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空”较量二十载 追讨鸿胪井碑
来源：Vista看天下 14年第27期
人与碑，家与国。一个人夺，一个人追。王仁富与内藤湖南“隔空”较量了二十年。他甚至开始希望与这位看不见的对手成为朋友了。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革命公墓，一处夫妻合墓。黑色大理石，描金字刻着一对夫妇的名字、出生地以及生卒年，其中丈夫是：王仁富，白城，一九四一——二〇一四。
不过，王仁富还活着。
8月22日上午，这位已然白发，发际线后移，露出宽阔额头的老人，正手握两束塑料花，一束牡丹，一束菊花，静静地站立在这块墓碑前。
他带来一个好消息，“老伴啊，连《纽约时报》都登了中国民间追讨唐鸿胪井碑的事，连不认识方块字的人都知道唐鸿胪井碑了，你高兴不？”
王仁富口中的唐鸿胪井碑，被誉为中国流失海外的第一文物。碑石记录了渤海国政权的定位和族属，以及唐朝册封东北的历史，具有珍贵的主权意义，绝无仅有。然而1908年，它被日本掳走。
从1994年开始，王仁富一直惦记着被掳走的唐鸿胪碑。而如今，老人心中装着两块碑，墓碑与唐碑，一个就在眼前时常来看，一个则远在异国日本，被“囚”皇室花园；心中同样惦念着两个人，一个是爱人，另一个是对手，那个不曾谋面却“隔空”暗暗较劲了二十年的对手——日本学者内藤湖南。
“你为什么要把唐碑抢走？”王仁富想问问内藤湖南。
“内藤啊，你失算了！”
白城市不大，自从四年前给自己立了墓碑，走在路上，王仁富常遇到面露惊讶的路人，“你还活着！”他微微一笑，点头回应。
从墓地回到家，已近下午两点。钟点工将午饭做好后放在了桌子上，王仁富吃了几口，也不收拾碗筷，剩下的就是晚餐。
一生无儿无女，老伴2000年去世后，他就一个人生活。饭后，就靠着客厅的沙发打盹，身前身后是两面“鸿胪墙”。当初，在家中向做客的朋友讲述唐碑，需要一个展览平台，他陆续将唐碑的照片和媒体报道原件用双面胶贴上墙。2007年，“鸿胪墙”已成规模，他买来几十个相框，将材料取下、装好、挂上，他想让这面墙变得久远。就连他的居所也有了个雅称，“鸿胪斋”。
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王仁富曾在白城博物馆工作过，后调入白城师专。1994年春节，他在家翻阅《东北史地考略》，首次读到唐鸿胪井碑，“刻石现存日本皇宫。”他心中泛酸，“独在异乡，它如何度过春节？”
书中记载，公元713年，唐玄宗派鸿胪卿崔忻，前往震国首都敖东城（今吉林省敦化市）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大祚荣政权去靺鞨号，不再叫震国，改称渤海，正式归入唐朝版图。第二年，崔忻返程，于旅顺黄金山下凿井两口，取友谊长存，恩泽后人之意，还在一块天然巨石上刻了29字碑文，记验出使册封之行，“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
崔忻不畏艰险、不辱使命的精神触动着王仁富，从碑文断句入手，他认为“忻”字为动词，不应是使臣的名。他提出了“崔訢”说，使臣为“崔訢”，而非“崔忻”。唐朝真有这么两个人，崔訢是正五品的朗将，崔忻是法曹参军，从七品，王仁富考证，“714年崔訢凿井刻石时，崔忻还没有出生。”已经看不见、摸不着的碑石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一段寻访之旅，由此开启。
每天对着唐碑及碑文拓片的照片，鸿胪墙令王仁富相思成灰，望眼欲穿。
没有几个中国人见过唐鸿胪井碑实物。自1908年被日本海军劫掠至日本皇宫后，唐碑就“消失”了，日本人也难得一见。2005年，唐碑研究会两位副会长赴日，提出进宫探碑，被宫内厅拒绝，只带回5张照片和一份资料。
“内藤啊，你失算了！”触碰不到碑石，王仁富自然想起“元凶”内藤湖南，没有他，日本海军不会劫碑，“它成了花瓶，连你们自己都看不到。这是你学者应该做的吗？这是瞎天下学者研究之眼，供明仁天皇一人御览。”仿佛是“老对手”间的对话，但王仁富与记者出身的内藤湖南素未谋面，王仁富出生七年前，内藤就已经去世。
或许，内藤湖南没想到，多番调研后的一句“于史有益”，彻底改变了唐碑的命运，它被囚禁在幽闭的皇宫，与世隔绝。他和王仁富的命运，也随碑石发生了改变。
日本文化是豆浆，中国文化是盐卤？
1905年7月，东京外务省收到一封加急电报，来自北京的特命全权公使内田康哉，“现在在奉天的内藤虎次朗（湖南）是外务省的特派员吗？请回电。”他要核实内藤的身份，外务省给出肯定答复。
内田康哉想通过外务省，由海军秘密委托内藤湖南对旅顺唐鸿胪井碑进行鉴定，确认其史料价值，为日后搬运碑石做准备。
年届四十的内藤湖南当时是《朝日新闻》记者，人清瘦，五官棱角分明，目光如刀，眉毛宽长而上扬。他本想成为文务省特派员，去满洲调查藏在奉天文溯阁的《四库全书》和藏在黄寺的《满蒙大藏经》，此计划未能实现。好在得到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帮助，他以外务省特派员身份来到满洲，外务省提供1500日元的资金，日军允许其进入战地，给予住宿、火车、轮船交通等方便。他的任务是“调查满洲过去的行政组织、租税额及其他一般行政”。
这项任务对新闻记者、中国史学者内藤湖南来说是不相称的。此行，内藤另有目的，他是冲着所钟爱的中华文化而来。
1866年，内藤湖南生于日本秋田县，祖父和父亲均精通儒学，自幼从父学汉文、汉诗，十几岁习得一手漂亮汉字，擅长用汉文写作。1887年，他去东京打拼，以时事评论起家，七年后加盟《朝日新闻》。
内藤湖南想去满洲，是得知东京帝国大学要派遣几位学者去满洲搞调研，市村瓒次郎调查满洲历史，鸟居龙藏调查人类学，伊东忠太调查建筑。内藤与他们在奉天会合，不仅想考察日俄战争后的满洲，还要研究清朝文化遗产。
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热情，贯穿内藤湖南的一生。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势上升，人民信心爆棚，又经过甲午海战、日俄战争的胜利，以往对近邻中国的畏惧之情一扫而光，心中多是轻视，内藤也不例外。但他不同意贬斥中国文化的观点，他将日本文化比作豆浆，中国文化比作使其凝成豆腐的盐卤，“豆浆确实具有豆腐的素质，可是如果不加进使它凝聚的外力，就不能成为豆腐。”
他还提出了日本天职说和文化中心转移说，建议日本应成为“坤舆（世界）文明”的一个中心而实现腾飞，并对拯救中国文化要负有神圣的使命感。中国文化的中心将转移到日本，由日本来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这些观点无疑是此时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一种理论基点，但内藤湖南对此坚信不已。
“相遇”黄金山
接受日本海军调查唐碑的委托后，内藤湖南由奉天抵大连，会见满洲军司令官山田忠三郎，拿到通行证，1905年7月14日视察旅顺港。这是他第三次来中国，《游清第三记》中写道：“14日拜会港务部，参观了霍拜达和毕拜来瑞托两舰，又参观了黄金山上的炮台及山下沉船。”并没有提到唐鸿胪井碑。
日本渤海史研究学者酒寄雅志分析，内藤此行看到了唐碑，也注意到了碑石的价值，日记中没有提及，也许为了保守机密。因为一年后，在《朝日新闻》社举办的比睿山讲演会上，内藤提到了“旅顺黄金山下有井，名叫鸿胪井”，及“这次发现的石”、“鸿胪井碑”等，还介绍了释文和拓片。
时光流转，物是人非。内藤可能不会料到，89年后黄金山下也有一人为唐碑而来。陪同他的是中国军官，但是唐碑已然不在。
1994年11月5日，王仁富坐上白城开往大连的火车，翌日抵达后在大连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晨坐汽车赶往旅顺口区的黄金山。那里是中国海军驻扎的港口，出示证件方可进入。王仁富时任白城师专图书馆馆长，他拿出工作证和身份证说明来意，由两名军官陪同进入山林。
博物馆馆员出身的他具有探索意识，当他想去考察遗址时，老伴不同意，“唐碑不是在日本吗？去那儿能看见啥？”王仁富答，“那我也得去看看。内藤湖南和渡辺谅都能去，我不能去吗？”令他感触颇深的是，日本玻璃公司董事渡辺谅出于对唐碑的喜爱，1930年来旅顺考察遗迹，1967年又进日本皇宫调查，发表了史料价值极高的《鸿胪井考》，“这让中国人情何以堪！”
王仁富和随行军官来到遗址所在山脚平地时，只有一块遗迹碑矗立，底座宽约2米，高1米，碑身高2米，正面书写“鸿胪井之遗迹”，此碑是日本旅顺镇守府司令长官富冈定恭所立。
“上午的太阳照不到碑身背面。”王仁富借故离开，下午再进来，也是为了多看几眼，多待一会儿。
山海相邻，涛声不断。王仁富既激动，又惆怅，他绕遗迹碑转来转去，看不到自己的碑，看到的却是日本人立的碑。
日头西沉，军官催促，他才离去。
冰山一角
当年，内藤湖南离开黄金山后，并未急于做出判断，记下29字碑文，继续调研。
1906年7月，身为外务省特派员的他调查完“间岛问题”，由朝鲜再次来到东三省，这回待了三个月，没去旅顺，多在奉天研读明清《一统志》、《旧唐书》、《盛京通志》等。如《旧唐书》载，唐皇“遣朗将崔訢”册封大祚荣，“自是每岁遣使朝贡”……古籍加深了他对唐碑价值的认知，最终他汇报外务省，“此碑文于史有益”：
第一，应当说辽东稀有的一块唐碑与奉天宫殿院内的开元三年尊胜陀罗尼经幢都与渤海有关；
第二，匡正大明及大清一统志的疏谬；
第三，鸿胪井碑是唐使节经由陆路山东、海路，再经旅顺到今奉天方位的渤海国王居城的证据。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追讨部部长王锦思，将唐鸿胪井碑誉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流失海外的第一文物，“唐碑是主权石。碑石上的文字具有正史价值，铭刻了唐朝册封东北的历史，大祚荣的少数民族政权明确受大唐管辖。它的存放地点在日本皇宫，也显出了与众不同。”
1908年春天，海军大臣斋藤实将碑掠走，以日俄战争战利品的名头，献给日本皇室，藏于建安府的前庭，从王仁富收藏的一张照片看，唐碑身处室外，由唐碑亭遮盖，绿树环绕。静卧的碑体从侧面看就像一只握紧的右拳，这只拳头似乎在抗议什么。
是否因看重唐碑的主权价值，才将碑石掠走，王锦思分析，“日本人最初可能没想那么复杂，就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占有欲，对天皇的崇拜，才将碑石作为战利品奉上。日俄战争后日本租借旅顺，继承俄国权益，当时在他们心里，不见得认为这是掠夺。占领东北的野心，试图改写中国历史的想法，的确是那时日本的心态，但没有明显地体现在对唐碑的态度上。”
唐鸿胪井碑只是中国流失日本万千文物中的一个。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结束的50年间，日本从中国劫掠了多少文物？很难说清数量。2012年出版的《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收录那50年间被日本劫夺的中国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写经、杂物等文物15245件。其中珍品、孤品不计其数，远远超过中国国内的普通博物馆，如南宋著名画家马远的《寒江独钓图》，王羲之的《妹至帖》、《定武兰亭序》、《十七帖》、《集王圣教序》等。
这些，也只是冰山一角，从日本皇宫内的众多“御府”就能看出来。御府即战役纪念馆，1896年，皇宫为收藏日中战争纪念品修建了振天府，后因物品过多，装载不下，又修了怀远府（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建安府（日俄战争）等。
今年8月7日，王锦思和童增等人正式向日本皇室追讨唐碑，这是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追讨文物。日本宫内厅接受《产经新闻》采访时却说，“石碑是日本的国有财产，尚未公开展示”，就返还要求表示“目前无法发表评论”。
“怎么就成了你的国有财产？”王仁富瞪圆了眼睛，扇子敲打茶几，啪啪作响。他拿出日本学者酒寄雅志给他的论文，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战利品寄赠文件》目录上列举了日俄战争战利品，第三条就是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四月三十日日本海军交给皇宫的“唐碑亭”，附言：“位于旅顺黄金山麓。”
对于战后的文物返还，欧洲有先例，如二战后德国将掳掠犹太人的文物归还。然而，日本至今从未向中国主动归还掳走的文物。
国内举办的一次中日唐碑学术研讨会上，酒寄雅志向王仁富表示，他希望将唐碑开放，不要锁在皇宫，也希望它能尽快回归中国，回到它原有的环境中。
一个抢，一个夺
当初，王仁富执意要给自己立碑，墓地的工作人员不同意，从来没见过活人这么干。王仁富坚持的原因有二，一是出生年（19）41倒过来就是（20）14；二是2014年是唐鸿胪井碑建立1300周年，“这一年要有始有终”。
立碑外，他还把自己埋葬了。墓地里是双体的骨灰盒，一半是爱人的骨灰，一半是他的衣冠冢，放着几件衣物和一张报纸——1999年11月30日的《大连日报》，有他发表的文章和爱人鼓励他的笔迹。他做衣冠冢，只是为了“死后不麻烦别人”。
生死已置之度外。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亲见唐碑一眼。
渴望唐碑回归，但王仁富始终不提“追讨”二字，他将自己的行为定义为“寻访”，希望在中日友好大背景下，日本主动归还。
1998年，他在北京花一年时间和朋友写出了一份国宝回归策划书，拿到唐碑的故乡大连，有关部门留下材料，说“研究研究”。
这和当年内藤湖南受到外务省的支持全然不同，王仁富一个人在奔走。走累了，也会对内藤有些小羡慕，因为这些年他只能拿自己的工资做研究经费。他曾住过15元、30元一晚的北京地下室。如今，地下室的租金涨到了80元，他人很知足，“和崔訢对比，他还没我这个待遇。他出使有生命危险啊。”
在现实与梦想间徘徊的王仁富成了一个矛盾体。王锦思说他胆小怕事、思维陈旧，唐碑研究会的同行嫌他高调、爱炒作，身边的人也不解，大学同学问他，“唐碑的事，你管得了吗？你是谁呀？”
“你是谁呀？”王仁富也常自问。无儿无女的他，的确在寻找自己。
看到街上抱着孙子或孙女的同龄老人，王仁富觉得繁衍出的后代是他们证明自己的方式，“我呢？唐碑就是我的人生价值。我要做一件比生命还久远的事”。
他说，那些听过他讲学，受过他影响，继续追讨唐碑的人，就是他生命的延续。
唐碑改变了王仁富的命运。自2003年在大连大学讲了第一堂鸿胪井碑后，至今已跑全国高校讲学25场，自己联系，自掏腰包。
对日本的情绪并不总是激愤。2011年日本发生大地震后，王仁富给日本宫内厅去了信，信内附有十余只千纸鹤和一张照片，照片上他和白城师院日语系学生正襟端坐，学生们手持书写“日本不会垮”日语卡片。通过红十字会，他还捐了300元。信末，他机智地发问，唐碑可安好？日本皇宫回信，感谢之外，直言唐碑平安。这也是百年来，日本皇宫首次就唐鸿胪井碑现状予以公开回应。
王仁富出生七年前，内藤湖南去世。出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喜爱，1907年内藤离开《朝日新闻》，应聘担任了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讲师，从此专注学术研究。内藤湖南最大的学术特色是提出了“唐宋变革论”，将中国历史分成上古、中古、近世三个时期，对唐碑的研究，或许对此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帮助。
看似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因为一块碑连在一起。一个抢碑，一个要把碑夺回来，虽跨越百年，但现实却时时“隔空”较量着。
王仁富常梦到内藤湖南，他说内藤不声不语，也不敢抬头看他。王仁富大声讲，现在是2014年，不是1908年，也不是1931年，当年欠下的账，你们要还。
感情复杂，谴责、抱怨、愤怒，偶尔也会换位思考。九泉之下真见了内藤湖南，谈不上理解他的学术和行为，王仁富倒是想与他交个朋友，一起琢磨下唐鸿胪井碑，还有其他被劫的中国文物，怎样才能尽早回归。
墓碑上刻着的“二〇一四”，王仁富不想改，除非唐碑回归。碑哪年归来，他就将卒年改为哪年。当然，74岁的他得等到那一年。
本刊记者 张鑫明/文
赞一个 (0)收藏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