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 苦难之后
切尔诺贝利是一个巨大的象征，苏联之所以解体，这个灾难事件包含了所有促成解体因素。
目标：切尔诺贝利
“切尔诺贝利？！”从北京出发之前，几乎每一位知道我此行目的地的朋友，第一反应都是瞪大眼睛、用充满惊疑的口吻念出这个词，甚至还有人建议买一身防护服。1986年4月26日凌晨发生的那场爆炸，使得“切尔诺贝利”自此与“末日”“鬼城”“地狱”这样的词联系在一起。再上网查阅相关资料，各种眼花缭乱的信息更是真假难辨：“切尔诺贝利巨鼠”、1945年投到日本的两颗原子弹辐射量的100倍、900年才能衰退的辐射物……我得承认，在诸多善意的叮嘱下，我是以忐忑的心情开始切尔诺贝利之旅的。
动身去乌克兰之前，便在当地媒体朋友的帮助下，预定好了去切尔诺贝利的行程。早在2001年，乌克兰方面就开放了私人参观切尔诺贝利的行程，但因为某些地区至今仍存在大量辐射物，所以游人不能独自前往，而必须通过获得资质的旅游公司，否则将视为非法。也因为有些地方辐射仍很严重，所以网上有人建议穿一身旧衣服去切尔诺贝利，行程结束即抛弃掉，以免不小心将被辐射过的污染物带出来。思想斗争了好半天，最后还是在出发前一天晚上，在基辅一家类似于家乐福的超市，买了一件外套和一双鞋子，加起来刚刚过100元人民币。相比之下，同行的摄影记者关海彤则显得非常淡定，表示不被任何“谣言”所动。
4月14日早上7点，我们准时到达指定集合地点——基辅火车站前。旅游公司有英语团和俄语团，我们参加的是一个5人团的小型英语团，团费价格不菲，每个人108美元；其他3位团友皆是欧洲人：来自柏林的吉尔伯特，是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飞行师、机长，虽然常年在欧洲各国飞，但这是他第一次飞基辅，中间有两天倒休时间，他第一选择就是切尔诺贝利。问他原因，他说，自己向来对历史和物理感兴趣，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时，德国也遭受到了辐射，当时他正在读大学，物理老师带他们天天测量辐射值，也给他们讲解相关理论。所以这次飞基辅，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过来亲眼看一下。爽朗的卡尔同样来自德国，他一上车就对导游进行各种穷追不舍的提问，这让我立即嗅到了相似的“味道”，一问果然遇到了同行：卡尔退休前在法新社工作，是一位资深的政治记者。这一次来基辅探望从事外交工作的女儿，也第一选择来切尔诺贝利。卡尔对乌克兰以及俄罗斯的历史很熟悉，对时政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告诉我，明天还要去基辅郊区看一下逃到俄罗斯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豪华别墅。第三位年纪稍轻的雷恩来自伦敦，自己开了家私人旅游咨询顾问公司，平时也喜欢在东欧诸国游览一番，不过他特地强调，这一次来乌克兰看切尔诺贝利，纯粹是个人兴趣，与自己的生意无关。
尽管之前旅游公司在通知里建议要尽量穿着长袖衣服，以免污染物附着在皮肤上，但健硕的英国人毫不在乎地露着胳膊。“你们担心辐射吗？”听到这个问题，三位男士互相看了看，摇摇头，耸了耸肩：“要知道，你在城市里一样会遭受各种辐射。”机长说：“其实你回去把衣服和鞋多洗几遍就可以了。”看他们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再打量自己特地买的外套和鞋子，暗自有点羞愧。
年轻的乌克兰导游拿出一堆类似于安全须知的文件，让我们签字画押之后上了车。途中他一再叮嘱，因为切尔诺贝利隔离区遭受过严重辐射，所以不能擅自行动，必须跟着他，在指定区域内参观，开辟出来的路线经过无数次的清理，可以确保安全；另外，目前还有一些工人在辐射区工作，人员走动自然会带来辐射物，所以尽量少接触地面，切记不能把背包或随身携带的东西放在地面上，以免不小心沾染上污染物。导游说，来切尔诺贝利参观的人60%是国际游客，而他喜欢带国际游客，因为他们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像俄语团的人，更热衷于到几个“著名景点”拍几张照片。
切尔诺贝利在基辅以北110公里处。也许因为这几年的政治动荡，乌克兰的很多建筑和基础设施都有些破败之相。熟悉路程的司机在不平整的公路上把车开得飞快，窗外是春意盎然的乌克兰大地。一个多小时之后，远远地看到了几幢有军人把守的低矮建筑，前面横着一道栏杆，意识到我们已经到了举世闻名的切尔诺贝利。第一道关卡就设在离核心区30公里处。导游把我们的护照和报名表交给穿制服的军人，等待他们审核后放行。
隔离区外，还有好几辆和我们一样等着审核的车辆，其中有一辆还有某电视台的标志。导游说，因为临近30周年的纪念日，现在切尔诺贝利游也成了“旺季”，来这里的参观者明显增多。他说，基辅现在大概有七八家公司有经营这个业务的执照。我问导游：既然基辅人平均月收入只有200～300美元，那么我们100多美元的费用，是否其中一大部分捐给了类似“灾区重建”的某基金，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导游有点尴尬地否认：“司机、车、导游，我们公司运营需要成本，还要付这里一笔钱；还有，其他旅游公司只能在这里待到下午6点，我们公司的车可以在7点离开。这多出来的一个小时不是没有原因的，是我们花钱买来的——在乌克兰，任何事情你都要花钱买。”他耸耸肩。
申请表确认无误之后军人抬起横杆，示意放行。此时，手里的盖革计数器显示0.11微西弗，与我们在基辅的数值差不多。
“冷战”的遗迹
乌克兰核电站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乌克兰境内共有5座核电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在1970年开始兴建的，全名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核电站”。1977年开始供电，到1986年核事故发生时，已经建成了4个机组，为乌克兰提供10%的电力供应。
电站建成后，政府相应地从乌克兰各地迁入很多专业技术人员，与当地村民混合，形成一个大的居住区。Zallisya是进入隔离区的第一个小村子。与后面看到的电站核心区相对城市化的建筑格局相比，这里更保持着一个典型的乡村小村落的特色，居住者也大都是当地村民。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爆炸之后，政府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将这里的村民撤离，而是一直拖到5月4日才做了决定。废弃小诊所里的工作记录、乡村商店的半虚半掩、木房子前遗落的布娃娃……眼前的景象，让每位参观者好像一下子超越了时空，感受到了当年的惊恐和慌张。这里的导游说，当时很多村民都不愿意离开，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辐射”为何物；还有人以为像“二战”一样，遭受到了侵略。
意外的是，小村子里还有一户人家，院子里花草生机勃勃。推开门进去，里面堆放的衣服和食物虽然杂乱无章，但显示着这里罕见的人的气息——导游说，房子主人是几个月前刚刚去世的老奶奶，她活到了87岁。当年有一些村民拒绝离开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土地，而这里离爆炸发生的地区有20多公里，也许她幸运地躲过了辐射。想起来切尔诺贝利之前，看到网上有人介绍这位老奶奶，每次有参观者路过，大家都愿意去找她合影；有时候，老奶奶还热心地拿出自家果树结的苹果送给他们，大家只是礼貌地收下，当然没人敢吃。
“当时从切尔诺贝利撤离了很多人，其中很多人年轻、有文化，他们迁到别的城市后，依然可以找到工作、过上好的生活，但那些村民就比较悲惨，他们失去了房子、失去了土地，也很难找到新的工作，生活很艰难，所以后来有些村民又偷偷搬了回来，陆陆续续有2000人左右，他们起初是非法地住在这里，后来政府给他们一些资助，允许他们回去，但严格限定他们的生活区。”切尔诺贝利博物馆馆长安娜说。《切尔诺贝利的祷告》里也记述，部分“核难民”会偷偷地穿过军方封锁回家，在夜间穿越积雪的森林和沼泽，躲避直升机与军车追捕。老一辈人说：“这跟以前德国人入侵时没两样。”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次事故，让当年一位名叫尤里·莎拉波夫的乌克兰人下定决心带着妻子离开肥沃的故土，远赴西伯利亚去投奔自己的父母。第二年，他的女儿在西伯利亚小城雅尼干出生了，莎拉波夫为她起名为玛利亚·尤里耶夫娜·莎拉波娃，她后来成为女子网球大满贯得主。从某种角度，是否可以说是切尔诺贝利“造就”了莎拉波娃？
30平方公里的隔离区显得特别空旷，除了偶尔几组参观者之外，人影寥寥。广场上的一处列宁像依然崭新，昂首挺胸“检阅”着每一位路过的人——基辅市内已经很难觅到有如此强烈政治符号意味的建筑或雕塑，苏联的痕迹几乎消失殆尽。而在这里，处处可以见到提醒我们曾经历过的时代的那些符号。
值得一提的是，其实隔离区里也有很多美苏“冷战”时期的遗留物，只不过它们的存在被切尔诺贝利的巨大“名声”所遮蔽。对此有兴趣的人，完全可以单独开辟一条“冷战遗迹之旅”。从隔离区的主路拐进一条不起眼的岔口，一座锈迹斑斑的大门挡在眼前，导游一脸神秘地说：“你们现在已到达原苏联最神秘的导弹部队的营地。”原来，这里曾驻扎着苏联战略火箭军第43集团军第46“下第聂伯河”师第309团。本刊“军事大百科”的刘怡告诉我：“第43集团军是苏联解体后唯一一支留在乌克兰境内的核力量，1991年时配备的核弹头总数超过英、法、中三国。如果乌克兰选择保留该部队，它将拥有全球第三大核武库。但为了宣示和平主义和防核扩散的决心，基辅当局从1994年起，历时3年移除了该部队的所有核武装，并在2002年前完全销毁。这是国际裁军和军控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为了吸引游客，2014年，切尔诺贝利之旅还增加了全球独一无二的项目——参观原苏联战略火箭军博物馆的发射井。这个曾经的军事要地，如今已经改成了博物馆，在这里可以亲眼看到被“北约”称为“撒旦”的R-36M2型洲际弹道导弹，它的射程超过1万公里，曾经威胁到美国和全世界的安全。当然，最著名还是R-12型中程导弹，1962年正是因为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这种导弹，差点引发了美苏两国的核战争。
曾经的神秘兵营如今已空空荡荡，在小路上行走着，只听得见我们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忽然间眼前出现一个钢铁搭建的巨大无比的怪阵，遮天蔽日，原来这就是“冷战”时期苏联“出品”的著名的DUGA-3型远程雷达系统接收天线。“DUGA”在俄语里是拱形或弧线的意思，因为它的发射功率极为强大，对全球短波通信都形成了干扰，无线电爱好者把它称为“俄罗斯啄木鸟”。“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在各自的领土上部署了一系列远程预警雷达，以监视对方弹道导弹的发射情况，并为本方的反导导弹提供预警信号。苏联的雷达系统在国土东、西两侧各有一套，我们眼前的这套巨型接收天线，便是西部DUGA-3雷达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负责监视从欧洲射向莫斯科的导弹。因为DUGA雷达的运转需要大量电力，加之辐射影响，切尔诺贝利出事故之后不久，这个在全球军事迷中名气很大的雷达站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它旁边的空地像一个巨大的钢铁坟场，钢铁支架、发报机和各种零件散落一地而无人问津，这个曾经散发着令人生畏的神秘信号的怪兽，如今只留下残破不堪的空架子，像一个巨大的隐喻，映照着它曾为之服务的一个政治庞然大物的倒塌。
切尔诺贝利的死与生
在切尔诺贝利参观其实也是个体力活，很快就感觉饥肠辘辘。尽管进切尔诺贝利之前看到的一条建议是，尽量避免在隔离区吃东西，以免不小心摄入落在上面的辐射尘，但看见德国人卡尔豪放地啃三明治时，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拿出包里的香蕉吃起来以补充体力。
作为移动性最强、同时也是可吸入的放射性污染物，灰尘到今天依然是切尔诺贝利地区存在的威胁。每一栋建筑物都安装有放射性探测门，来探测人们的脚上或者手上是否有放射性尘埃。乌克兰大妈们每个小时都会拖一遍地，在穹顶的建筑现场附近巡逻的洒水车不断喷水，以防止尘土四处飘散。隔离区里的野猫和野狗也不会得到游人的爱抚，因为粘在它们的皮毛上的灰尘中含有大量具有放射性的铯-137、锶-90和钚-239。
午饭是在附近的另一个小镇Slavutych吃的。事故之后，因为还有很多后续工作需要处理，所以在切尔诺贝利以外又建了一个小镇，以供参观者和建筑工人的生活需要。为了保证不把污染物带入，很多工人和参观者进餐前，必须通过站在门口的一个辐射检查仪，双手贴在两边的感应器上，几秒之后，绿灯亮，示意可以放行。
下午的全部参观都集中在普里皮亚季这个遭受辐射最严重的小城。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大批核电专家和工人陆续到来，就在这里建了这座小城。随着人口陆续迁入，到1986年事故发生时，小城已有5万多居民。
进入普里皮亚季，感觉像进入一部被按了暂停键的时光机，一切定格于30年前的春天。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过的一位士兵用语言向她描述的场景，正是我现在所看到的：墙壁上贴着海报——“我们的目标是促进全人类之幸福”，“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终将胜利”，“列宁思想永垂不朽”；办公室里排列整齐的介绍伟大领袖的横幅；教科书上的伟人头像……一切似曾相识，恍然回到自己童年经历的环境。
看得出，普里皮亚季是一个功能完善的小城，文化宫、游乐场、游泳馆、宾馆，一应俱全。因为核能是苏联政府全力扶持的一个领域，所以这里的工作人员享受着很好的福利和津贴；加之很多高级知识分子的迁入，城市虽小，文化生活水平却相对较高。音乐厅里的大三角钢琴，体育馆的跳箱、跳马，还有配备跳水高台的游泳馆，看得出，当年在这个远离首都基辅的小城，很多人也过着他们悠然自得的生活。普里皮亚季儿童乐园的摩天轮成了切尔诺贝利极具象征性的拍摄场景之一。有讽刺意味的是，摩天轮刚刚建好，准备在“五一节”投入使用，结果生不逢时，变成了一个纪念物。
他们的美好生活结束于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在一次核电站的停机测试中，核电站的4号反应堆爆炸。反应堆1200吨的顶盖瞬间喷入高空，一股超强辐射气流蒸发，在核电厂方圆几百米释放铀与石墨，火花从裂开的缺口喷溅，携带熔解的辐射粒子，喷向几千米高空。
可是那时很多人根本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还记得那耀眼的深红色光芒，反应炉看起来像在发光一般。那光芒太过耀眼，并不是一般的火灾。那景象看起来很美，就算在电影里也看不到这样的画面。”当晚，所有人都跑到阳台上，家里没有阳台的，也去了朋友家的阳台。还有人抱着孩子出来看，说：“看啊！要记住这景象！”
普里皮亚季是距离爆炸的4号反应堆最近的居住点，但直到爆炸发生30个小时之后，当局才下令开始执行第一批安全措施。当天，1000多部大巴抵达普里皮亚季，戴面具的军人也随后出现在小城里。当时居民们得到的信息是，这只是暂时撤离，3天后他们可以重返故园。很多人只带着应急物品匆匆离去，但没想到这是一次永远的告别。也因为普里皮亚季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较高，他们撤离之后，附近一些对“辐射”毫无概念的小偷潜入进来，偷走不少东西。甚至还有人将被消防员遗弃的头盔偷走，全然不知那已经是沾满辐射物的危险品。
尽管之前通过影像资料已多少建立起对这座空城的概念，但真正置身其中，还是被眼前景象深深地震撼。散落一地的防毒面罩，飘着破棉絮的座椅，穿过水泥板的雨水滴嗒声……一个仍有鲜亮颜色的漂亮洋娃娃醒目地躺在一堆尘土里，吸引着每一个人争相拍下这极具视觉效果的一幕。“我不能保证这里的每一样物品都是真实的。”导游坦率地说，因为这几年有摄影者不断涌入，有的想制造更具戏剧色彩的效果，便从外面带来一些“道具”。
冷却池里的鱼群，是切尔诺贝利的一个标志性“景点”，其中那只1.5米长的鲶鱼更是名气最大的“明星”。参观者的第一反应，自然会与辐射相联系，但导游并不确认这种推测，他说，因为辐射，这里绝对禁止钓这些鱼，所以它们可以无拘无束地活到“寿终正寝”，甚至据说这鱼群里还出现了消失多年的珍稀鱼种。实际上，30年的时光也使得切尔诺贝利变成了一个野生动物的天堂，有野狼、野兔、鹿，甚至还有熊。导游介绍说，爆炸之后，身体虚弱的小动物经受不住辐射而迅速死亡，剩下的一些强壮的物种会继续繁殖，但其中不少都发生了变异——我们后来在基辅的切尔诺贝利博物馆看到了长有很多条腿的小狗标本，现在还有一些生物学家在专门观测和研究切尔诺贝利的生物种群。
走出阴气森森的楼房，被外面灿烂的阳光照耀时，每个人都不自觉地长舒一口气，仿佛从一场噩梦中醒来。有意思的是，在大自然里，你并不会觉得这里是一个阴森可怖的“鬼城”，相反，因为人类活动的完全退出，使得树木和植物在这里无拘无束地生长——在这里，你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棵白杨树在30年里可以长到多高。如果不是导游提醒，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置身其中的这个被小树林环绕的空间，竟然是学校一个环形操场。穿行其中，听不见人类制造的各种噪音，而只有林间小鸟快乐的鸣叫声，偶尔会忘了这里曾是发生如此悲剧之地。
实际上，大多时候，我都忘了背包里还有一个辐射测量仪。整个行程当中，它几次响起，数值最高时是在切尔诺贝利幼儿园门口的土壤上，显示到了11。这大概也是组织者有意留下的一块地方，以提示当年土壤的污染程度。不过到了后来，大家也都不以为意。离开时，导游给我们每一个人填了一张“证书”，在受到的辐射值一栏里，他不假思索地填了一个数字0.002mSv（毫西弗）。他说，相当于坐一个半小时飞机受到的辐射。回来上网查阅，有资料说，接受一次胸部X射线检查，要承受的辐射量为0.023毫西弗；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一人一年受到的最大辐射量，不能超过1000微西弗，也就是0.1西弗。
切尔诺贝利的祷告
有如打开潘多拉之盒的4号反应堆，是整个隔离区，甚至全世界最受瞩目的地方。但我们也只能在几百米之外的小广场上驻足观看。广场上的一座纪念碑，铭记着为了这场灾难而付出生命的牺牲者。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事故。发生后，第一批赶到的消防员，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紧急出动。当时，4号反应堆旁边的汽轮发电机厂房顶被喷射出的火焰引燃了大火，如果火势控制不住，会随时危及邻近正在运转的3号反应堆。消防员们一边用水龙带灭火，一边用消防锹把致命放射性的反应堆残骸扔下房顶。此时房顶的辐射照射强度为2万伦琴，被炸开的反应堆内部是3万伦琴。在如此高辐射下，消防员们几乎是以血肉之躯在搏斗。当天晚上，即有2名消亡员死亡；几个月后，28人相继丧命。被这批消防员保护下来的切尔诺贝利3号反应堆一直工作到2000年12月，才在欧盟的巨额现金补偿下被乌克兰政府关闭。
一位消防员遗孀的口述回忆，成为阿列克谢耶维奇最牵动人心的作品《切尔诺贝利的祷告》的开篇之作。短短几天，一对“连到商店买东西都要牵手”的新婚夫妇经历了人间最惨痛的离别——当天，只穿着衬衫出去灭火的丈夫瓦西里遭受到了1600伦琴的巨量辐射，他去世后，尸体也成了放射源，被放在密封的锌制棺材里，再盖上厚厚的水泥砖，作为一种荣誉，被埋在莫斯科的公墓里。
这实在是一次艰难的阅读，尽管一再控制，但还是读到几次被泪水模糊了视线。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4年后，阿列克谢耶维奇才下定决心动笔写它。以记者的身份，阿列克谢耶维奇用3年时间采访了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有第一批到达灾难现场的救援人员的妻子，有现场摄影师，有教师，有医生，有农夫，有当时的政府官员，有历史学家、科学家、被迫撤离的人、重新安置的人……阿列克谢耶维奇自始至终隐藏在文字后面，将他们的声音绘成一部纪实文学史上令人无法忘记的不可或缺的作品。就像《纽约时报》那句评价一样：“她的作品每一页都是奇异而残忍的故事。”
事故发生30小时后，一大批士兵从阿富汗战场被调回来，其中包括直升机驾驶员和化学部队。当时因为反应堆的顶盖被炸飞，所有放射性物质就在露天中熊熊燃烧，辐射物肆无忌惮地向空中扩散。苏联派出了80架直升机编队前来灭火，他们其中还有不少是特地从阿富汗前线调回来的。参与救援的直升机直接飞进放射性烟尘，从空中向暴露的反应堆残骸倾倒了近5000吨碳化硼和沙子后，才停止了反应堆内的核裂变反应。这批年轻的飞行员也成为受害者当中的一部分。
“很多年轻飞行员刚从阿富汗回来，那些人都觉得自己在阿富汗打够了，却还得坐在反应炉附近的森林里吸收辐射。那是命令！”一位参与者告诉阿列克谢耶维奇。而离开切尔诺贝利之前，这些士兵们都得到警告：“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最好不要到处告诉别人我们看到的情况。”
在4号反应堆底部，当时还有195吨的核燃料在燃烧，由此产生的热气，逐渐熔化了沙子。专家们担心，如果反应堆核心内的高温铀与水泥熔化而成的岩浆，穿透厂房底板进入地下，不但会造成第聂伯河——乌克兰母亲河的污染，而且岩浆可能会与水发生剧烈反应，发生第二次爆炸，那时将有1400吨的有核石墨熊熊燃烧，离切尔诺贝利320公里的明斯克将会被夷为平地，整个欧洲会都被危及。当时情势特别紧张，苏联在明斯克以及基辅等地，已备好火车并加挂车厢，准备疏散所有居民。
此时，3名志愿者承担了必死无疑的任务：潜水进入被高放射性废水淹没的地下室，打开排水闸门。排水闸门打开后，消防员们抽出了2万吨的高放射性废水；其次，向堆芯空投吸热效果良好的铅以降低堆芯温度，此后2天内600名驾驶员向堆芯投放了2400吨铅块，铅吸热熔化后也更好地封住了洞口，并且起到了阻止辐射释放的作用。
一位从阿富汗回来的士兵告诉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从阿富汗回来，知道自己可以活下去；而这里正好相反，它在你回家后才把你杀死。”还有一个人说：“老实说，我觉得死在阿富汗还比较好，在阿富汗死掉是很正常的事，至少你可以理解。”
到了事故第17天，为了在反应炉底部放置冷却装置来减少地底的温度，切尔诺贝利急需一条地下通道。5月13日开始，苏联从俄罗斯与乌克兰矿区，调集了1万名矿工进地道工作。他们有简单的防护装置，可地底接近50℃的高温让所有这些防护成了累赘，没有人带着它们工作。一个多月内，从发电厂的3区到爆炸的4区，150米长的地道终于被挖通，最后在隧道内灌满混凝土后封闭。后来有人统计，这1万多名矿工，有四分之一左右在40岁前死亡，而官方没有将他们的名字收录在切尔诺贝利受害者名单中。
隔离区的某个角落，还有几个模样怪异的机器人。当时为了清除爆炸时从反应堆喷射出的落在附近建筑物屋顶和地面上的强放射性碎片，这项工作开始是计划用机器人进行遥控作业。苏联政府第一时间想隐瞒这个惊天秘密，但为了处理事故，他们不得不向当时的联邦德国寻求帮助，询问是否有能清洗辐射污染物的机器人。德国人问辐射程度有多高，苏联方面回答：“有点高。”德国人运来了几台机器人，但是因为辐射太强，机器人的电路马上瘫痪，工作人员无法远程操作，最终不得不放弃。
留给他们的，最后只有人工清理这种最残酷、也是最无奈的方式。当时很多现役军人和后备军人被征召到切尔诺贝利，负责清理所有放射性物品，他们有了一个专门的历史名称——“清理人”（Liquida），又被称为“生物机器人”（Bio-robots）。一共有210支部队被派往切尔诺贝利，虽然他们穿着铅制上衣，但是辐射却来自下方，而他们的下方没有保护，只是最普通的廉价迷彩鞋。可是沉浸在英雄主义情绪里的士兵们，却豪迈地称，他们是“用铲子对抗原子”。也不是所有的士兵都是服从的，一位受访者向阿列克谢耶维奇回忆，有的士兵当场抗议被派往切尔诺贝利，长官当场宣布：“要么进监狱，要么军事法庭见。”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祷告》一书里，让人不忍卒读的，还有这批“清理人”的故事。因为强辐射，每次他们只能工作40秒到3分钟的时间，超出这个限度，他们就有可能当场毙命，这意味着他们只能挖两次。一组8人，连同军官一起冲到屋顶清理瓦砾，像蚂蚁般严格按照程序工作，一批下去，另一批接上来。他们捡起1500伦琴的东西，强辐射下他们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手臂。许多人几乎虚脱，有人刚从屋顶下来就开始流鼻血。在这种辐射中眼睛几乎睁不开，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牙齿，嘴里都是铅的味道。
昔日的荣光
在基辅寻找与切尔诺贝利有关联的人并不太难。当年，戈尔巴乔夫发布了电视广播后，整个苏联几乎都进入一场全民动员状态。人们纷纷受到征召：要不计成本地投入这场救援。
67岁的维克多·季特金就是这群人中的一员。维克多是乌克兰师范学院的一名声乐教授，也是著名的男中音。回忆过去，他不无自豪地说：“当年我赢得了好多比赛，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地方都拿过奖。”
1986年的时候，他还在基辅一家歌剧院工作。他回忆说，事故发生后，很多艺术家都曾到切尔诺贝利去慰问——“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完全自愿的。”他数次强调。
维克多还记得，自己是5月12日第一次去的切尔诺贝利，同行者还有其他几位艺术家，包括乌克兰的一位著名女高音，还有一位钢琴家，他们组成一个小慰问团一起去了切尔诺贝利慰问演出。“说实话，我们都不知道辐射有多严重，也不知道有什么后果。”他有点自嘲地笑着回忆，“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就是发自一股纯粹的爱国心，像当时教育的那样：爱国、爱人民。”
基辅5、6月都空了。孩子们和女人们基本上都离开基辅，到外地躲避，城里只剩下男人和老年人。每两个小时，就有洒水车出来喷水冲洗街道。维克多还记得，他们这一行人从基辅出发前往切尔诺贝利的时候，迎面而来的路上都是从切尔诺贝利出来的混凝土搅拌车。而公路两边排满了洒水车，当从切尔诺贝利出来的车经过的时候，喷水车不断地朝它们的轮胎喷水——因为轮胎上沾满了放射物质；道路两边挂满了有辐射标志的小旗子，提示大家已进入危险区域。
为了我们这次采访，维克多特地从家里带来他保留多年的纪念物，其中一部分是他获得的各种奖章，最珍贵的应该是一张微微泛黄的纸，打开来看，上面用蓝色圆珠笔密密麻麻写着一串字符，他特地解释给我们，上面记录的，是他每次去的时间。纸上写满了半页，他认认真真地数了一下，一共去了20多次，这大概是他去切尔诺贝利的官方证明。有时当天去、当天回，有时住一晚上。每次去慰问演出，他们都穿特殊的防护服，上面有仪器，可以测进去一次受多少辐射；离开的时候，再看受了多少辐射。
“第一次演出是去医院，现在想起来有点滑稽的是，所有的观众都穿着防护服、戴口罩，但我们要唱歌，没法戴口罩。”每次去，他们都会受到特别热烈的欢迎，也会收到特别多的花。“士兵们把最好吃的东西都送给我们。有一天，他们让我们去餐厅吃饭，到了之后，他们拿出一个有可乐标志的杯子让我们喝——你知道那时候很多人不愿意喝可乐，觉得难喝。可是带我去的人压低声音说：喝，一定要喝！我喝了一口发现里面原来是酒。”沉浸在回忆里的维克多脸上浮出了笑容，原来当时在现场是不允许喝酒的，而士兵们之间又传言，伏特加会“杀死”辐射，所以这位好心的士兵就带他来偷喝酒。
从切尔诺贝利回来后，维克多时常隐约感到嗓子疼，但没有多注意。1988年的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失声了，检查后才知道他的声带被放射线灼伤。这30年中，当时一起去的很多同行都去世了。
也许是身为功勋演员，维克多得到了精心治疗。他后来还是恢复了歌唱的能力，从那一年以后每年开始疗养。维克多带来的物品里还有一个证明他参加过救险的红色小证书。他说，乌克兰当时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只要是在切尔诺贝利受过伤害的人，都可以在上面注册。有了证明文件后，可以享受提前退休的待遇，还包括水电费、公交等优惠，还有一年一次的免费疗养。“不过因为目前乌克兰经济不好，这些优惠都取消了。”维克多看着小本子的眼神，多少令人心酸。
如今那些文件也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维克多每年还要继续接受治疗，但药费要自己付。“虽然这些文件和奖章对我来说，是一份特别珍贵的记忆，它们都是莫斯科颁发的，这是最高荣誉，现在肯定没什么价值，但这是我的青春，我生活的一部分。看到这些，我就能回想起我的青春岁月。”
“如果你当时知道真实的辐射值的话，还会去吗？”面对这个问题，维克多陷入了简短的停顿，然后又突然坚定地说：“还是会去的。那时比我们年轻很多的小伙子都在那里，不顾生命危险地抢救，我被感动了，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事情，让他们好一点。当然也有点后怕，但那时我们受到的教育就让我决定要去，我不后悔，因为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做了。去那里是危险，但还是需要有人去做。既然需要，为什么不是我去？而且跟那些更年轻的人比，我还是很幸运的，这就是生活。”
当被问到子女会怎么看他当年的举动，是英雄行为还是一件不值得的事，维克多脸上闪过一丝尴尬。“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们，在他们眼里我肯定不是英雄；但是我希望他们会以我为傲。”即便是苏联解体了，他也坚定地觉得自己的举动是值得的：“这些付出都不是白做的，虽然国家没了，但人民在。我们想保护的人，最终还是保护了。再说那是我年轻的时候，我成长的一部分，这是我的生活。不管怎么样，如果再回到那时候，我还是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无知与谎言
切尔诺贝利发生爆炸后，云层所携带的放射性粒子，随着雨水降落。我们现在再观察切尔诺贝利的辐射图，会发现那些辐射点像花豹斑点一样，散落各处。其实不被外界注意到的是，虽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离明斯克约320公里，但因为当天的风向，60%的放射性物质都被吹向了白俄罗斯。这个小国因此成为这次灾难最大的受害者，23%的国土受到了核污染（乌克兰为4.8%，俄罗斯为0.5%），26%的森林及河流也处于污染带内。包括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都生活在污染区内，很多人健康受到危害，她的母亲因此双目失明，在这个地区长大的孩子中有250～300人得了甲状腺癌。
所以阿列克谢耶维奇其实是以双重身份进入这场灾难的。作为亲历者，她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作为记者，她又用职业的冷静记下他们描述的每一个细节，她没有运用过多的写作技巧，只是忠实地记录了这块土地上人们的苦难。如果不是她的记录，我们不会知道，鸡冠因为辐射变成了黑色，牛奶也因此变成了白色粉末——完成于1997年的《切尔诺贝利的祷告》是阿列克谢耶维奇最著名的作品，也为她建立了国际声誉，也成为了解切尔诺贝利的必读之书。
苦难是文学离不开的母题，也是人类长久生存中无法忘却的主题。这一系列口述的最后一篇，是一位失去丈夫的妻子的泣诉，她悲愤地追问：“是谁把他从我身边夺走的？谁有这个权力？”
这位“清理人”妻子的追问，其实也是阿列克谢耶维奇隐藏在文字后的追问：谁该为这场灾难负责？
尽管外墙已残破不全，仍能看出普里皮亚季宾馆当年在小城的中心地位。发生爆炸48小时后，这里已经成了一座空城，而第一批赶来的专家与军方人员就把指挥总部设在这里，开会讨论应急方案。“这说明他们也不了解辐射有多危险。”导游摇摇头叹了口气。这群专家们当时还甚至乐观地认为，反应堆到5、6月就能恢复使用——如果说，30年前普通民众对核辐射的防范和危害缺乏一定了解的话，彼时苏联专家们对核灾难的认知水平和安全性的轻慢、自大令人意外。
戈尔巴乔夫后来在回忆录里坚决否认苏联最高领导层隐瞒事故的说法。事实上，直到爆炸发生两天后，他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4月28日，布满放射性粒子的云层飘到了瑞典。瑞典一家核电厂侦测到了一路飙高的辐射值，政府甚至为此派出一个战斗机中队，测量云层的辐射。他们反过来向苏联方面询问，苏联高层才彻底了解到发生了什么。
戈尔巴乔夫后来检讨说，“核动力工程的封闭性和神秘性”，使得无论领导层和公众，都对核知识知之甚少。此前，苏联的一位著名核专家告诉戈尔巴乔夫，反应堆绝对安全，“甚至可以装置在红场，过程跟煮茶没两样，就像在红场摆个茶壶一样”。在7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痛心疾首地说：“我们30年来一直听到你们这些学者、专家和部长说，那里一切都很可靠，你们指望我们像敬神一般看待你们，而结果却轰然垮塌了。”“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
专家尚且如此，普通民众的认识更是有限。而且在当时的宣传下，很多人坚信凭着俄罗斯人的英雄气概，战胜核辐射这个根本看不见的敌人更不在话下。有一位受访者对阿列克谢耶维奇回忆，当时厂里有一群来自东德的专家，他们从自己的渠道得知消息后，坚决要求回国，而他们的举动遭到了切尔诺贝利人的嘲笑：“他们都是懦夫！他们竟然还测量罗宋汤和绞肉的辐射量，真是可笑！我们的人，都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俄罗斯男儿！”
比灾难更可怕的，是谎言。
切尔诺贝利发生事故时，伊万·帕特雷利亚克刚好10岁。如今身为基辅大学历史系主任的他，仍然记得那年春天，突然“谣言”四起：“有人传切尔诺贝利发生了爆炸，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基辅。伊万记得，身边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暗地里偷听国外广播。
伊万的父亲是苏联一位非常有名的化学家。他在家里开始用仪器自己测辐射，发现阳台的辐射量远远超过正常标准。“那时候基辅的天气跟现在一样好，我们小孩子也不懂什么叫辐射，因为阳光、蓝天都是正常的，所以根本不听大人的话，还是跑到院子里踢球。”他笑着回忆。伊万特地从家里带来一张照片，10岁少年穿着胸前有英文得克萨斯大学标志的T恤，他笑着说：“我父亲经常出国开会，这是他到匈牙利出差时给我买的。别的小朋友都没有，他们很羡慕我。”
5月1日，由于风向转变，基辅地区位于风口的正面吹袭，辐射值是正常值的几千倍，但“五一节”游行仍然照常举行。当时的乌克兰第一书记谢比尔斯基，也带着家人和孙子一起参加庆典。拍摄庆典的摄影师伊戈·克斯汀后来发现本该是五彩缤纷的照片蒙上了一层黑色，那是底片因辐射而致。很多孩子在游行的时候就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而遥远的莫斯科，切尔诺贝利的爆炸阴影也被欢天喜地的庆典所掩盖。庆典持续4天，红旗和彩带装点着莫斯科的桥梁和道路，戈尔巴乔夫频频对经过他面前的那数十万的游行队伍挥手致意。
孩子们放假，伊万照例和小朋友们在操场上玩。他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夏天基辅街头每天都出现很多洒水车，不停地用水喷洗街道。那段时间，各种消息不断，让大家都处于焦虑不安的状态。
5月初，伊万的学校宣布所有学生疏散到南部黑海边上的城市敖德萨，也如实说了因为切尔诺贝利污染，但没有透露规模和严重程度；几天后，学校又突然宣布取消疏散，一切照常。伊万推测说，政府的本意大概是还想让群众感觉一切正常，但没想到，一宣布取消疏散，大家反倒恐慌起来。伊万的班里只剩下8个孩子来上课，其他的孩子都被父母送到外地。
因为从官方那里得不到真实消息，所有的消息都是从非官方渠道获得的。尽管官方对消息保密得很严格，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消息渠道。“我的姨夫是大巴司机，他开车到切尔诺贝利参与当地居民的疏散工作，从监督疏散到撤离，所以都是从这些渠道知道的。”
到了秋天，伊万的父亲也被派去切尔诺贝利参与处理——伊万特地带了一张父亲那时的老照片过来，穿了一种类似于厚夹克的外套，别无其他特殊装备。每天回来之后，父亲把衣服脱下，用塑料布包了好几层，放在阳台上，自己洗干净之后，再与家人见面。
父亲的眼睛很快看不见东西了，那一年他49岁。伊万说，他的爷爷、奶奶分别在83岁、95岁高龄去世，但他父亲只活到76岁。“可是我们也没有证据说这与切尔诺贝利有直接关联。”说到这儿，伊万抬起头，努力掩饰住伤感，勉强一笑。
“但我父亲当时还是非常积极地去，除了知识分子受到的爱国主义的感召，当时政府还给特别高的津贴。“作为一名化学家，父亲的工资本来就很高，可是在那一个星期的工作可以挣回来半年的工资。”伊万记得，有一次父亲一下子拿回家5000卢布。“拿回来都是崭新的钱，像是刚印出来的。”他转而略带讽刺地一笑，“不过几年后苏联解体，卢布迅速贬值这些钱也不值钱了。”
事故爆发那年，作为一名1岁婴儿的母亲，安娜的焦虑是可想而知的，身边的妈妈和准妈妈们急切地想知道真实的辐射信息，“可是当时所有的信息都是保密的，政府对外公开的资料，可信度也不高”。安娜是一名建筑师，她开始利用自己的渠道，向环保专家和医生们偷偷打探真实的数据。“我们知道一些信息后，再跟其他妈妈们讲，彼此分享信息，再讨论如何应对。”在当时做这个工作，要面对来自政府的很大压力。她们后来把在1986年前后生孩子的妈妈组织起来，自称为“86母亲”（Mama-86）。随着影响力的扩大，1991年，它成为苏联解体后在基辅成立的第一个非政府组织。“那几年，基辅市内孩子们甲状腺肿瘤爆发率增长了许多，受伤害最大的是1985、1986、1987年的，因为那时候他们年纪小，受影响最严重。”至今这个组织还在帮助因切尔诺贝利受影响的那些孩子们。
尤里科·萨莫连科当时是基辅市环保监督局局长。“那时候对事情的危害性非常清楚，但没人敢说。”“如果他们当时不保密，及时处理的话，后果不会这么严重。”让尤里科至今提起来还很愤慨的是，“当时乌克兰和基辅的领导人，几天之内把自己的家人和孩子都送走了，而基辅的普通孩子在一个月之后才疏散，这是我最不能原谅他们的地方。”
他说，苏联解体后，切尔诺贝利的两位设计师后来在电视或媒体接受采访，不断接受各种质询。基辅人民都熟悉了他们的面孔，他们走在大街上，经常有人冲过来指责甚至谩骂他们。久而久之，他们也闭门不出了。“虽然他们没有受到法律形式的惩罚，但来自社会公众的审判已经足够了。”尤里科说。
《谎言与真相》，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切尔诺贝利的祷告》里对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前核能研究所主任瓦西里·鲍里索维奇·涅斯捷连科的采访标题。看得出，即便时隔几年，他依然不无悲愤：“我们要面对上千吨的铯、碘、铅、锆、镉、铍、硼，还有未知数量的钚，一共450种放射性物质。这相当于350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他们应该讲物理学，谈物理定律，而他们却反倒归咎敌国，开始寻找敌人。”
爆炸当天，瓦西里倾尽全力，联系上了白俄罗斯第一总书记斯柳尼科夫，希望能引起他的重视，但徒劳而返；为了不让他得到一手数据，研究所里全部的辐射测量装备也都被取走。之后四处投递报告的瓦西里开始收到恐吓电话，他又给莫斯科写信，但被警告把他关到精神病院或是以“从事反苏联活动”告上法庭。一位官员告诉他，不发防毒面具的理由是，避免恐慌。
让瓦西里愤怒的是，“他们”并非不知情。“他们”为了自己的健康，都私下里服过抗辐射的碘剂，私下里把孩子们送走；“当他们进到隔离区时，他们会戴上防毒面具和穿上特制的外衣”；甚至为了保证食物不被污染，“他们”在明斯克拥有专有的家畜，每一头牛都有编号，并且严加管控。“他们有专用的土地、专用的苗床，有专人来监督。”这本书里记录了太多的谎言。一位“清理者”回忆，当时规定超过25伦琴辐射量就可以领一笔补贴，但很多人的医疗卡上总是显示24.8或24.9，永远达不到那个标准。真正的辐射数值是军事秘密，一位记者想报道他从专家那里得来的真实数字，主编警告他：我们的报纸不需要危言耸听，只需写些英雄事迹。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采访者，也包括一位苏联某地区共产党第一书记。他替自己辩护说，“你不能怪我们当时隐瞒了实情”，“我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他们收到来自党的上层机关的重重来电，要求他们“必须阻止民众发生恐慌”。在此要求下，隐瞒真相似乎成了当权者唯一的选择。
尽管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切尔诺贝利的采访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进行的，但并不是所有受访者都对这个政治巨人的倒塌表示欢欣鼓舞。更有甚者指责她乱写，这位“无名氏”对她吼道：“没错，我就是在为苏联政府辩护！”“在苏联政府的统治下，我们很强大，所有人都对我们感到惧怕。全世界都关注着我们的举动！”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忠实地记下了这个人对她的污蔑：“散布不实思想、谣言，你需要政治资金，对吧？”
我采访的歌唱家维克多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态度。他说：“我是在东部的一个小乡村里长大的，我身边没有一个会唱歌的人，如果不是苏联培养我、教育我，我怎么会成为一名歌唱家？”他沉吟了一下又说：“我个人非常遗憾苏联那么大的国家突然解体了。切尔诺贝利爆炸时，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的人都过来帮助，可是今天的乌克兰如果再出类似的事，谁会来帮我们呢？”
最昂贵的灾难
切尔诺贝利事故，有超过8吨强辐射物泄漏，核电站周围6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受到直接污染，320多万人受到核辐射侵害，这是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戈尔巴乔夫后来说：“这是个苦涩的胜利。这个国家将永远无法复原。这耗费了我们180亿卢布，在当时1卢布等于1美元，180亿，这可是一笔巨款。”
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其实当年切尔诺贝利电厂并没有停止运作，而只是关闭了4号反应堆。因为缺乏能源，乌克兰政府让其他3个机组继续运作。1991年2号反应堆发生一场火灾，因无法修复，也停止工作；1996年11月，在乌克兰政府与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协议下，1号机组停止运作；2000年12月，时任乌克兰政府总统库奇马正式宣布关闭3号机组。至此，整个切尔诺贝利发电厂才算永远成为句号。
大火熄灭后，为防止辐射继续扩散，在一位工程师的提议下，当时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建造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石棺，以盖住整个损坏的反应堆和其他强放射性废物，容纳74万立方严重污染的放射性碎片。可是这个在短时间内突击建成的石棺非常不稳定，日长月久，石棺已出现裂缝，鸟儿甚至都可以从裂缝中进进出出，将放射性污染物散布到其他地方。苏联解体后，破败不堪的石棺移交给了乌克兰政府。而乌克兰政府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技术能力对其进行维修。随着时间的推移，切尔诺贝利石棺面临坍塌和放射性物质再次泄漏的危险。
2004年，乌克兰政府组织切尔诺贝利新石棺建造项目的国际招标，2007年法国诺瓦卡（Novarka）公司与另外两家工程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负责新石棺的详细设计和建造——新的保护罩虽然叫Arch（拱），但外界还是更喜欢称它为“新石棺”。2012年4月26日，即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26周年纪念日，新石棺开工建设。新石棺耗资10亿多欧元，大多数资金来自世界各国政府的捐赠。这个项目中堪称天才构想的地方并不是穹顶的设计，而是选择在石棺以西不到300米处一个放射性较小的地方进行穹顶建造。新石棺的穹顶就像一座巨型半圆形活动房屋，宽274米、长146米、高105米，足以装下一座体育馆和自由女神像。一旦完工，新石棺两个穹顶会滑到旧石棺上方合拢，工程师再利用遥控起重机将旧石棺一块块地拆除。新的石棺将是有史以来人类建造的最大的可移动建筑物。
2016年4月26日，乌克兰举行了切尔诺贝利事故30周年纪念大会，总统波罗申科主持了仪式，整个仪式就是在新石棺形成的庞大空间里举行的。目前，隔离区4号仍然有1000多名员工在工作，他们全部属于乌克兰建设集团的员工。作为新石棺的建设方，乌克兰国家建筑公司的总裁马克西姆·维克托罗维奇坦承压力很大。“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工程，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马克西姆说，新石棺最大的困难和挑战，就是在辐射区工作。正因为处理难度大，新石棺的工程进度也一再延期。
马克西姆说，事故发生后，为了清理现场而铺设了厚度高达4～5米的水泥。为了安装新结构，首先需要拆卸这一层水泥。这个工作都是人工操作，“工作地区都充满高辐射，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他介绍说，乌克兰建设集团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努力加固墙体，拱环合拢之后下一步工作则是从4号反应堆里取出核燃料废物，放在1号废放射燃料库里。
“这个项目很难。我想再次强调，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项目。连以往日本福岛的工作都跟我们做的工作没法比。”马克西姆一脸严肃地说，“我们工作环境的辐射特别高。为了保证员工们在安全的环境下工作，他们每天必须要通过两个检查室、测量身体中工作前后的辐射水平。另外，员工身上也带着两个辐射剂量测定仪，一个是测量一天的辐射量，另一个是‘存储器’，也就是一年累计的辐射量。”员工工作时都戴上防毒面罩，某些区域，一天只能工作不到5分钟。平时是轮班工作模式，两个星期工作、两个星期休息。
对于新石棺的建设，马克西姆还有另外一重情感因素。马克西姆1980年出生在普里皮亚季市，6岁那年他也成为疏散人群当中的一个。“我的生活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有很深的渊源。”他的父母是切尔诺贝利的第一批“技术移民”，从电站筹建期时就在那里工作。
1986年4月26日深夜两点，有人接走他的父亲去处理事故。等再次见到父亲时，已是整整一年后——父亲因遭受辐射而失去意识，住院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好。两个星期前，这位老工程师因癌症去世。“这当然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有关系，我们家人和医生尽管竭尽全力，但终究抵不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影响。几乎每个参加的处理者都因事故受到影响，给未来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可治愈的创伤，几乎每个普里皮亚季的人都是这样……”马克西姆说，父亲去世前，也经常会询问他的工作。“他对那里非常熟悉，所以会经常给我很好的建议。我就是切尔诺贝利人，所以我对我的工作有特别的使命感。”说到这里，他有点动情。
切尔诺贝利的“遗产”
30年前的切尔诺贝利爆炸，留下了这样令人触目惊心的结果：普里皮亚季市成了死城，100年之内不能住人；13万居民成了核难民，终生不能返回故乡；60万抢险大军中，超过一半的人已经在过去20年里死去，剩下的人余生都将饱受病痛折磨。
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首先引发了民众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基辅大学历史系主任伊万回忆，“很多人开始追问煤矿、河流、电站等等的保护和安全问题”。切尔诺贝利事故本身是一次单纯的环境灾难，但是因为苏联政府处理措施不当，从而使事故变成一场政治危机。无论在国际社会还是苏联内部，其信用都遭到严重质疑，隐瞒事故、欺骗人民、组织抢险混乱低效，而且修改和销毁相关档案，使得有些真相可能永远无法大白于天下。它彻底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仅仅5年以后，苏联就解体了，有人感慨地说：“一个希特勒都无法打败的政权就这样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祷告》里不仅仅是灾难史，也是剧变前的苏联史。
“由对生态问题的质疑，进而到一种全面性的不满。‘切尔诺贝利’成为一种象征，一种隐喻。”伊万说，切尔诺贝利首先引发了乌克兰知识分子对苏联体制的不满，而在对这种体制的反思和控诉之后，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民族意识也渐渐被唤醒。在这次核灾难之后，乌克兰的作家和记者们在讨论苏联对乌克兰语言和文化长达70年的实验时，开始使用“语言学的切尔诺贝利”或“精神的切尔诺贝利”的字眼。简而言之，对乌克兰人来说，切尔诺贝利已经成为苏联体制表里不一、信用破产的象征。
1991年，庞大的苏联轰然解体。而切尔诺贝利这个巨大的创口却仍然矗立在那里，它像一个巨大的黑洞，继续吞噬着难以计量的财力，成为乌克兰政府沉重的财政包袱。让乌克兰独自承担这个后果，公平吗？
“乌克兰提出过这个问题，我们试图想让原苏联的所有国家都来承担这笔费用，但现在太晚了，特别是现在与俄罗斯关系不好的背景下，提了也徒劳。我们乌克兰有句俗语：吃饭的时候不要勺子，吃完饭要勺子有什么用呢？”基辅大学历史系主任伊万一脸无奈地说。
“像中国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一直是独立国家，你们也理解不了我们的感觉。而我们1000年来没有自己独立国家的人，也很难向你们表达我们的心态。有自己独立国家的人，和没有自己独立国家的人，完全是两个世界。”伊万的表情和语气一时间竟然有些悲怆。片刻他又半自嘲半安慰自己似地说：“虽然我们现在经常批评自己的国家和领导人，但是有一个‘自己的坏国家’，总比有一个‘别人的坏国家’要好。”
“乌克兰至今还没有出现过我们喜欢的政客。”说这句话时，为我做翻译的安娜脸上出现了与她年龄不相配的严肃与沉重。出生于1994年的安娜在基辅语言大学学汉语，曾经为中国人熟悉的“美女总理”季莫申科和她的丈夫做过翻译，不过她坦承也并不喜欢她。独立后的乌克兰，政客高官们借私有化之机入股或收购国有企业，凭着政策照顾，大发其财。每个政客都有自己的家族生意，比如煤炭、能源，比如季莫申科就有“天然气公主”的绰号，而现任总统波罗申科是身家上亿的“糖果大王”，基辅很多商场都有他家的品牌“RS”。乌克兰民众因此对政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很低。
我们在基辅住的宾馆，在其最著名的地标式建筑——独立广场附近。广场四周的很多地方都摆放着照片，他们是在2014年广场运动中的遇难者，其中不乏很多年轻面孔。在乌克兰采访的一周时间里，我们也遇到了几次街头游行和抗议活动，但示威者和警察彼此都很平静，民众也见怪不怪。因为政治动荡，乌克兰的经济也停滞不前。在基辅买当地手机卡时，店员见我换出来的手机卡有“4G”标志，一脸艳羡地看着，然后特地拿来向同事展示一下。
像安娜这样的年轻人，更关心与自己前途有关的事情。她说，身边稍有能力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留在乌克兰，而到国外谋发展，这是未来乌克兰发展的最大问题。不过多少令人欣慰的是，在基辅市的切尔诺贝利博物馆，我看到了一拨又一拨年轻的面孔，或者自己，或者由老师带领，仔细地看那里展示的每一件物品和照片，一脸沉重。博物馆女馆长说，她从1992年建馆起就在这里工作。“我们会定期组织‘清理人’聚会。向孩子们讲那时发生了什么。”还有一些年轻人过来找他们爷爷的照片，她也很希望这里能成为乌克兰年轻人了解自己过去的地方。不过当地媒体记者告诉我，乌克兰今年专门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祷告》一书翻译成乌克兰语出版，据说卖得并不是很好。但也许这并不重要，像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一样，“我们努力做的，就是抵抗人们对切尔诺贝利的遗忘”。
（此次乌克兰采访，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肖苏老师、中国驻乌克兰使馆程宏刚参赞、中央电视台驻乌克兰记者刘景、《法制日报》驻乌克兰记者史天昊的大力帮助，特此感谢）
文 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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