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骢 中国歼10
3月22日，“歼10之父”宋文骢在北京301医院去世，享年86岁。
张杰伟回忆起到北京治病前不久的宋老，那时他还和往常一样，或是骑自行车，或是开车，穿梭于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的大院内。谈到宋老骑车时的情形，张杰伟说：“他还敢把手从自行车龙头上放掉骑一段，很好玩的。还可以一只手扶着就下来，骑上去。”描述中，老人矫健的身姿赫然映入眼帘。
张杰伟是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所长助理，家就在宋老家楼下，自1983年从北航毕业分配至所里就与宋总相识，两家人很熟。“他退休后我们一直觉得他身体很好，去年有点消瘦，消瘦得比较明显。”张杰伟告诉我，“原来也就是心肺病，到冬天感冒以后容易有点喘，问题不大，不是致命的事。”到北京治病，一是因为宋老女儿女婿在北京，再则是以为北京的冬天比南方的冬天好过一点。“走之前他在川医住了一下院，然后回来。他这个人最大特点就是不愿意麻烦人家，实际上他只要说什么事大家都会愿意帮他干，但是他一般都不给大家添麻烦，是这样一个人。”张杰伟说，去年12月底，宋总到北京治病，却没想到走得这么突然。
“12月29日，我还在办公室见到过宋总，他说他走路不方便，骑自行车。”和宋总共事55载的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原所长成志明说，“虽然那时候病已经很重了，一直是咬紧牙关，也不住院。总是来办公室整理他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他是真正为航空事业奋斗了一生。”
在3月25日宋文骢院士的追思会上，歼10项目的原行政总指挥刘高倬回忆，3月20日，听儿子说宋总病重在301住院，当时还想着去看一看。21日，接到宋总大出血的消息，不便探访。当日傍晚就听说已经昏迷了。“我们一起祷告希望他能过这一关，不幸的是22日中午，几乎不到半个小时就得到宋总去世的信息。”刘高倬说道。
3月26日，在北京八宝山和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分别举行了悼念仪式。张杰伟则留在了成都，他说：“宋老在成都也没有什么亲属了，我就留在成都，希望能为这位亲人尽点孝心。”
“歼10总设计师”
张杰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宋文骢传》一书的作者之一。“实际上写这本书一开始他不让写，他的理由很简单，说我这点事你们都知道，写什么。第二个就是说中央有规定，活着的人不准写传记。他们那一代人，这个观念非常强。”张杰伟回忆道，最后是集团党组研究一致同意要写，当把“通知”请他过目以后，他仍然很勉强。传记初稿写成后拿给宋老看，老人认真看完后，将两位作者叫去。“他就跟我说‘你就说歼10总设计师，你写那个院士干什么？’非要我们改掉，他就是非常朴实的一个人。”张杰伟说，宋老一直认为自己真正的责任和职责还是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人格魅力，一是说明他的政治品质，一是科学精神，还有一个是人生境界。”
上世纪80年代，国内当时是第二代战斗机仍然一统天下。“第二代飞机主要是指以传统的方式操控，包括使用的动力系统的推动力比较低，一般可能在六到七级。现代第三代战斗机的推动力一般可以达到八到十一级，飞机速度更快，加速性更好，而且使用先进的数字化操控方式。但我们的飞机还是机械式的操纵，还是很落后的，这样的飞机难以承担现代战争中的精确打击或者是空中优势夺取作战。”《航空知识》主编王亚男介绍道。
相对于国内仍停留在歼7和歼8的水平，国外尤其是西方大国已经多采用如F-14、F-15、F-16和F-18等多用途第三代战斗机。歼6、歼7的研制是仿制苏联。当时的苏联，也有第三代战机，如米格-29和苏-27。“是继续引进还是自主研制，当时这两种方式争议很大。另外一个，即使走自主研制，疑惑也非常大，中国的航空工业究竟能不能搞出一个具有世界水平的三代机？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王亚男告诉我。
一味地引进和模仿，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最终在宋文骢的带领下，中国选择了创新的发展战略。这样的战略是建立在分析潜在威胁和国际先进技术发展方向的基础上，针对国情研究我空军将来如何作战，进而有对策地发展自己的第三代歼击机。“最后是国际先进三代机的主流设计。中低空的机动性非常好，跨声速的飞机性能优异，先进的火控系统，能够搭载各种型号的对空和对地武器。所以歼10是一个比较先进的三代机，能够满足当时空军换装的需要。而且飞机还具备一定的改进升级的空间。”王亚男介绍。
开拓者
担任机械师，参与部队作战实践，以及之后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对专业知识的学习，为宋文骢走上自主研发之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61年，沈阳六院一所（601所）成立后，接受新的任务就是“摸透苏联米格-21”。宋文骢在当时就认为：“摸透的目的不是为了仿制而仿制，在全面摸透摸深后，要为自行设计打好基础，为研究自己新的机型做好准备。”
此时，刚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的成志明也被分配到了601所，与宋文骢结识，后两人又同时响应国家建设三线的号召，一同来到了成都。自沈阳的相识，到今天，已经迈入了第56载。
成志明回忆道，在沈阳的最初10年中，宋文骢就已经在飞机设计战略建构上很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当时两人同在601所的第一研究室，研究室底下有专业组，宋文骢领头，独创了一个“战术与气动布局专业组”。这个组的任务主要是将研究飞机的一些方案和飞机怎么用的战术要求结合起来。“这个在飞机研究所里来说是件非常重要的事。部队怎么用、需要什么，设计就有目的。根据部队的需要，把飞机的战术技术要求，和飞机的布局方案结合在一块，成立这么一个组。”成志明回忆道，这个组的独创，对后来的航空工业飞机研究具有持久的牵引和重要意义。
宋文骢的经历，为这样的“独创”打下了基础。“我们过去走的航空的路子是修理-测绘仿制-自行设计，包括我们过去生产的歼6、歼7，国内能生产的都是仿制过来的。在当时情况下，他能把这个组建起来，就是为了将来我们能够自行设计飞机提供好的方案。为我国自行设计超音速战斗机进行了专业准备。他作为一个航空师，他对航空技术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判断有独到之处，是有巨大贡献的人物。”成志明说。
1930年3月26日，宋文骢出生在云南昆明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少年时期目睹家乡受到日本人的轰炸，激发他研制飞机以对抗日本飞机的梦想。他立志加入空军，但因为身体原因，只好改当地勤人员。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宋文骢这期的部分优秀学员提前毕业，充实到了各空军基地。他在空军第9师27团担任机械师。两年后，他升任中队机械长。那期间，大队长宋连娣驾驶的飞机就是由宋文骢负责维护的。
1954年8月，部队推荐宋文骢去考刚组建不久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从此为今后的航空研发之路开始了专业知识的积累和准备。在哈军工读书期间，宋文骢参加了刚起步的东风113项目，被分到沈阳112厂当设计师，担任该型飞机总体设计组组长。这位仍在读“大三”的学生，在当时就已经承担起总体协调、全尺寸样机协调工作的重任。
“这个历练相当重要。他作为一个总设计师，我认为他的特点是什么：是理论和实践结合。不像我们一般大学生出来，飞机设计从图纸到图纸，能用，但对部队的使用情况体会就不深。像他就是考虑问题比较全面，设计出来的东西用起来顺，很多飞行员非常喜欢他。”成志明所长回忆道。
上世纪60年代初，苏联一夜之间撤走了所有的专家。1964年，国家下达“开闸”命令，要求开始自行设计。宋文骢所在沈阳601所的战术布局组，在宋文骢的带领下，根据我们当时国内的能力和空军需要用的飞机，重点负责研究了歼8的双发方案，最终形成我国第一次自行设计超音速战斗机的原始方案。
在响应中央建设三线的号召中，沈阳601所研究歼9的团队于1970年来到了大西南成都，建立最初的601分所，后改为611所，也就是现在的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1980年，来到成都10年后的宋文骢，首次真正担当起了“总设计师”的称号——负责带领团队，参考苏联的米格-21MF，自行设计研制全天候战斗机歼7Ⅲ。宋文骢果断舍弃一些人提出的“测绘仿制”之路，坚持走完整的自行设计的路，不但节省了人力财力，特别是将国内一些产品如雷达、导弹等武器都运用其中。从1980年接受任务，到一年后拿出方案，到1984年飞机上天，成都611所很快完成了这项任务。“这个项目对我们611来说意义非常重大。611所搬到成都后，第一个自行设计的超音速、轻小型、全天候的飞机，填补了我国全天候战机的空白。”成志明说。
宋文骢后来回忆道：“在搞这个型号时，我就意识到，我们是在搞一代全新的飞机，要赶上别人大量装备的第二代飞机，这和过去有质的不同。既然是这样，我就首先告诫自己，也告诫同志们，全过程必须按自行设计进行；必须经过方案论证、总体设计、详细设计、试制试验和试飞验证等研制程序；必须结合国家的工业水平，走自己的路。”
歼7Ⅲ的研制成功，打破了西方和苏联对我国几十年的封锁，弥补了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和“文革”动乱造成飞机断档的漫长历史，完成了追赶、缩短与发达国家现役装备差距的重要使命。新机设计定型后成套装备部队，迅速形成空军部队的战斗力。
担当者
宋文骢及他成都的团队，有一个“15分钟”拿下歼10研发方案的传奇故事。起初，航空部考虑承担研发第三代战斗机的单位，成都611所并未列入其中。沈飞的歼13和洪都的强6衍生方案是最初我国第三代战斗机的考虑方案，被临时通知去开会的宋文骢以及611所的团队只被临时获准在前两个方案汇报的间隙15分钟时间之内讲述他们的方案。他们用临时借来的几张明胶片和绘图工具，把一些重要图形、曲线和参数画在明胶片上，连个模型都没有，只能用幻灯片凑合着汇报。这是宋文骢设计的第三代战斗机初步方案首次出现在专家面前。
短短15分钟，改变了原定轨迹。从1982年开始，方案第一次亮相到1986年最终确定，宋文骢及其团队进行着反复论证、汇报后再论证的过程，最终决定采用他们设计的鸭式布局、腹部进气的方案，被称作10号工程，这也就是“歼10”称号的来历。
“现在坊间都传说当年是宋总带着明胶片进行了15分钟的论证取得了这个项目的成功，我觉得这个说法似乎简单了一些。这15分钟的方案介绍是这个团队长期工作的结晶，他们很早就为这个方案做准备。”歼10项目原行政副总指挥晏翔说道。确实，为了实现自主设计第三代战斗机的梦想，宋文骢已经准备将近了20年。
之前，他心心念念的是一直被搁置的歼9设计方案。歼9的设计方案中，就包含了后来歼10所采用的鸭式布局。
光“鸭式布局”这个方案，宋文骢和他的团队们就研究了十几年。“这个方案是有很多的优点，但难度非常大，特别是鸭翼的选位、上下配置、面积的大小、往前往后的位置、上下的位置，这个是非常困难的。要使鸭翼产生的升力，对后面的机翼产生的升力有好的作用，叫作有利干扰。”成志明介绍道，“我们那时做了上万次的风洞试验，经过了大家的不断摸索、实验，最后把这个方案的布局优点能够用上来了。”
所以当80年代初，宋文骢和他的团队被临时通知参加会议，展现出来的却是成熟的思路和方案。
由于歼10是我国从第二代机向第三代机的跨代，当时所处的研发条件不算太好。80年代初期，正好恢复高考，新大学生还没有来以前，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人才是断档的，设计技术和基础技术与国外同行相比，差距比较大。国内的兄弟所中，也有比成都所在各方面要胜一筹的。611所接下这个任务，难免有不少怀疑声音。“争取这个任务的时候，有个别的领导也是不放心我们的，在北京要宋院士和我立军令状。”成志明回忆道，“我们当时是真拿纸写了。立了军令状，完不成任务怎么办。”
“作为宋院士，我认为他的最大特点是敢于担当。”成志明向本刊评价道。而宋文骢后来回忆这段勇立军令状的典故，显示出其运筹帷幄的底气。“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只想如何把这件事做成功——搞歼7Ⅲ的时候，其实我面对的各种压力比较突然；搞歼10的时候，我反而要坦然得多，歼10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是我自己找的。应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事动摇过我搞新歼的决心和信心。”
1986年，国防科工委正式任命宋文骢为歼10总设计师。那一年他56岁。1998年，歼10首飞成功。2004年4月，最终完成设计定型。这中间走过了18载。宋文骢肩上“总设计师”的担子一担就是18年，从未有一天丝毫的松懈。
刘高倬回忆歼10首飞前与宋总的一次令他终生难忘的谈话。“他第一句话说我是单数，跟他一样。复数可以有很多。单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总设计师只有一个。我不仅是所里的总设计师，我还是项目的总设计师。”刘高倬说道，“在这件事情上我当时悟出来两条，单数意味着担当。这么火热的场面我作为总设计师，所有的技术责任我要担当。第二条是，要担当起来，我得在第一线了解第一手的材料。”
从还是学生就担当东风113的总体组组长，到首创战术技术与气动布局专业，从歼8双发方案提出，开始了我国第一次自行设计超音速机的原始方案到歼9方案中“鸭式布局”的提出，到设计出我国第一架自行研发、超音速轻小型全天候战机的歼7Ⅲ。宋文骢一直扮演着“开拓者”的角色，宋文骢成长的轨迹也就是我国自主研发战机的发展轨迹。
提携后辈
2003年，因为歼10的成功，宋文骢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但是他作为首席专家，从来没有离开办公室。直到2015年12月30日去北京看病前，每天都会到办公室。”张杰伟回忆，宋文骢一直在关注一些重大、科技前沿或者哲学性的东西，也在思考，同时也很关注现代的技术。“自己说要组织研究一下3D打印。为什么呢？我们飞机设计，零部件制造是从物料工件到零件加工，过去是做减法，现在3D打印是做加法，那么在设计规范、工艺上会有哪些变化，他在思考这些事情。不断给大家提一些问题出来。”
即便不在总设计师岗位了，成都611所的民主氛围也为老一辈专家与年轻一辈搭起了很直接的沟通桥梁。宋文骢在离休后，作为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的首席顾问，仍参与重要的会议，出点子，指导年轻人。“年轻人每次重要的总师会，都要请他参加，他像一个没有退休的人一样，一直在上班。因此后来的年轻人的成长，他们之所以敢于往前冲，宋总给了很大的支持。”成志明向我回忆着宋文骢的“离休干部”生活。
总设计师的担子也完全转交给了被他认为是自己接班人的中航集团副总工程师杨伟。杨伟记得1998年担任项目总设计师后，宋总对他既有严厉的教诲，也有潜心的扶持和锤炼。“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小子别以为你当官，以后报告自己不写了，念别人的发言稿。计算你不做了，文章你不看了’。”杨伟说，“我觉得这种要求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永远的鞭策。”
2009年的生日后，宋文骢回到了他在云南的家，重访当年的学校和家园。“大理中学有一个40年代的校歌，我就把它遮起来，问他：‘宋总你还记得当时校歌是怎么唱的吗？’他大概想了两三秒钟，马上全部唱出来。我原来想大概唱出头两句就够了，结果从头唱到尾，最后两句是：担当起兴亡的责任，莫负了国家的期望。”张杰伟回忆当时的情形。他觉得，宋文骢虽然从事的是现代科学研究，却像古代那些优秀士大夫一样，有着深重的家国情怀。正是这种家国情怀，支配着他义无反顾、饱满酣畅的一生。
（感谢张杰伟、石霞、彭文晶提供资料和采访帮助，写作过程参考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宋文骢传》一书）
记者 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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