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跟着刚得了连州国际影展“刺点奖”的钱海峰坐了48小时绿皮火车，在深冬寒冷的车厢里，旁观一个中年电工的摄影故事。
在列车里拍到第二趟时，乘客们已经迅速认识了我们，钱海峰举着D700单反相机在前面开路，看到什么就凑上去。
“你这个发型有意思。”钱海峰先称赞一下，“拍一张嘛！”对方放松了戒备：“拍好看一点。”
大部分被摄的乘客都没有拒绝他，一些人不太好意思，在镜头前僵硬起来；另一些人很大方，把自己的老公也叫过来合影；有年轻女孩听到被叫美女，笑了，伸手比出个V字儿。
还有人凑过来：你拍这干啥呢？你是记者？
“我不是，我是摄影爱好者。”钱海峰第十几次地解释，他的口齿有点含糊，有时候还要多说几遍：“这趟绿皮车明天就没有了，留个纪念。”
这是钱海峰的第230趟绿皮火车之旅，从2008年开始，他已经积攒了15万张照片，这个数字正在车厢里慢慢被刷新。不同的是，这一次拍照，他的身后一直跟着两个人。
一个是列车员——钱海峰一上火车，刚掏出单反，就被查票的列车员盯上了。“火车上禁止拍照。”几经交涉，看了采访证件后，列车员谨慎地让我们找车长“报备”一下，此后从一开始，直到两天后返程，每次拍摄副车长都一直跟在后面，警惕镜头下有任何出格的画面。
跟着的另一个人是我——2015年11月23日，在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从70多位国内外摄影师的角逐中，钱海峰凭一组绿皮火车的照片拿到了最高的“刺点”摄影奖。钱海峰无锡大饭店电工的职业身份，和这组照片的水平高低，变成了争议的热点。
拍、拍、拍
眼前的场景跟得奖的那组照片差不多。
信阳到深圳西的这趟1202次列车，穿过河南、湖北、江西、广东四个省份，纵贯1532公里，全程要21.5小时。这一趟车逢站必停，除了途经的南昌大站——“这趟硬座全程只要102.5块，太便宜了。”钱海峰的判断是，如果停在南昌这样的省会枢纽，上人太多了，会影响其他车次的客流量。
同样从信阳到深圳，高铁只需要不到6个小时，二等座609元，价格也是6倍。
舒适性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这趟绿皮车没有暖气，全车唯一能提供的热量，是司炉工用煤烧开的热水。
夏天这里会更难熬，一过了湖北麻城，整个车厢暴晒在午后的太阳之下，气温能达到四十七八摄氏度，有爱出汗的列车员会一直全身湿透着到深圳。
农民工是1202次列车的主要乘客，列车的流量没有平日与周末的区别，只有冬夏之分：暑假时候车里到处都是小孩，每个卧铺上都要躺两三个，由一个大人带着，叽叽喳喳去深圳看望父母，临开学又要一路热闹着回来。到了冬天，从北向南的这一趟车厢很空，已近年关，很少有人再南下了。钱海峰拍到了一个啃大饼的中年男人，他不介意被拍摄，随着钱海峰的指示上下调整大饼的高度。男人的铺盖卷占据了对面的座位，他要去深圳一家生产PB塑料管的工厂打工。“老板是东北人，干了好多年了，人挺好。我春节就在深圳过了。”
钱海峰像一个收割机一样，从车厢的这头一路拍到另一头，拍聚在一起打扑克的中年男人、染了黄头发的男青年，拍全身粉红色的小女孩，拍和邻座对视的大眼睛婴儿。有打扮入时的大妈在替朋友守着座位，座位上摆了长长一溜女士坤包。
“拍一张吧。”钱海峰举起了相机，“你这个有意思。明天这趟车就换掉了，留个纪念。”
为了这次拍照，钱海峰提前跟同事调了班，跟周末一起攒出来3天假。他最常在3、11、12月出来拍照，因为是酒店行业的淡季。“到车厢里先拍小朋友，跟家长熟悉一下，然后整个车厢就知道有人在拍照了。”他的单反相机并不小，在车厢里走过非常惹眼。“换小相机更显得鬼鬼祟祟。”钱海峰说。
这也是他说服列车员的理由：“如果我想揭露点什么，手机就能拍，不会用这么大相机了。”
在“报备”时，列车员并不太理解这个中年男人的意图，她用手机搜了一下钱海峰的名字，刷出来一大堆以“无锡电工”开头的连州摄影节报道，列车员一张张刷着照片：这些地方你都去过？
“什么？”钱海峰没听清列车员的话，多次交流障碍后，他指了指自己的右耳朵，这只耳朵已经失聪了。
钱海峰的穿着太普通了，不像农民工，也不像记者，走在路上没有人会多看一眼。跟这个外貌形象比，他的旅行经历确实让人吃惊。
从2008年至今，除了台湾、香港、澳门和没有绿皮火车的西藏、海南，国内其他省份和自治区，钱海峰全都坐绿皮火车走过。他对我说：“你说一个小地方，只要有火车站，我大体都会知道在哪。”他想把全国的绿皮火车都坐遍，这事儿也越来越急了：2012年他曾把当时的绿皮线路都画了出来，打算一个一个拍完，结果很多还没来得及去就停运了。他的照片也常常被报纸以“最后一趟绿皮火车”的名义要去，填满整个版面。
来回走一趟后，车里的新鲜场景就收割得差不多了。钱海峰喜欢拍站台上车、吃饭场景，和凌晨三四点旅客的睡觉状态，但是这种内陆长途列车所能提供的场景有限，很多镜头看不出明显的地域特色，也跟旧照片高度雷同。钱海峰始终保持着跟年龄不符的旺盛精力：“场景是不新鲜，但是属于1202次的，我要给这趟车做文献记录。”
按照这个拍法，不难理解那15万张照片是怎么攒出来的，钱海峰从包里又掏出一个D90相机，按钮上面的字儿都磨掉了。
摄影节的闯入者
钱海峰是评论家鲍昆一手挖掘出来的。
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今年已经是第十届，这是国内影响力最大的影展之一。鲍昆是连州影展的评委，他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中国摄影界发声，每年都有大量的作品被推过来，“找鲍老师给看看”。
“我见过的片子应该是海量的，我只有充足的把握时才说一个片子好，不行的片子就说对不起你不行，不会别人给点钱就写评论。”鲍昆认为自己是个爱惜羽毛的人，也几乎没有判断失手的时候。近些年大量涌出的个人化摄影、私摄影、种种玩概念的片子，他尤为讨厌：“抽去了时间、抽去了现场、抽去了社会构成，莫名其妙！”
在无锡的摄影工作坊里，遇到钱海峰照片时，鲍昆一下子就对了胃口。此前无锡摄影人唐浩武已经给他看了很多学员的照片，鲍昆始终是不置可否：“都是流行风格，连观念都不是。”翻到朋友钱海峰的片子时，唐浩武给自己留了一个台阶：这是我们无锡大饭店的电工，随便拍拍，个人爱好，您给瞅瞅。
“我一看这了不得了。”屏幕里逼仄的绿皮车厢中，天南地北的旅客，用矿泉水瓶盖喝酒、拉二胡唱歌、情侣相拥、独自昏昏欲睡……这些场景一下子击中了鲍昆：“它们太真实、太直接了。”
鲍昆认为照片里是真实的社会生态。正在飞速转型的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这让大家有一些误解，认为我们可能是一个发达国家，虽然算不上精致，但是该有的都已经有了。然而实际上，你真正到农村走走、到菜市场里走走，会发现很多人对社会的基本评价已经出了问题”。鲍昆说。
鲍昆几个月前，刚带一对著名的知识分子夫妇到张家口的农村转了一圈，“就是到老乡炕头坐一坐，聊聊种了几亩地，种子多少钱、化肥多少钱”。常年在书斋里议论世界的夫妇被农村的生态震惊了，鲍昆说话非常直接：学者们所谓的出去都是开论坛，住五星级酒店，喝着咖啡看图表，就知道大国崛起、中美博弈。“钱海峰这种照片就是告诉我们，中国离憧憬的目标还有多远。”
早在2000年前后，铁路职工王福春以《火车上的中国人》第一次剖开了中国的这一切面，他也被火车纪实摄影爱好者们奉为鼻祖。此后的十几年里，中国铁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铁正在飞速扩张，时空被高度压缩，人们习惯于一天之内穿越全国，在独立的柔软座椅上，人们并不喜欢过于密切的交流。
绿皮火车上浓郁的社会氛围，正离主流社会越来越远，鲍昆觉得，王福春、钱海峰就是一前一后地记录这么一段有血有肉的时光。
被震动的鲍昆立刻找到连州摄影年展的总监段煜婷，让他跟唐浩武一起整理照片，最终从钱海峰自选的8000多张中挑出来100张，连画框都来不及做，直接粘在墙上挤进了2015年的年展。
在最终的评选中，7个评委（4个国际、2个中国大陆、1个中国台湾）居然给临时加入的绿皮火车投了全票，钱海峰拿到了最大的“刺点”奖。
“刺点”一词，来源于罗兰·巴特的《明室》：“不管如何，刺点总是或多或少地潜藏着扩展的力量。刺点在作为‘细节’存在的同时，又不合常情地把整张照片占满。”——钱海峰的照片超越了评委们长年累月见到的、不好不坏、在严格教育下培养的情感，在他自己没意识到的情况下，扰乱了平稳的“展面”。
在无锡见到钱海峰的第二天，鲍昆给江苏当地摄影师们做了个讲座，他用一种很绝对的描述提到了钱海峰，称其一定会进入中国摄影史——“在照相机不说人话的时代，钱海峰说了人话。”
这句话引起了全场的掌声，鲍昆回头想想觉得特别逗：台下的钱海峰当时就站了起来，回身冲大家鞠了个躬。
为什么要拍绿皮
1月9日，列车从深圳西返回信阳，变成了1204次，这是这趟车真正的最后一次旅程。
车上多了很多火车迷，也来了几家媒体记者。列车员把记者们都聚在一起在餐车吃饭，这不仅仅是待客之道，也有现实的考虑——副列车长的工作更繁重了，每个记者拍摄他都跟在旁边，拿掉挂衣钩上的水果，让偷着抽烟的乘客赶紧掐掉，给堵在道上的大行李找地方放好……很多正常的场景都是雷区，一位列车员揣了一张手抄的袖珍版时刻表，报社记者想给他拍张照，立刻被拒绝了——这个方便乘客的小手工不是规范产品，列车员不敢拿着它露面。
所有过于谨慎的反应其来有自：2010年春运时，东莞东站的站长、书记好心帮乘客爬窗上车，照片一发表，两个人被双双撤职，那辆拥挤的列车正是这趟1204次。
而从上车开始，钱海峰几乎是看到什么拍什么。
他用的是拍人像的定焦镜头，有时候还要让乘客不要动：“等一等，等我换个镜头。”几年前也用过一段长焦，或者超广镜头，照片看起来更有冲击力，但是他听了一个讲座，说应该把焦距35毫米以下70毫米以上的镜头扔到保险柜，跟人眼差不多的视角更接近真实。“我就再没用过了。”
钱海峰认为的这种真实，更让列车员胆战心惊。
头一天晚上，列车员上网看到钱海峰的旧作就很不理解，为什么这种照片还要拿到日本去展览，“也不太正能量啊”。
年轻的火车迷们有另外的兴趣点，他们是一群大男孩，很多人有十几年的追火车史，有一位甚至收集了3000多张自己坐过的全国火车票。坐在车里，外面并行的列车是什么型号，属于哪个铁路局，在哪个站会再次交汇，车迷们都了如指掌。年轻人们平时在论坛里互相交流，见面时先互报ID，然后恍然大悟：啊，原来那是你。
钱海峰很少在网上发言，他不看火车论坛，摄影论坛里也只看不出声。他与这群20到30岁的大学生、报社记者、刚工作的地铁员工们必然不是一类人。他1987年高中毕业后，就进入无锡第一家中日合资的四星级酒店无锡大饭店做电工，月薪200元，是人人羡慕的高收入。1995年钱海峰月薪已经到了1000多块，为了给刚出生的女儿拍照，买了一台美能达X700套机，是亲朋好友里难得会用单反拍照的人。
东部经济的飞速发展，让酒店业的竞争迅速激烈起来，无锡大饭店很快就泯然众人矣。更糟糕的是，2002年，钱海峰发现自己得了鼻咽癌。医生告诉他这个病看存活率没有用，放到一个人身上就是死掉或活下来。钱海峰看着病房里的人来来往往，没想到，最后是自己活了下来。“我蛮幸运的，真的蛮幸运的。”
癌症摧毁了他的听力和口腔，也让他倾家荡产。
钱海峰已经10年没涨工资了，每个月薪水2000块，女儿在外地上大学，他至今跟父母住在一间老房子里，已然是无锡的低收入阶层。他早就看开了，自己不是不需要钱，是攒钱也没什么用，万一癌症复发，多少钱也活不下来，不如把这个钱花在摄影的爱好上。
钱海峰也拍风光。2006年去西藏第一次自助旅行后，他见识过了内蒙古草原、川西雪山、三江源源头等壮观的风景，但更独特的景色需要体力和金钱，雇不起越野车，高原尽头的冰川就是进不去。反而是最常乘坐的绿皮火车，是他最方便挖掘的地方。“我就是穷人拍穷人，我能拍飞机高铁的话，我也不会拍绿皮。”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任悦，近年接触过很多这样拍底层的摄影师，很多人自己的身份也是工人、保安，也是四五十岁的年纪，甚至有些人打扮长相都跟钱海峰差不多。
“拍纪实是一个很苦的工作，一个是体力上的苦，另一个是形式上的空间有限，如果想体现特别多个人的印迹，也很难。年轻人很难从这里面体会到乐趣。”拍纪实在经济上的投入产出不成正比，即便是钱海峰这样得了大奖，他的照片想变成艺术品，需要做尺寸、材料、限量等种种限制，必须一路有人推动着才能进入流通市场。任悦告诉我们，即便是真的出售了，纪实类的照片在艺术品市场价格也偏低，抢手的往往是一些概念化的作品。这种情况下，国内拍纪实摄影的主力确实就只剩下了这些大叔，他们结婚生子的任务已经完成，没有年轻人那么大的经济压力，半路出家，再追求成名也不现实，反而能勤勤恳恳地拍，“持之以恒地干一件别人不爱干的事儿”。
绿皮火车这个题材其实拍不了几年了：25B型车厢早已经停产，这意味着正在运行的绿皮火车未来三五年内也会大量退役。在这种情况下的拍照，看起来颇有种讣文记者的意味。钱海峰同时也在拍四线、五线的小城市，那是他乘坐这种廉价交通工具能轻松抵达的地方，然而一旦绿皮车被取消，空调车的价格要翻倍，高铁的票价更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钱海峰的经济水平是落后于中国铁路的发展的，从无锡出发，如何再抵达那些中国的角落？钱海峰自己也没有答案。
钱海峰对自己的照片很自信，他自称“不懂理论，就是拍照拍照拍照”，想用照片来说话。但被连州捧出来之后，外界必然不再用对待一名电工的态度来要求他了。有人写文章诟病钱海峰的片子没有自己的摄影语言，很难提炼出独特的作者意识，场面过于随意，“似乎仅仅服从于偷窥式的猎奇”。
鲍昆不屑这种批评，他认为相比于内容，摄影水平高不高并不重要，“这是最蠢的批评了”。
任悦觉得找一个普通的图片编辑、摄影专业毕业生，恐怕也只能拍成钱海峰这样：“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可能更注重景别变化，注意背景、构图……但是看绿皮火车的深度，估计也不会超出钱海峰。”
在画面的直观真实之外，也许还需要点别的什么。
“拍一张吧，留个纪念”
1月9日入夜，几位摄影师都已经拍了一天，年轻摄影记者用徕卡胶片机，走路轻声，想清楚后上胶卷，只按一次快门，动静小到听不见；钱海峰过路时，频繁地用数码相机凑近了拍，不想遗漏任何一个场景，同一个车厢得多拍出几倍——大家明显玩不到一起去。列车员让我提醒钱海峰，已经有乘客投诉他打扰了正常休息。
晚上20点，列车过了湖北，车厢里冷得冻脚。我们这节卧铺车厢没开灯，其他人都早早地躺下了，已是鼾声四起。只有钱海峰从始至终保持高度的兴奋，一趟一趟往外跑，好像没有兴趣消减的时候，夜里他独自回来，坐在椅子上，跟邻铺的男青年搭上了话。
钱海峰并不太会问人问题，几天里他大量的时间都在讲自己的创作，获奖极大提高了他对作品的信心，几位专家的话也被他反复引用，来证明自己作品的价值。之前唐浩武、鲍昆都告诉过他，要多了解照片背后的社会现实，回来写点摄影笔记。这正是钱海峰的短板，在走南闯北的这几年，他看到新疆鲁克沁的葡萄干只要四五块钱一斤，一家人一年晒葡萄干只赚一万多块钱；看到凉山的彝族人生活异常穷困，遇到了金沙江边为建水坝而怒气冲冲的村民，但是也仅仅局限于观看，并不能说出太多自己的想法。
邻铺的男青年姓李，30岁出头，河南人，在深圳的富士康公司工作。小李经常搭乘这班1204次列车回老家，白天接受过报纸记者的简单采访，但说着说着就开始炫耀起自己买车票的人脉，记者很快对他失去了兴趣。
在“咣当咣当”的火车声中，黑暗里两个人常常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钱海峰和小李还是聊了起来：“这辆车明天就终止了，我也是回家中止一段人生，旁边这是我老婆，你看她都不跟我说话，我们明天到家把红证换成绿证。就是离婚证。”
“我不是摄影师，拍照片没人给我钱。那个（指旁边的铺位）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她是来报道我的，因为我拍火车得了一个大奖……我跟她说要把这些都保存下来。”
“这个车我坐了十几年了，我是2002年6月14日来深圳的，就是这趟车，热得跟蒸笼一样。”
“你来深圳13年了……比我拍照时间还久。”
“2002年是我第一次来深圳。家里给了我700块钱，我后来结婚、生小孩，就是拿那700块钱出来的。头一年在富士康，第一个月拿330块，做了6个月转正变成380。我一个月加班200个小时，多赚700，现在再加这么多班能赚9000块钱。”
“9000块真不少了，我一个月就2000多块。”
“我是2014年1月9日离开富士康的，当时工资是2030块，其他都靠加班。加班200小时什么概念？每天至少多加3个钟头，周末不休息，2030块除以21.75天是日薪，工作日加班时薪乘以1.5，双休日乘以2，过节乘以3。”
“我比较轻松的，经济压力小，家里没那么大供养负担。”
“你是哪年的？1968年，那你比我大了16岁。”
“我经常出去坐绿皮火车，这次跟记者一起所以睡卧铺，平时全国各地到处跑，硬座也能坐的。”
……
两个人到最后也没有真正地交流起来，只不过各自对着噪音中的倾听者，简述了自己的生活。
夜已经深了，钱海峰跟小李约定，第二天早上5点，在他下车之前给这对即将离婚的夫妻拍张合影。
“明天这趟车就换掉了，你的人生也要告别过去，拍一张嘛，留个纪念。”
（实习生罗秉雪对本文亦有帮助）
记者 刘敏 摄影 钱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