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常利兵
近日读到谢泳的新作《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以下简称“谢著”）一书，引起了笔者不少的冲动与共鸣。该书的副标题为“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尤为引人注目，令人思绪多多。在此我将就谢著中讨论当代中国研究中的史料问题谈一些读后感，愿与读者诸君分享。
在第一部分的“知识传播史”中，作者首先讨论了一九四九年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译介至中国及对当时知识分子价值观产生的诸多影响。比较有意思的是，相对论作为一种科学知识被译介到中国后，必然会与本国知识分子固有的知识系谱发生作用，而其典型体现即是由哲学家张君劢引起的科玄论战。一九二三年初，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人生观的演讲后，便引发了他与丁文江、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人相互间持续近两年的争论。在此不便对这一论战展开来谈，只是想指出相对论的译介与张君劢引发的科玄论战存在一些历史关联。美国学者胡大年在《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中写道，一九二二年爱因斯坦到上海时，张君劢曾见过他，并问爱因斯坦对国际间流行的“心灵学”研究有什么看法，爱因斯坦说这是不足道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二○○六年版，85页）。谢泳认为这个细节说明当时张君劢除了关心科学的发展外，更关心人生问题，他与爱因斯坦的此次正面接触，再加上已接触过大量关于相对论的知识，尤其是英美哲学家对相对论的认识，这些因素对于后来的科玄论战应该起到了直接的催化作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科玄论战起源于相对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也就是说相对论的传播和接受触发了张君劢的思考。张君劢对科学主义的怀疑态度，应当在相对论的传播这个背景下来理解，他对过分强调科学功能作用的提醒和警告，暗含着不能用绝对的态度观察世界，这个思想的源头无疑来自相对论的启发”（17页）。
另外，作者对避孕套（condom）在近代中国如何得以传播和普及问题也进行了颇有趣味性的讨论。可以说，避孕套的历史也是见证和承载人类文明生活演进的历史。这一现代避孕器具如何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如何被接纳直至普及开来，实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物质文化史课题。谢泳在书中重点展示了十五种汉语文献中时人有关避孕套认知的史料记载，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掌故笔记，另一类是专门介绍避孕和节育知识的科普小册子，还有一类是翻译西方人节育知识的作品，最后一类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自己编著的作品。通过梳理文献中所见的避孕套史料，谢著认为：“避孕套在中国传播初期，由于中国文化缺乏自觉主动避孕的习惯，它的传播基本是在色情场所，是为防止感染疾病。”（25页）此观点值得玩味。显然，作者认为正是因为中国人生育文化中缺乏自觉主动避孕的习惯，所以，避孕套在中国传播初期多为色情场所使用。但李伯重先生曾指出，近代以前的西欧社会，有关避孕套和阴道放置海绵术的两种方法运用主要是为了防止染上性病，并非是用来避孕，而且使用范围非常有限。所以，近代以前西欧妇女的生育率非常之高。相比之下，生育控制在中国也出现得很早，到了宋元明清时期，在江浙地区逐渐普及起来，并成为当地人口生产行为的重要特征之一。李伯重的研究认为，在宋元明清时期，江浙人民在生育控制的多样性和有效性等方面，已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其堕胎、避孕和绝育方法的使用所达到的水平大大超过了近代以前乃至近代早期的西欧。所以，传统的生育控制方法，如药物、针灸推拿、食物、调节房事和延长哺乳期等避孕节育措施，对近代以前中国人口变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堕胎、避孕与节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载《中国学术》第一辑，商务印书馆二○○○年版，71—99页）。也即是说，在人口问题上，也未必像一般人们印象中认为的那样，中国文化传统中缺乏积极主动的避孕行为。不过，谢泳在书中又认为，避孕套在中国的传播从未遭遇过人们的抵抗，正说明了中国人性观念相当开放，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也极强，而且也证明了中国人对人口压力的意识也相当自觉，避孕知识普及非常迅速（34页）。如此一来，就显得作者的观点前后存在相矛盾之处：先是认为避孕套的传播因为中国人缺乏自觉主动避孕的习惯，而导致其多用于色情场所以防止性病传染;但又认为中国人性观念极为开放，人口压力意识相当自觉，才使得避孕套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未遇到阻力。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中国人口压力意识相当主动自觉，即等于说中国生育文化传统中有着生育控制的自觉意识，李伯重的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避孕套的传播未必与是否具有主动避孕的自觉意识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可以说，考察避孕套在中国的传播史，不仅是一个有关“器物”的引入过程，同时是一个关于这一“器物”的知识介绍、普及、再造的过程，而且这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有关器物知识的传播需借助于文本的途径，而器物本身则并非完全依赖于此，可能还存在类似于民众的现时考量和接纳程度的其他路径。
在“民国文人史”的内容中，谢泳主要讨论了有关研究鲁迅、钱锺书、陈寅恪三位文人的史料问题，凸显了作者试图从新资料的发掘利用上推进这一领域研究。作者在书中指出，目前鲁迅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是最成熟，文献积累也最完整、最有体系的，似乎不再可能发现直接性史料来推动相关研究。但是，他认为除了直接史料外，还是可以从间接史料中再扩展出与鲁迅研究相关的史料，例如，鲁迅留学日本期间学习过的教科书即是探讨鲁迅的现代知识体系形成问题的重要基础。谢泳指出：“如果我们能比较准确地寻找到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所学习过的教科书，然后从这些教科书中的语言和现代知识方面，结合鲁迅的作品，细读文本，比较鲁迅文体的变化，分析鲁迅现代知识体系的获得，就有可能更深入理解鲁迅白话文的最初来源以及他学习过的教科书中那些与现代文明有关的知识，并了解这些现代知识是如何影响了他的思想。”（36页）
关于钱锺书的个案研究，谢泳主要展示了九种史料用来叙述相关研究话题。其中，六种史料是有关钱锺书与徐志摩、郭沫若、曹禺、陈寅恪等文人间的关系问题，其他三种史料则是针对钱锺书文学创作的特质与观念的。细读书中的史料内容，可以看出钱锺书与其他文人直接或间接交往的时代特征。以钱锺书与陈寅恪两人间的关系来说，尽管现在没有见到他们两人直接交往的史料证据，但还是存在一些学术讨论上的交集与碰撞的。谢泳指出，现代学界一般认为，钱锺书对陈寅恪的史学研究评价不高，主要依据是一九七八年钱锺书曾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公开批评过陈寅恪。大意是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花费了很大心思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是一个很无所谓的问题，更不会被看作严肃的文学研究。但陈寅恪专注于这一老问题的真正目的则在于对李唐王室的血统、习俗以及华夷之辨等大问题的考证思索，并非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琐碎问题。谢泳认为，钱锺书对陈寅恪的批评实际上涉及的是一个中国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论—“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问题。概言之，“以诗证史”，要看“诗”和“史”的具体情况，不能简单化理解。如果没有其他相关史料的情况下，它即可作为一种重要方法来使用。即使诗是以虚构和想象为特征的文学作品，但它在“证史”的过程中，“主要还是强调一种超越直接史料的想象力，只要时间、空间和具体社会情况能合为一体，在这个前提下利用‘诗’来证‘史’是一种高级的联想方式，对研究历史很有帮助”（59页）。在关于钱锺书与一九五二年“清华间谍案”的关系讨论中，主要凸显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如何重视和使用伪材料进行史实还原的问题取向。这就要涉及史料性质是什么、史料内容有哪些，以及史料是如何被制作出来的，其制作者是谁，预设的读者对象又是谁，又存在哪些传播的路径，等等，都需要研究者对材料的复杂性进行足够的分析，方可呈现历史真相。一句话，即便是伪材料，也有其利用之价值。
谢泳还以一九五一年刘盛亚《再生记》事件为例，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如何突破固有的路径问题，谢泳认为，现有的多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著与改革开放前的文学史编纂相比较，最明显的差别在于学术评判立场，史料方面的差别则不大。时代不同了，撰写当代文学史者改变其叙述立场和评价标准是自然之事，但问题恰在于研究者改变思维方式则需要新史料的发现和选择。基于此，他强调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科地位巩固必须重视史料的进一步拓展，而“史料意识的缺乏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学科地位”。刘盛亚《再生记》事件即是作者用来讨论这一问题的典型个案。这一事件是指一九五一年夏天，发生在重庆文联的因小说《再生记》而改变了作家刘盛亚命运的事件。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凡提及五十年代初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时，一般学界都以批判萧也牧和他的《我们夫妇之间》为重要代表。谢泳则认为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文学经验和事实里，还有比萧也牧及其作品更能反映时代复杂变化的文学事件，却被文学史叙述忽略了，而原因就在于现有当代文学叙述中偏重主观态度和价值立场的顺时转变，对复杂的文学史现象缺少深入细致的观察。实际上，这一切又都是因以往研究中不大注重史料拓展而导致的（118页）。所以，作者通过这一事件研究，意在说明，中国当代文学叙述史，不仅要关注有重大影响的文学事件和作家，也应该重视相关区域中发生的同类型事件，可能更有助于接近文学史展演的真实图景。
最后一部分内容是关于现代知识分子史的，作者针对五十年代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我认为是整本著作中最精彩的篇章。它不仅关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基本判断，而且还将一九五二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与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运动相关联，进而对“思想改造”一词进行了词源学意义上的详细梳理，再加上当时自上而下的统战和宣传工作的时势需求，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共同缔造了在新中国史上产生了长远影响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因此，可以说，谢泳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一文中，不只是史料的呈现，更多的是考察分析了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遭遇了新政治时的种种境遇，真可谓一篇难得的佳作。
从以上对谢著主要内容的分析讨论，不难看出，作者对史料给予的至高地位，并坚信唯有如此，史料才可能成为思想者创造思想的利器。也正是基于此，我想特别指出，史料固然重要，是进行研究的必要条件，甚至如流传甚广的傅斯年名言“史学即史料学”，但史料毕竟是静止的、沉默的。要让“史料”说话，还必须有“史观”的存在，甚至是决定性的存在。本书因为过于注重表达史料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结果导致部分章节安排上，只见史料的呈现，没有更深入地讨论史料背后的人物和事件，有一种读后不太解渴之感。另外，既然命题为“思想利器”，也应该对“思想”一词的含义首先加以阐述，更加有助于读者从书中讨论的各类话题内容中去辨识和领会史料何以就能成为思想利器。可惜的是，谢泳把其著作中这一与“史料”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关键词忽略掉了。
（《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谢泳著，新星出版社二○一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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