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艺术从现代主义的绝对的个体性，再次向集体的信念系统求助的时候，或许约翰·哈弗格瑞关于奇波运动的一个描述可以给还敢相信的人一个可以借鉴的角度：“坚定的想象力可以达成一切。”
“乌托邦”是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在1516年用来命名自己的书的。Utopia来自希腊语：eutopia。前一个英文词的意思是“不存在的地方”（No Where），后一个希腊语的意思是“更好的地方”。莫尔在发明这个词的时候就暗含一层英式的幽默：更好的地方是不存在的地方。
在“一战”之后。人类第一次经历了最大规模的互相杀戮，人类社会的物质构成和精神构成都被摧毁。这个时候，知识分子最爱用的词中有两个都来自古典文化：一个是“Tabula Rasa”，原意是古罗马老师教学生用的石板，在一个问题解决之后，被擦成空白的状态，也就是说“一战”后，之前的都被抹去，人们要从一种空白的状态开始思考；另一个词就是“Utopi”，是指既然不愿意也无法回顾，那么人们只能向着不存在的未来，去构想另一个更好的地方。奇波·基夫特（Kibbo Kift，后文简称“奇波”）就是当时一个震动欧洲，后来却又险些被遗忘的乌托邦青年运动。而它之所以被学者重拾和再次推出，最重要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它的政治性，也在于它的视觉性和艺术性。
奇波运动出现于上世纪20年代的英国，是一个志在教育青少年的社会运动。Kibbo Kift这两个词语来自古老的凯尔郡方言，意思是“对强大力量的证明”。创始人约翰·哈格瑞夫确立的整体目标是培养一群健康和富有创造力的个体，通过他们来创造一个没有战争、没有贫穷，人类生命的价值得以充分发挥的社会。
对于奇波运动的创始人，诗人奥登在1932年的感受是：“哈格瑞夫看上去特别具有中产阶级下层的气质，如同所有一知半解又热爱文化的人一样缺乏幽默感……他意识到咱们的文明出了问题，可谁又没意识到呢？他诊断出来那些被情感控制的人们渴求什么，又被什么扭曲，但却想要从一个孩子的层次去满足他们。”D.H.劳伦斯在1928年的描述则有点悲剧性：“这个男人在某种纯净简单的理想主义、某种哑剧仪式和某种对现实操作性的妥协之间摇摆。他想要的东西是不错的——我从整体上同意，并且从他作为一个勇往直前的斗士的意义上尊重他。但他清楚他的方向上是没希望的。”
不论同代精英们如何看待哈格瑞夫，他都更是一个行动者（doer）而不是思考者（thinker）。他确实也具有提出乌托邦设想的革命者通常具有的气质：简单，固执，不怀疑，重视可操作性。
奇波运动的本质体现在两项实践当中：第一是户外运动；第二是视觉设计和手工艺。奇波的实践完全可以看作一套综合的视觉系统，在艺术史上留下了乌托邦追寻者的奇特足迹。哈格瑞夫自己在1924年声称：“（我们的）方式是建立在一种对‘意义’的直接追寻中，这种追寻是通过颜色、形状、声音、动作，也就是说一切关于象征的形式来进行的。”奇波组织中有大量艺术家和艺术教师，他们都信任这种把政治追求寄托在美学实践中的方法，很多人同意视觉手段是“一种具有魔法的说服形式”。而哈格瑞夫的另一个口号“任何东西都必须有风格”，则直接导致了奇波组织中的一个奇迹：大部分日用品都是他们自己设计并且手工制造的，而且其设计理念综合了高度现代主义视觉语言和古老传统：凯尔特的、古希腊古埃及的、欧洲中世纪的，所以最终成果被批评家认为更是一种后现代的艺术现象。
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就是他们运动的标志：一个蓝色圆圈，代表着团结和永恒之循环；圆圈内的蓝色的“K”除了代表奇波运动本身的首写字母之外，还是埃及Ka神的代表；K字母的右边有一团红色火焰，象征着来自本源的生命和能量之火；在火焰的右下角有一棵绿色的杉树形状的树木，象征着来自圣经的“知识之树”，但并不取其基督教含义，而是把它认作一切艺术和科学的来源，哲学和宗教离开它也无法产生。
这个标志的视觉形式强烈简单，用现代主义风格折射出各种古代的参照系统，同时是神圣和蛮荒的集合，用人类字母代表的古老文明对应于树木以及火焰。
奇波运动的现代主义来源是当时流行的“象征学”（Symbology），在上世纪20年代常被用来描述神秘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符号，但也用在广告和大众传媒中。
比如20年代公路的路标被大量改造和简化，用三角形和圆形做板子，加上简单的线条符号表示禁止或要求。这就是现代象征学的典型例子。奇波运动也把象征符号视为一种现代和科学的交流方式，认为这些符号的语言是如同世界语一样的国际语言，不过最吸引奇波运动的仍然是符号那种古今结合的天性，它们也来自远古，承载了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和超自然的力量。在象征学的影响下，奇波运动的视觉系统，包括艺术、书籍和表演艺术，都是高度抽象和风格化的，把“现实主义”视为一种禁区，绝对不允许出现。
奇波视觉设计的日常体现最明显的就是他们的服饰。戴尖帽子的斗篷，是奇波男装的必备品，完全来自中世纪修士的服装。奇波运动还要求男人必须外套一件萨克森古老传统中的无袖外套，扎有带扣的皮带。这件外套只能是绿色、灰色或褐色，最好是绿色的。而女性则要求穿工装式上衣、裙子，系紧身皮带，头上戴头巾或皮帽。在基础性的复古要求之上，其余部分完全由个人发挥设计，而通常这些个人设计是现代主义的，所以再次形成了古今混搭的后现代风格，至今也是很多设计师灵感的来源。伦敦《每日快报》曾经评论，那些穿斗篷的年轻人在20年代的伦敦确实给整个城市带来一种“温柔的震动”。
除了衣服之外，奇波视觉产品中跟日常相关最多的是木制品。而木刻传统则来自当时仍然残留的“艺术与工艺运动”的影响，以及欧洲最古老的青少年团体“男童子军”。“艺术与工艺运动”在20年代已经进入尾声，人们再也不能相信手工制品可以替代工业制品的地位，但是仍然把手工艺置于一种具有更高的精神价值和教育意义的光环之中。男童子军为了回复古老的传统而把木刻技艺作为参加他们组织的必要条件。因为木材是自然界最容易取得的材料，而且日耳曼传统中木料一直是人们生活生产必备的东西，也是人类文明跟自然蛮荒交融之处。所以奇波运动大量制造了木材的印章、容器、仪式用品，最多的就是圆形的小标志，用来加在各类衣服或腰带上。户外运动的另一个视觉景象是露营用的帐篷。奇波运动是世界上第一个轻型便携帐篷的集体发明者。哈格瑞夫要求每个成员必须装饰他们的帐篷，其具体的要求中充分说明了奇波的视觉特色：要用明确的边线区分不同的平面，图形要平，色彩要鲜明，不要用点状的设计，不要让画面看上去细碎凌乱……
《奇波经》（KINLOG）是奇波运动制作的一本如同《圣经》一样的大书，为这本经典制作彩绘装饰的凯瑟琳·米尔恩斯（Kathleen Milnes）从1927年11月一直做到她1943年去世。这种彩绘插图的方式完全是中世纪制作宗教经典的方式，甚至使用的色彩也有借鉴。例如《奇波经》的封面上，虽有奇波男女及婴儿和某些神话符号人物，但他们都不处于中心位置。给人最深印象的仍然是几何感的简洁有力的结构，以及填充在结构中的抽象装饰，这些抽象纹饰大多是植物造型或涡卷造型，一看就令人想起著名的爱尔兰圣经——《凯尔斯经》——明显地向这种不同于欧洲大陆，而纯属爱尔兰传统的圣经装饰艺术致敬。凯瑟琳的插图每一幅都可以成为独立作品，内容既有现代生活又有古代符号，极其细密繁复，结构稳定，色彩淡雅，如同古代爱尔兰修士一样，传达着信念给人带来的平静、观察力和创造力。
奇波运动如同所有的乌托邦运动一样，一度相当具有吸引力，在英国和爱尔兰有30个据点，也试图发展为一个国际性的运动。但乌托邦矛盾的本质，会导致它们总是激烈而短命。哈格瑞夫虽然要培养健康有创造力的“个人”，却以相当独裁的方式在领导这场运动，受到很多人的诟病。奇波运动后来转变为“绿衣运动”（Green Shirt Movement），1935年成为一个正式的政治党派，再也不具备乌托邦的气质。
法国哲学家德布雷在《图像的死亡》中谈过，图像在今天已经死亡。它曾经是生与死，人与神之间的媒介，可以使死者和想象的对象在场。图像不仅仅是一种描绘手段，而是一种生存方式。奇波运动虽然产生在现代主义高峰时期，也具有明显的现代运动的外部特征，但同时具有反现代的本质，因为它本质上是图像的招魂术，政治信念的系统成为图像和象征的附身巫，乌托邦大同世界的单纯故事转瞬即逝，但它召唤回来的视觉形式却具有奇异的影响力。这整套的招魂创作方式也成为后现代艺术家创造的灵感。
比如苏格兰艺术家查尔斯·艾福瑞（Charles Avery）曾经长期居住在苏格兰西海岸外的马尔岛上，要到达此处的唯一通道是一个叫作Onomatopoeia的小城。从2003年开始，查尔斯开始了他的长期计划：岛民（The Islanders）。他自己把这个以Onomatopoeia为中心的想象世界形容为一个“充满各种理念的世界”。他创作的方式完全也是如同描绘世界蓝图的方式：素描。再由此而衍生出雕塑和装置。查尔斯认为：“我不会梦到我笔下的人物，但是在那种亲密的纸上工作的过程中，他们确实在跟我交谈。”比如他著名的一个展览《它意味着它所意味的》。就是跟策展人汤姆·莫顿合作，想象在这个乌托邦小城Onomatopoeia里的博物馆里的一次艺术展览，然后把这次展览以虚实结合的方式呈现给我们，其中场景的描绘中确实包括许多艺术史上的著名作品，比如杜尚的《Etant Donné》，或者是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的《立方建筑》、杰夫·昆斯的《气球狗》等等，也包括许多查尔斯自己做的关于这个乌托岛的装置和雕塑。
法国批评家尼古拉·布里奥（Nicolas Bouriaud）认为像查尔斯一类的艺术家是最符合“交互现代”（Alter modern）理论的一个艺术家，因为后现代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世界，而是充满了各种交互的现代可能性的提议。而此类艺术家的每个创作都有一个信念和故事的依据，一个乌托邦的投射，一个他自己的提议。这正是跟奇波运动那种以信念召唤图像的古老灵魂如出一辙，使图像重新成为生活方式，不过那是一个平行世界的生活方式，对于相信艺术的人来说，那或许更加真实。不论是奇波的运动还是查尔斯的创作，正如德布雷所说：“来自远古时代（甚至出自当今艺术家肺腑深处）的哪一幅图像，不是一种求助的讯号呢？它追求的不是给世界带来美感而让人着迷，而是摆脱这个世界。”
文 张宇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