈不上，最多是抵抗，希望自己的时代能更长一些？
陈卫东：这不是博弈和抵抗的问题，能源转型是个必然。这轮油价暴跌与以往任何一次下跌都不同，这次是结构性的，是一个能源新时代的承前启后的时间节点。现在世界上同时进行着两场能源革命：一个是以美国页岩气为代表，把原来开采不出来、不作为能源的贫矿开出来，美国页岩气革命是在延长石油和天然气的寿命。但这并不能阻挡时代的潮流，因为能源的转型一直沿着一个明显的路径在进行，即从高碳到低碳，低密度向高密度。
所以德国和北欧等国家进行着的可再生能源革命，会是颠覆性的，目标是要弃核、弃化石。就像是从木材时代到煤炭时代、从煤炭时代到石油时代，下一个时代就要来了，如同数码相机取代胶卷相机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能源界的“数码相机”是什么？
陈卫东：像煤炭、石油、天然气那样供给充足可支付的新能源，暂时还没有出现，石油等化石能源可被替代的技术和商品已经出现。下一个主导性的能源，业界普遍认为很可能是在以下两个方向出现突破：一是像蒸汽机内燃机那样全新的原动力发动机的发明，二是为现有的原动力发动机发现新的燃料或大规模可支付的能量储蓄装置，或可控热核聚变装置和性能可靠大容量低成本的蓄电装置。
大部分的能源最终都要转化成电，当储能电池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成了浓度极高、密度极高的能源，这将是对能源转型最重大的技术突破。能源转型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今天的特斯拉也许替代不了丰田和大众，但谁敢保证下一个什么牌子的电动汽车不是另一个“苹果”对传统模式的颠覆？
三联生活周刊：有一种观点认为，低廉的油价会让中国失去发展新能源的动力，你怎么看？
陈卫东：以前是效率、经济驱使了能源的交替，后来掺杂了地缘政治等因素，60年代伦敦的雾霾告诉人们，煤炭污染的后果是严重的，能源的使用开始考虑环境因素，高碳到低碳的过程从原来不自觉的转变为自觉的，现在更有低碳道德化问题。
中国的气候、环境问题主要是能源消费结构带来的。现在，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超过65%，石油17%左右，天然气6%，非化石能源超过10%。这样的能源结构和100年前国际能源结构相似，1913年，全世界的能源结构里煤炭是70%，是最高峰，所以“雾都”伦敦的帽子戴到北京来了。
能源结构的调整，表面上是这种能源换到了那种能源，但实际上是一大批的技术创新，不同的能源使用方式代表着人们进入了新的文明，不同的文明阶段有不同的能源结构。而中国现在的能源结构还停留在100年前，对待环境的态度还在原地踏步，人家为什么跟你走？你有什么吸引力？中华民族要复兴，不说做文明发展的领导者，至少也要跟上步伐。
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初衷本就源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现在，全球性的政策框架都在寻求以低碳经济来全面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污染问题，是政治决心，也是全球道德时尚。能源朝着更清洁的方向而去，是无法逆转的。更关键的是，不同能源之间的相互可替代性不仅有了技术可能性，替代成本差距也日渐进入可承受的范围内。
“三桶油”不会拖累中国经济
三联生活周刊：为何我们没有感觉到，我们庞大的石油工业在能源转型大势下做出相应的调整？
陈卫东：中国的石油产业其实从2008年便开始了新的布局，中国石油公司在2009～2013年这一轮抄底是以资产并购形式进行的，“三桶油”（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在海外并购的投资额是1000亿美元出头。与此同时，全球的石油巨头也在并购：美国三大石油巨头，在这期间买了500多亿美元的资产，卖出了400多亿美元；欧洲壳牌、BP、道达尔和埃尼四家石油巨头，买了400多亿美元，卖了900多亿美元。他们卖的是石油资产，买的主要是天然气资产，知道人家看到了石油价格下跌甚至走向夕阳的大势，在积极做能源战略调整的时候。这个过程中，我们成了石油资产的接盘者，现在潮退了，我们在裸泳。中国石油公司的学费还远远没有付够。
三联生活周刊：是对趋势判读的失误？
陈卫东：是源自我们安全感的缺乏，我们始终把石油当作战略物资，“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总觉得自给自足才安全，所以追求控制权、话语权。为什么我们的煤炭会畸形发展、会过剩？为什么我们的钢铁过剩？都源自我们对资源错误的认知，总觉得不控制在自己手里就不行。
石油企业海外并购对增加全球能源供应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能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因为还存在着资源所在国允不允许把油气运出来、有没有技术条件、油品是否适合国内炼制以及成本等一系列问题。
具体到石油工业本身，我们对资源、储量、产量的认识，遵从的还是苏联的那一套：石油资源是“物”的概念，与资本、经济无关。最常见的语境是：我们通过资源评估，我们还有多少资源量，然后通过勘探发现了多少，还有多少没有发现，然后得出结论，我们还有多少空间。唯独不谈的是，石油资源是否能在当前的成本环境下开发出来，这是我们对待石油这个大宗商品最大的误区：只有量的概念，而没有价值的概念。我们长期只关注“我们可能找到的”，而不是“找到能开采出来的”。这些取决于我们的生产成本和当前油价，而生产成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掌握的技术和商业模式。
三联生活周刊：到底存不存在能源安全问题？
陈卫东：自给自足就叫能源安全吗？准确地说，是能源安全的重要性被夸大了、视野太窄了。我们过度地依赖煤炭，现在自己的环境不好了，“呼吸”不好了，安全的概念是什么？德国和日本，还有韩国，都是世界经济大国，而且是极缺乏资源的，能源资源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他们也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也没有不安全。我们现在的思维惯性，和我们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的思维定势有关，我们以为手中有的东西就是安全的，而忘记了我们环境的安全边际成本。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样的背景下，低油价让哪些问题暴露出来了？
陈卫东：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中国石油业先是经历了从无到有、举国之力、会战模式、苏联体系的第一个阶段；1965年开始自给自足，1968年开始成为纯粹的石油出口国，石油也成为最大的赚取外汇的大宗商品，这是第二个发展阶段；从新世纪开始，中国逐渐成为消费增速最快的买家，2008年之后成为全球最大的投资者。这三个阶段，石油工业的唯一目标是：提高产量，保障供给。现在正在进入第四个阶段，根本的目标发生了改变：加快能源结构转型，提高整个行业的运营效率。
这个目标的背后，中国的石油工业存在的是产业能力过剩的问题，是一种与我们的资源严重不匹配的过剩。衡量石油勘探开发重要的指标是钻机数，美国在油价下跌的这20个月，油价下降了70%，美国的钻机也停了70%。北美有全世界最多的钻机数，全世界动用钻机最高峰的时候有6000台左右，北美大概有2800台，全球超过40%的钻机在北美，相对应的，全球60%的交易活跃在北美。中国只有5%的产量，因上游资源被“三桶油”控制，没有交易，而中国有2000台钻机。
我们国家石油工业从业人员约300万人，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石油从业人员加起来还要多。美孚和中石油每年的产能相差无几，美孚维持这个产能，每年打50多口井。中石油要维持这个产能，要打1000多口井。
我们是太多的人工、设备、投资，对应的是太少的产出，即便没有低油价，也会逐渐意识到，我们的成本高、效率太低。核心的问题是：我们石油工业的体系市场化改革进程非常缓慢，基本还维系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组织架构，我们的石油公司还是个“综合性一体化的小社会”架构，不相信市场、不相信竞争、不相信社会分工。我们能够学习和采用新技术，但是不得不维系“大而全、小而全的小社会架构”，技术进步的“溢价”不足以抵消“小社会”的成本增加。过去十几年“三桶油”的确是做大了，这次油价下跌，“摊薄性”增长的弊病充分暴露了，公司组织架构停留在老制度框架里的矛盾充分暴露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否会拖累中国经济？
陈卫东：中国是最大的产油国之一，油价下跌肯定会影响相关行业的利润和投资。但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国际油价下跌自然会减少进口支出，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促进投资，也对工业企业和居民消费有支撑作用。同时还有助于降低中国通胀压力，为可能的定向调控政策留出足够空间。总的来说，不利的一面比起利好来，不算太重要。
“买家上帝”的机会
三联生活周刊：全球石油市场的格局都因这次持续的油价暴跌发生了改变，有人说地缘政治的影响力正在石油领域减弱，是这样吗？
陈卫东：低油价下地缘政治动荡事件对油市的影响力在显著下降，最近一个时期油价走势几乎已对地缘政治“充耳不闻”。比如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冲突，委内瑞拉国内局势动荡及“伊斯兰国”发起的恐怖袭击、沙特与伊朗断交等事件，并没有对全球油价带来太多影响。
过去，国际间的石油竞争是围绕资源展开的，所以有了能源地缘政治。原来最厉害的是资源国，因为供不应求，现在资源国最难受，他们要想办法把埋在地里的资源尽可能多地卖出去，以前被“争夺”的中东，现在要去争夺市场份额、争夺消费者了。
随着美洲能源自给自足，伊朗、伊拉克可预期的增产，欧洲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受克里米亚事件影响俄罗斯油气出口重心东移预期。亚洲地区消费者的地位已经提高，能源布局的变化已经开始。
地缘政治和能源的关联已经在减弱，未来，对世界油价最重要的两大因素：一是石油主要生产国是否愿意减产；二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石油消费大国能否将消费抬起来。所以，现在对外的能源政策应该按照这种转变来布局。如果我们现在提到能源问题，还是停留在供给问题上，就不合时宜了。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全球石油最大的买家，中国能用这一点做些什么？
陈卫东：中国现在是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和能源消费市场，是周边资源国激烈竞争的市场，中国确实已经成为“买家上帝”。过去，我们因“惯性思维”，干了不少傻事，我们的能源战略思维还是争夺资源，而不是好好利用我们的市场。在煤炭时代，英国是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它同时也是世界领导者，在石油时代，美国是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它也是世界领导者；今天，中国是第一大能源消费国，我们有了参与世界秩序制定的机会。
在世界能源的前两次转型中，中国都是无意识的、随大流的，这次中国站在舞台的中心，一举一动都将受到世界关注。作为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中国如果不转型，整个世界就转不动。中国不转型，就会被孤立，今后的贸易就会遭遇诸如碳税之类的巨大挑战。“最大买家”的身份，至少可以让以石油为主的高碳化石能源，向以低碳多元的清洁能源的转型走得更轻松一些。就国内而言，我们也应该抓住这次历史机遇，顺势改革垄断的能源体制。
此外，随着能源消费重心转移，中东正在成为亚洲的中东。中国的石油供应超过50%从中东地区进口，日韩达到90%，印度达到75%。虽然亚洲是能源消费最多、增长最快的地区，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对主要石油生产区的中东并没有太大影响力，也没有像美国、欧洲那样的相互交往平台，这是严重缺陷。对俄罗斯亦然，即使在近10年的油气进口快速增长期间，来自俄罗斯方向的油气对中国而言远比我们期待的少，未来的影响也许会加大。中国应该会借此机会，越发重视区域的联合和协调，形成一致的价值观、统一的话语权，以维护本地区的利益。
三联生活周刊：借助“一带一路”战略，中国未来的能源结构将会出现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陈卫东：从战略角度考虑，在全球化的格局下，中国的能源安全面临的不是要解决怎么能够能源独立的问题。随着地位的提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站在保证全球能源安全的高度去看待能源问题。而用好能源供需结构变化的大好时机，积极推进能源结构、环境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积极应对全球气候秩序的形成，是推进全球治理秩序变革的必修课。
“一带一路”将带来物流层面、资金流动、技术和信息以及人员交流的能源合作，和中东国家建立合作共赢的良好经贸关系，不仅有利于“一带一路”战略更快地展开，同时也有助于让中国能源结构更加多元化。
“一带一路”不仅有中国与海湾国家、伊朗的关系，还有中、美和中东的大三角关系，但资源能源的转型势不可挡。“一带一路”的建设将会加速中国和相关国家之间的能源市场一体化。特别是在油气方面，虽然我们比重保持稳定，但总量还是逐渐扩大，中东国家对中国油气来源的保障程度会由于“一带一路”的合作逐渐提升。在新能源领域我们也会和“一带一路”国家加强合作，不仅中国自身的太阳能和风能利用比重也会逐渐上升，而且中国可以去“一带一路”的国家，帮助他们也利用再生能源，如此一来，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结构都会得到有效改善。
能源改革需先理顺电价机制
三联生活周刊：你前面提到了抓住历史机遇，顺势改革垄断的能源体制，怎么改？
陈卫东：中国能源制度强调政府对资源的垄断和支配能力，对非公资本进入设置了屏障，形成了以垄断企业为主体的封闭市场。垄断可以产生巨额利润，但对于能源技术进步、资源最优配置没有益处。过去十几年能源领域投资拉动了GDP增长，所以重复建设问题严重，产生巨大的资源、人力和市场空间的浪费。因此，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的内涵就是改变对地方政府和国企的考核标准，同时对非公资本开放能源市场，逐步形成多元主体的能源市场。
在市场层面上，中国的能源改革的核心，是价格体系改革。美国电厂通常有煤电和气电两种设施，哪个便宜就用哪个。市场结果的手段就是美国的天然气价格和石油脱钩和煤去对决。中国现在天然气的价格是煤的4倍，多少年来，我们能源的价格是每个单项燃料在调控，其实能源已经进入到了可以相互替代的一个阶段，气可以替代电，电可以替代煤，所有这些东西已经是一个能源体系。但因为这个价格体系已经固定，所以我们还在延续的调整单向能源价格的办法肯定改变不了这样的能源结构。下一步的改革就是让市场的手形成一个能源价格体系来进行调整，让能源的价格和质量与我们的能源结构调整提高运行效率目标挂钩。
三联生活周刊：能源使用的经济性与理想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
陈卫东：澳大利亚大使问过我一个问题：中国人愿意为利用洁净能源增加自己的支出吗？我认为这个问题很深刻。以现在一吨煤的价格和更清洁的天然气来比较，一个单位煤的价格大概是3美元/MBTU，而一个单位的气都要7～8美元/MBTU，我们进口中亚的气在11～12美元/MBTU，进口俄罗斯的气11美元/MBTU。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不看这个价值吗？从经济性来讲，我们不得不在煤炭的现实主义和环保的理想主义之间做出权衡。根本的改革和变化，需要政府逐渐放手，培育社会和民众更多的责任意识。政府把一切揽在身上，这就使得变革很艰难，公众也需要认识到我们必须在经济性和环保之间权衡。
三联生活周刊：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需要一张怎样的路线图？
陈卫东：第一，让市场发现价格。为什么我们觉得天然气贵，消费不起？因为天然气可以替代。我们也觉得原油很贵，但是因为没有替代，所以供销两旺。
气和电是可以替代的，油和电可以替代的部分极小，这就是区别。而在我国，电主要是煤炭的转换，而煤炭价格存在扭曲，这间接地影响了我国对天然气的利用。
第二，改变能源结构，扩大天然气的使用领域。目前我国的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只有6%，世界接近25%，所以我们的雾霾很严重。改变这个能源结构，天然气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家用。在成熟的新能源技术出现之前，发电、交通、化工都需要加大天然气的利用，这才能把煤炭减下来。
第三，在保证能源供给安全方面，这主要通过全球贸易和本土生产，但具体问题通过比较优势来确定，而不是认为能源对外依存到了多少比例就是危险点了，这在全球化时代是不合时宜的观点。
第四，我认为电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平台，要重视电在能源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中国能源变革，应该以电作为平台来看各种能源的发展和相关因素。通过电去调节可再生能源、页岩气、煤制气等非常规能源，成为各种能源效率的计量器。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能源问题的重点在于电？
陈卫东：是的，理顺电价机制是首位。现在一半以上的能源都是要靠电来消费的，但电力价格是非市场化的，中国能源价格扭曲的核心在电力价格上。拿天然气来说，我们的价格大概是美国的4～5倍，电价比美国略高，全世界天然气消费最多的是发电。而无论是煤炭、水能还是核能，大多数能源首先会转化为电，送到最终消费者。电还是衡量能源转化效率的平台，恒定的一度电多少钱能用、多少钱能发，这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由于我们看得见的手参与太多，交叉补贴等各种做法使得电被扭曲了，如果不理顺电价机制，就不能解决其他能源改革问题。中国需要以电力为基础重构中国能源体系，能源回归商品的核心是电力价格的市场改革，而不是解决单个能源问题。一定要把电力作为一个核心平台，重新考量我们的顶层设计和能源改革。
记者 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