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曾在公开场合脱口而出，宣称眼下这场针对极端主义的斗争是“新十字军远征”（New Crusade）。
这番话别说是伊斯兰世界听来极不舒服，连西欧盟国的舆论也是一片哗然。许多观察家已注意到，“冷战”结束之后“大西洋在变宽”，以往被遮掩的美欧之间的差异正在逐渐浮出水面，而这种差异一言以蔽之，即美国更为宗教化，而西欧更为世俗化。
小布什的话当然不是一时口误，甚至也不止因为他本人是“再生基督徒”，那是美国在意识形态整体上的一个缩影。虽然宪法规定政教分离，但作为一个清教徒开创的国度，美国在立国精神上就长期贯彻着宗教精神——它想要成为《圣经》中所说的“山巅之城”，像灯塔一样照耀和引领着世界上的其余人走向光明。美国在向西部扩张时提出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无疑也潜藏着“我才是承担天命的选民”这类冲动。在美国第一次的海外扩张美西战争中，一位站在甲板上的美军指挥官说出的话，就很像一百多年后小布什的口吻：“这是全能上帝的战争，我们只是他的代表。”
类似的话，在大多数欧洲人（尤其是西欧人）听来，如果不是过时的愚蠢狂热，就是厚颜无耻，差不多只能让人联想起中世纪的宗教战争，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如今，欧洲精神的圣杯早已不归教士阶层把持，而由那些活跃在公共论坛、大学校园和媒体上的世俗知识分子看护。他们坚信，这一精神才是真正普世和更值得珍视的——这就是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等人鉴于美国的立场而针锋相对提出的“核心欧洲”概念，强调欧洲的世俗主义、启蒙思想与社会民主传统，走出一条有别于美国的独立自主道路。
大西洋两岸的这种差异不仅明显，而且由于它造成了美欧之间的互相难以理解和信任，显然也事关重大，当然值得为此专门写一本书来探讨这个问题。这甚至也不仅只是美欧之间的问题，因为一如《宗教美国，世俗欧洲》一书所言：“非常明显的一点是：不同的宗教存在形态，将会导致不同的世界观视野、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及对于诸如经济、政治、文化、哲学和宗教等一系列广泛议题的不同理解视角的产生。”说到底，这是“如何理解世界”的根本意识上的差异，而正是这决定了人们如何进行思考和采取行动。
美欧之间的这种分歧，至少要追溯到启蒙运动的两个不同版本。概言之，法国式的启蒙运动具有鲜明的“反教权”性质，在像伏尔泰这样的启蒙运动领袖看来，“宗教”、“教士”、“中世纪”、“野蛮主义”这类名词，并不是某种精确界定的中立概念，而是在针对基督教会时包含有强烈负面内涵的批判武器；相比起来，美国式的启蒙运动却并非要反教权——这主要可能是因为，它也没有教权可以反对。最终的结果，欧洲发达地区如今几乎仅有20%左右的年轻人还会不时去教堂，一位政治人物如果宣称自己虔诚信教差不多是自杀之举；而在美国，不仅信教者的比例可以达到欧洲国家的三四倍之高，而且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愿意投票给一个不信教的总统候选人。
或许是由于现代社会学的几个主要奠基人，无论是涂尔干、韦伯、马克思还是齐美尔，都是欧洲人，在以往人们的理解中，“现代化”通常都意味着世俗化，似乎宗教本身与现代城市生活之间存在着必然的不相容性。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事实表明这很可能只是一个假定——至少美国就是一个重大例外。
更有甚者，也许令不少人惊讶的是，就高度的世俗性而言，欧洲在现代世界是一个另类——也许唯一一个与欧洲较为近似的大国就是中国。和欧洲一样，中国人也很少把“现代”和“宗教”联系起来，人们脑海中对“现代生活”的第一反应，无论其画面如何，大致都可归入世俗图景的类别，而“宗教”在很长时间里则被大多数中国人等同于“封建迷信活动”。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几乎本能地理解那种地道的法国式观念：现代意味着“从信仰中解放的自由”（Freedom from Belief），是挣脱了宗教束缚之后而获得独立性的生活领域，而不像美国那样，“现代性”中仍可容纳着宗教。虽然书中大胆预测“各个国家被整合进欧洲版图的程度越高，其向世俗性靠拢的可能性就越大”，但作者毫无疑问遗漏了中国；而中国的现代性之所以如此世俗化，无疑和欧洲一样，都源于其自身历史道路的特殊性。
在这里，还潜藏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虽然书中也约略提到一点，但还是秉持着社会学一贯的立场，在讨论现代化历程时更注重的是工业化、城市化这样的社会发展进程，然而，国家很可能也是理解“宗教美国，世俗欧洲”这一本质差异的一把关键钥匙。欧洲现代化进程几乎无不与强大的国家政权建设同步，而中国的状况之所以更接近于“世俗欧洲”，恐怕也是因为在中国传统中有一个早熟的世俗政治。相比起来，美国的联邦政府则众所周知的长期虚弱，因而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系列社会福利关怀大多都依靠社会自身救济，欧洲的社会福利最早是由德国这样的以国家力量强大著称的国家推动起来的，这恐怕并非偶然，因为如果国家在福利关怀方面积极介入，那么在这一领域也就差不多无须宗教发挥作用了。
对美欧宗教生活演变轨迹的差异，本书提出了七种可能性解释：教会－国家关系的不同、多元主义的竞争、对启蒙运动的不同理解、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如何看待这类差异，制度上的对比以及宗教组织与社会差异的几个维度（尤其是阶级和族群）在联系方式上的不同。这些归结到最后，都是走过的历史道路太过不同。正如《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这样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所表明的，不同社会的结构性差异，归根结底都是在历史时期所沉淀下来的。正如不同的人，哪怕是一母所生，但成年之后在个性表现上也会有诸多差异，这与其说是他们各自星盘和命运的不同，不如到他们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中找原因，有时可能某一个特殊的事件就足够改变他的一生——这一点上，美欧也是，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遭受的破坏特别惨烈，这本身就在战后造成了许多人对上帝存在的幻灭感。
概括来说，如果美欧的差异在根本上是因为现代化进程中启蒙运动的道路歧异，那么说起来，这在西方历史上并非新鲜事：1054年东西方教会的分裂，可追溯至西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给双方带来的结构性差异；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则出现了南北方各守天主教和新教阵营的局面，这通常被归结为罗马帝国时代北欧一直没有被征服这一历史事实；而俄国走上独特的道路，自然也是因为它最初拥抱东正教文明的缘故。实际上，如果顺着这样的思路想下来，海峡两岸的某些差异不也是如此吗？台湾社会之所以保留着较多的传统中国文化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没有经历“五四运动”的启蒙和冲击。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们理应对彼此的差异抱有更为宽容的理解。
（《宗教美国，世俗欧洲？——主题与变奏》，商务印书馆2015年5月第一版）
文 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