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华的黄金时代
迪美博物馆（PEM）和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举办“17世纪奢侈的黄金时代——阿姆斯特丹的亚洲外销艺术”展览，这一时期的艺术品充满商业、创新和交流的元素。展览将展出200件高级别文物，包括绘画、丝织物、陶瓷、银器、漆器、家具、珠宝和书籍等，这些文物表明了17世纪的亚洲奢侈品对荷兰艺术和生活产生的革命性影响。
荷兰著名的静物画家巴尔萨泽·凡·德·阿斯特（Balthasar van der Ast，1593/4～1657）应该是在非常愉快的心情下创作出了这幅作品，这幅现藏于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篮子中的水果》静物画色彩明快，笔触流畅，篮子中盛放着各式水果，桌面上也散落着不少，赋予这幕场景以生动的活力。篮子中，清晰地看到两个来自中国的青花瓷盘，在盘的口沿绘有山水、花卉。这种瓷器在当时的欧洲被称为克拉克瓷。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明瓷器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这两个瓷盘引导我们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在17世纪50年代的这10年时间里，中国瓷器融入了荷兰艺术和荷兰生活。事实上，这些盘子成为一种新兴绘画流派的一部分，17世纪的荷兰画家将静物写生变成了一种艺术形式。艺术家选定类型相近的一组对象（水果）表现一个共同的主题（衰败、虚荣心的标志），并将它们以赏心悦目的方式排布在一张桌上。黄金时代的荷兰画家包括伦勃朗、威廉·卡尔夫、扬·斯特恩、彼得·克莱兹，并很快将这股亚洲风潮融入到他们的作品中去，形成了我们现在认定的荷兰风格，但往往在出乎意料的小细节处，证明了荷兰与亚洲之间的深刻联系。扬·斯特恩的画《转角的珍品》（Room Corner with Rarities）是这类艺术形式的早期体现。画面中的天球仪和地图册都是远洋贸易的产物，而中国的刺绣桌布、土耳其的地毯、日本的瓷碗和武器则彰显着浓浓的亚洲风味。除绘画以外，亚洲风格不断启发荷兰艺术家模仿、创新和整合，静物画和代尔夫特蓝陶也许是最典型的例子。
迪美博物馆几年前为荷兰重要的收藏家夫妇Rose-Marie和Eijk van Otterloo举办了他们私人收藏展，主要以荷兰17世纪绘画为主，他们是世界上收藏荷兰绘画最好的私人藏家。他们收藏的重点是以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绘画为主，藏品即有景物画、风景画，也有寓意画，还有一些肖像画。除绘画以外，Rose-Marie和Eijk van Otterloo还收藏一些当时荷兰的家居装饰艺术品。迪美博物馆副馆长何琳达（Lunda Hartigan）说：“有了这个展览以后，我们当时就想，能不能从我们馆藏里拿出一些文物，做一个关于亚洲和荷兰交流这么一个小的展览，这样能与油画展做平行展。当时效果很好，而且也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们当时就决定，要把小的展览发展成一个大展，所以就成了这个展览的一个契机。”
于是，迪美博物馆携手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17世纪奢华的黄金时代——阿姆斯特丹的亚洲外销艺术”展览，展现了17世纪的艺术品充满商业、创新和交流的元素。展览将展出200件高级文物，包括绘画、丝织物、陶瓷、银器、漆器、家具、珠宝和书籍等，这些文物表明了17世纪的亚洲奢侈品对荷兰艺术和生活产生的革命性影响。迪美博物馆和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都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机构，建馆时间仅相差一年，分别于1798和1799年成立，因此，两家博物馆所收藏的文物同早期国际贸易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迪美博物馆在展览的设计和呈现上更加关注的是如何讲述这个故事，以及通过文物来展现历史事件中所涉及的人物。何琳达说：“我们以故事和人物作为核心主题来组织这些展品，主要把人物分为：在网络里起到桥梁作用的人，思想家，再一个类型的是有时尚感的人，每一个类型里都有核心性的人物。比如网络桥梁作用的人物，主要就是展现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
荷兰东印度公司
荷兰东印度公司（VOC）是17世纪最强大的远洋贸易公司。它对企业资本主义的意义，如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风筝之于电子学：重大历史事件揭开序幕之时，无人能够预见其未来的发展。作为全世界第一大股份公司，VOC成立于1602年。荷兰共和国当时的政策，迫使许多贸易公司利用亚洲贸易的崛起之势，合并成一个商业组织。促成公司合并的黏合剂是垄断，没有加入VOC的商业企业不得在亚洲开展贸易活动。引诱企业一心向前的是没有国家干预的无限厚利，而不必期盼税收政策变温和。商人们心不甘情不愿地服从政府的安排，最初的VOC是由六个地区商会组成的联盟：阿姆斯特丹商会，资金投入占公司总资本的一半；位于荷兰北部的霍伦商会和恩克赫依曾商会，位于莱茵河南部河湾里的米德尔堡商会，以及位于荷兰心脏地带的鹿特丹商会和台夫特商会。这个公司一开始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折中方案，控制着各自的资本和业务的各家商会，坚持统一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但事实证明商会联盟是意义重大的创新之举，只有像荷兰共和国这样与众不同的联邦国家，才能够想到建立联邦式的公司结构。VOC将实力和灵活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荷兰在国际竞争中享有巨大的优势，从而主导面向亚洲的海上贸易。
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拿出了馆藏的著名海景画创始人亨德里克·弗鲁姆（Hendrik Cornelisz Vroom，1562～1640）1599年绘制的油画《庆祝第二次从东印度群岛返回阿姆斯特丹》，画面描绘了远洋船只返回阿姆斯特丹的庆祝场景。可以想象这些船带来了丰富的亚洲奢侈品，香料、瓷器、丝绸等等。以1613年葬身于非洲西部圣赫勒拿岛海域的“白狮号”商船为例，可见当时荷兰与亚洲的贸易量。
一份现存的荷兰档案保留了船上的货物清单，从中可以看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损失。清单上列出了1.5万袋胡椒（一袋胡椒重约12公斤。按照阿姆斯特丹每一旧磅0.494公斤8佛罗林金币的零售价，这批胡椒价值36.4万荷兰盾），312公斤丁香，77公斤肉豆蔻，外加总重量达4805克拉的1317颗钻石。这份清单是在班特姆起草的，当时船停在爪哇万丹最西端的东印度公司贸易港口里。鉴于东印度公司对细节准确性和彻底审计的狂热，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有东西在未经公司账簿记录的情况下进入货舱。正因如此，60名海洋考古学家在1976年曾下海挖掘“白狮号”遗迹，眼前的一切令他们大吃一惊。他们很清楚，香料早已腐烂，钻石也失落在海港的流沙中，他们根本没指望还能找到货物，他们的目的只是回收船上的金属件，特别是大炮，但就在破碎船身下的泥里，散落了数千件1613年的中国瓷器。
爆炸虽然摧毁了一切，但却矛盾地保存了这些珍品。如果这批仔细包装的瓷器按原计划顺利到达阿姆斯特丹的码头，它们将被出售、转售，出现缺口和裂痕的，最终被扔掉。这是几乎所有在17世纪到达荷兰的瓷器的共同命运。全世界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也会散见一些瓷器，但它们是作为单独的历史遗物存在的，孤立于将它们带到欧洲的历史环境，它们其实只是同批运抵欧洲的货物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短短数十年间，VOC证明了自己是17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贸易公司，并成为现今主导全球化经济的大型商业企业的范本，这三个字母的组合也成了当时最知名的公司商标，实际上这可能是第一个全球化标志。这个标志由公司名称的三个首字母组成，V（Verenigde）在中间，O（Oostindische）和C（Compagnie）与V的两个触角重叠。各家商会将各自名称的首字母加在VOC缩写的上方或下方。台夫特商会将字母D（D代表Delft，即台夫特）置于字母V的底部，如今在位于老台夫运河西侧的前台夫特商会办事处的外墙上仍然可以看到这个标志。
数以万计的荷兰人都曾服务于VOC。一批荷兰历史学家估计，在公司运作的前10年间，这个时间段正是17世纪开头的10年，有8500人乘坐VOC的船只，离开了荷兰。在之后的每一个10年中，外出谋生的总人数逐步增加。到了17世纪50年代，每10年有超过4万人离开荷兰。在1595至1795年的200年时间里，近100万人踏上了从荷兰到亚洲的海上之旅。他们大多数都是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拥挤的居住环境和可怜的收入让他们不安于室，纷纷投靠东印度公司，对他们来说，亚洲代表了在异乡拥有更好生活的希望。
在VOC的最高峰，公司曾有超过4万名荷兰员工、所辖舰船超过100艘、从好望角到日本的整条贸易网络上有超过600个中转站。公司最早从印尼马鲁古群岛进口香料，之后很快在整个亚洲建立交易网络运送昂贵的纺织品、漆器、瓷器和香料。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球贸易促进了东西方艺术交流，景德镇和有田的陶工、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银匠还有苏拉特的纺织染匠都为迎合荷兰乃至欧洲市场而调整自身的工艺。
来自亚洲的奢侈品
在迪美博物馆展厅的入口处，用大玻璃罐盛放着各种17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亚洲香料，有胡椒、丁香、肉豆蔻等等。在观看展览的同时可以闻到淡淡的香料味，策展人希望将参观者带入17世纪的环境之中。亚洲香料不仅刺激着荷兰人的味觉，甚至成为治疗疾病的药物。荷兰东印度公司购买得最多的香料是胡椒，在17世纪时每年要进口400万磅。昂贵的香料往往要装在造型优美的匣子里，用来匹配它的价值。
东南亚没有像中国这样强大的国家，这使得荷兰在该地区更有希望找到一个立足之地。西班牙（基地设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和葡萄牙的人数太少，无法控制该地区成千上万的岛屿，所以荷兰人迅速出动，于1605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香料群岛。4年后，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岛最西端的万丹成立了第一个永久贸易站。在荷兰夺取东部的雅加达后，公司将其总部搬到此地，将城市更名为巴达维亚。荷兰就此在地球另一端有了一个基地，可以向伊比利亚对亚洲贸易的垄断发出挑战。这种新的安排对公司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荷兰从该区域进口的货物价值每年增长近3个百分点。
“奢华的黄金时代”——阿姆斯特丹的亚洲文物展体现了荷兰人是如何发现和重视亚洲外销艺术品，并将它们纳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去的。时尚的荷兰男子很快就开始喜欢穿日本的丝绸长袍，荷兰女子则在客房里摆满亚洲奢侈品，或热衷于在社交场合引入中国的饮茶仪式。
亚洲外销艺术品充满异域风情的感性魅力是其受追捧的一个关键因素，它们极大地激发了荷兰人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如中国的青花瓷、日本的繁复漆器盒、印度的珠宝，还有如刺绣丝织品、象牙扇、珍珠母贝等。这些奢侈品的原材料并不产于欧洲，因此难以制造。而新奇的设计风格以及珍贵材料，都足以引发轰动效果。
“当时这些亚洲外销艺术品在荷兰所激发的喜悦和惊奇，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了。”迪美博物馆的亚洲外销艺术策展人科里根·卡丽娜这样说道，“它们带来了新的色彩、图案和材质，甚至新的触感，比如从凉凉的瓷杯中饮酒，或穿戴明艳照人又几乎没有重量的丝质长袍。这些东西无疑是美好的，所以不管它们的产地是哪里都会受到追捧。但是，得知它们来自另一个遥远的世界，就更加增添了它们的价值。”
迪美博物馆拥有世界上最好最全面的亚洲外销艺术品，共1.9万件，覆盖了15至20世纪中国、日本、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各国的艺术品。此次展览中的30件精品分别包括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精美织物、镶嵌有珍贵宝石的日本螺钿漆器，以及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17世纪80年代）约翰内斯·康派斯定制的中国外销瓷。荷兰同日本的外交关系可以从一件荷兰风格的镀金皮革和羊毛制作的日本武士羽织中看到。迪美还收藏了早期针对葡萄牙市场制作的艺术品，这是荷兰加入远洋贸易之前的前奏和时代背景。
阿姆斯特丹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是商品和信息交换的中心，充满了生机。阿姆斯特丹著名的运河就是为应对人口的爆发式增长而建的，这都要归功于全球贸易。阿姆斯特丹很快成为新思想的中心，尤其是在对亚洲的理解上，荷兰的视角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其他欧洲国家。阿姆斯特丹运河两岸优美的住宅之中，充斥着品类丰富的亚洲外销艺术品。在第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航船返城之后不久的1611年，一位作家这样写道：“东印度交通线”带来了大量的瓷器，已经普遍到了“全民日常使用”的程度。随着收藏与日俱增，荷兰人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展出他们购得的珍品。
瓷器的出现都是因为阿姆斯特丹作家所说的“这些远航”改变了欧洲人的物质生活，其方式和速度常常令他们感到惊讶。这就是为什么笛卡儿在1631年深受触动，称阿姆斯特丹为一个“囊括一切的仓库”。英国旅行家约翰·埃弗兰在10年后探访阿姆斯特丹，这个城市同样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惊叹于“无数船只的大集会，它们不断地涌向这座城市，这肯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繁忙的交流，这座城市现在面对着整个地球，成为最沉迷于商业的大都会”。不论阿姆斯特丹多么令人惊讶，但它和欧洲的其他中心城市相比并没有什么区别。当埃弗兰在3年后访问巴黎时，他同样震惊于“所有可以想到的珍奇，不论是印度的还是欧洲的，不论是奢侈品还是日用品，应有尽有”，“都是为钱而生的”。在塞纳河沿岸的集市上，他特别惊讶于一家叫诺亚方舟的商店，在那里他发现了美妙地聚集在一起的各类物品：“橱柜、贝壳、象牙、瓷器、干鱼、珍稀昆虫、鸟类、图片和上千种异域的奢侈品。”瓷器是当时的人们可以轻松买到的奢侈品之一。
东方制品市场的爆炸性增长很快开始影响它们的生产。中国陶艺家数百年以来一直敏锐地捕捉外国口味，并据此塑造自己的产品。他们压扁花瓶通常的豁口形状，使其看起来像一只土耳其瓶，或者在盘子中做出分隔，以适应日本的饮食习惯。随着欧洲需求的增长，东南亚港口地区的中国瓷器经销商了解到欧洲人的喜好，将知识带给中国大陆的供应商，使他们重新设计相应的产品。说到供应国外市场，景德镇陶艺家对文震亨提出的符合中国人品味的标准无动于衷，他们想知道的只是什么卖得好，准备在下一季调整生产，以适应欧洲口味。
妇女的珠宝也能够展现荷兰的国际影响力。18世纪以前，只有印度和婆罗洲出产钻石。而阿姆斯特丹在17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许多钻石了，这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阿姆斯特丹同亚洲关系的证据。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了大量钻石，阿姆斯特丹因此成为欧洲的钻石切割和转售中心。
阿玛莉亚·凡·索尔姆斯是荷兰省督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的妻子，她应该是荷兰时尚界最早的领军人物。她几近贪婪地收集最精美的亚洲奢侈品，并将其纳入当时最前卫的家庭装潢之中。她睡的床是漆器制作的，戴着产自亚洲的珍珠，拥有1400多件瓷器，还精心设计了架子用来展示这些瓷器。凡·索尔姆斯设计的家至今能在室内设计的书上看到。
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展出了一件荷兰台夫特1670至1690年间制作的青花瓷板，上面描绘着亭台楼阁，各色人等悠然自得：有的人穿着日本和服，梳着日式发髻；有的人打扮得如同印度人；还有的人戴着中国式帽子，拿着扇子乘船泛舟，亭台楼阁都是中国式样，植物却画成东南亚一带的椰子树。画面完全表达着欧洲人对亚洲的一切想象，只是仔细看来，画面中的人物都带有欧洲人的特征，高鼻梁、眉眼深邃。
（本文图片由美国迪美博物馆提供）
记者 李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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