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苍穹下 记忆与日常生活的复调（一）
他们无法摆脱伟大的历史，无法和那段历史告别，无法接受另外一种幸福。不能像今天的人们这样，完全潜入和消失于个体生活中，把渺小看成伟大。人类其实都愿意单纯地生活，哪怕没有伟大的思想；但这在俄罗斯生命中却从来没有过。我们是战斗民族，要么打仗，要么准备打仗，从来没有其他生活。……人们不仅不会在意自己的奴性，反而甚至会钟爱自己的奴性。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复调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复调结构的艺术意志，在于把众多意志结合起来，在于形成事件。这些自由的人能同自己的创造者并肩而立，能够不同意创造者的意见，甚至能反抗他的意见。
——巴赫金
一
与基拉和马克这对夫妇第一次见面，是在莫斯科莫斯科和平大街地铁站附近的Vapiano咖啡馆，正对着斯拉瓦·扎伊采夫的服装设计大楼。第二次见面，是在莫斯科V.D.N.H.地铁站附近她的家中。
“关于祖父母，我们可以谈论爱情与美好的东西吗？”
人在失去一切时，记忆在自己的秘密花园里保存的是对一个消逝时代的缅怀。怀旧之情在我们心里徘徊不去，自有另一种芬芳。它不是隐藏着“思乡病”，而是感念今日已不再存在的邻里相濡以沫的友情。从前，每个院子都响彻孩子的叫声。几位保姆照看着小孩子，大孩子放学回来，也参加进来一起放松疯玩，直至父母归来。大家毫不迟疑地端出桌子，放上瓶酒和冷盘庆祝某人考试成功，另一人晋升或订婚。大家一起为死者哭泣，试图调解家庭纠纷。成年人分享他们匮乏的食物，在厨房里重造一个天地，心头时时担忧制度的威胁，如同达摩克利剑悬挂在他们头上。我的两个朋友，一个叫安娜托尔，要做诗人，做不成就酗酒，年纪轻轻就死去。另一个叫沙夏，他死得很可怕。他被送到西伯利亚劳动营，跟其他两名囚犯越狱逃了出来，在途中被他们两人吃掉了。事情常是这样：单独脱逃，最终还是在辽阔的草原里饿死。
——弗拉基米尔·费多洛夫斯基
我叫基拉，1967年出生在莫斯科，曾当过政治记者和编辑，也写过女性小说，讨论女性的事业与健康问题。我也写过关于中国的书，介绍黄道十二宫。我很痴迷成龙，2013年他来俄罗斯的时候，我曾采访他。我的外婆是从乌克兰来到俄罗斯的，我的母亲出生在莫斯科，从此我们一家一直在莫斯科生活，从未离开。大学时，我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读心理学，毕业后，我做过德国天然气公司的销售总监，后来又在俄罗斯国际商贸协会做公关总监，曾与戈尔巴乔夫一起工作，提供投资事务的咨询。后来德国媒体巨头Burda旗下的时尚杂志Lisa邀请我做德语版杂志的编辑，我就一直做了12年。
我的外婆1913年出生，外公是1916年出生。外公去乌克兰基辅的军事学院学习拖拉机技术时，他们在一次舞会上相识，一见钟情。但那时外公就要离开乌克兰回莫斯科了，于是舞会分别时，他对外婆说：“1938年7月20日，我会在莫斯科车站等你。”那一天，他们真的在莫斯科车站见面了。他们住在莫斯科的小公寓里，公寓很朴素，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简单却又充满爱。1939年，舅舅出生了。斯大林的政治并未投射到我们的生活里，我的记忆中，都是关于爱的记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外公作为军官去参加战争，外婆留在莫斯科。外公给外婆写了很多信，我都保存着。1941年的新年将至，他的部队经过莫斯科，就驻扎在河运码头地铁站附近，与带着儿子住在莫斯科的外婆仅仅隔着一条莫斯科顿河（注：1932至1937年由古拉格囚犯修成，连接莫斯科与白海、波罗的海、里海、亚速海以及黑海，1947年前被称作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冬天，运河水面上全部都结了冰。虽然与纳粹军队离得非常近，他仍然跨过运河与外婆相聚。那时他给外婆写了很多信，比如这封信，是1942年的圣诞节写的。他在信中说，还有一年战争就会结束，他就能回家与她团聚了，信里洋溢着高昂的斗志，虽然那是战争最艰难的阶段。信上没有寄信人地址，只有部队的代码40495，我猜想应该是从苏维埃边境的白俄罗斯或波兰写来的。然而他太乐观了，战争又持续了3年多才结束。1944年的圣诞节，他写来的一封信里，带着焦急追问外婆：“很久都没有收到你的信了。你都在忙什么呢？多给我写信吧，你的信对我来说很重要。”
战争结束后，外公作为空军上校回到莫斯科，和外婆住在几家人共用一个厨房与厕所的楼房里。5年以后，他们又有了自己的一个公寓，不久又有了第二个公寓，那时外公是莫斯科工业设计研究院的人事主管。1947年，我的妈妈出生了。我对父亲没有太多记忆，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父亲母亲就离婚了。我是外公带大的，他就是我事实上的父亲。舅舅离开了莫斯科，去一个科学研究院工作；母亲非常爱外公外婆，她留下来与他们一起生活。我的童年是快乐的。那时的莫斯科，城里有一半都住着参加过“二战”的军官，每家人都相互熟悉和认识，我时常串门，和别的孩子一起玩耍。现在，与一些人做了很多年的邻居，我们也从未相互认识过。
妈妈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读历史和俄语，毕业后成为教师。她离婚的时候，外公已经有了第三套公寓，就在那个他跨过运河与外婆相见的河运码头车站边，那个公寓里有了很多新式家具。我们住了过去，我就在那附近上学。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公寓都是国家或单位分配的，你可以有自己的家具和汽车，但房子属于国家。虽然不是私有财产，但是在公寓居住的人去世后，他的家庭可以继承他的公寓，继续住下去；如果没有亲人，也可以立遗嘱将房子赠予朋友。苏联解体时，你可以付一部分钱，买下你当时正在住的房子，但政府不再管房子的任何基础设施，比如供暖、水电和修缮等，而且如果当时你分了几套公寓，你只能买下其中一所；或者你可以不买下来，继续住在国有的公寓里，现在你如果要卖出去，就要找律师来处理产权事务。现在，我拥有我外公当年的房子。这所公寓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小了一些，也比较老旧，但我一直住在这里，从没有离开过，这里有我太多的记忆。
当时的莫斯科有三所最好和最有声望的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莫斯科外交学院和莫斯科外国语大学。这些大学非常难进，即使你学习成绩再好，有很高的分数，也不一定能进去。虽然没有官方的法律规定，但政府高干、政治家和外交官的子女事实上拥有特权，能够在这些地方读书。我们不属于权贵家庭，但妈妈一直梦想让我去莫斯科外国语大学读书。她当时是莫斯科一所技术学校的副校长，收入不算高，但她还是从中学起就给我请了私人教师，给我上德语课，每周两次课。那个时候的国有经济体制下，私人教师是非法的，我只能悄悄上课，但其实很多家庭都这么做。高中的最后一年，我一直在一个非常昂贵的私人教师那里补课，以保证我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外国语大学。
进入大学不久，外公退休了。不久，他的身体开始变得不好，外婆很快也跟着生病了。妈妈辞去了工作，留在家专职照顾他们。那是家里一段晦暗的时光，有很多焦虑，财务总是难以维持，总是欠下很多债。在大学里，我靠奖学金生活，每个月有35至45卢布的补助，同时我也在校外兼职当初高中生的家庭教师，以补贴生计。我的大学时光，成绩一直是班里最好的，但从没有什么好衣服、好鞋子，一直都处在一种生存焦虑中。1988年，大学的第四年，我获得了公派去东德留学的机会，第一次来到东柏林，在洪堡大学学习。虽然东德那时也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但我还是看到了很多好东西，他们在消费和生活方式上都比莫斯科先进很多。我给家人买了很多礼物，满载而归。1989年，我作为苏联冰球队的翻译再次去到西柏林。那个时候柏林墙还没有倒塌，勃兰登堡门的那段墙还耸立着。我第一次看到西方国家，冲击很大，带着仰视。后来我也曾为在俄国的德国冰球运动员做过翻译，他们都认为我的德语水平非常好。这也说明，20世纪80年代苏联大学教育的水平是不错的。真正“失落的一代”，是70年代初至80年代出生、90年代上大学的那一代人。他们的大学时代伴随着政局瓦解和校园里各种动荡，课程体系也在瓦解，所有人都没有工作，教授无心教学，学生无心上课。一片混乱，他们在大学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学到。他们所经历的青年时代，是身边所有人都在为生存问题挣扎的时代，所有人都只想着赚钱，都变得很有攻击性和冷漠自私。这一代人因此也没有什么同情心，不知道温情为何物。
我很喜欢读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维克托·普罗斯库林、谢尔盖·多甫拉托夫、尼古拉耶娃这些苏俄作家的作品。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苏联出了很多好电影，那时我很爱看《未付费的假日》（Неоплачиваемый отпуск）和《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还有《两个人的车站》《爱情与鸽子》这样的喜剧电影。我还记得，苏联拍的《夏洛克·福尔摩斯》连英国女王都非常喜欢，她说这是她看过的最好的版本。那时还有一部苏联电影，叫《老新年》（Старый Новый год）。传统上，俄罗斯的宗教日历与欧洲不同，欧洲每年先过圣诞节，再过新年，而俄罗斯是东正教，在俄罗斯传统里，每年1月7日是东正教的节日，1月13日是旧历新年，所以1月13日被称为“老新年”（旧历新年），1月1日被称为“新新年”。苏维埃革命后，很多教堂都关闭了，宗教也是被公开禁止的。经历过苏维埃时代的老人如果告诉你，他们信仰宗教，顶多也就是指他们会定期去去教堂，过复活节、圣诞节这样的节日，也就如此了。那时的苏联商店里会在复活节那天卖一种蛋糕，不能叫“复活节蛋糕”，就讨巧地叫“春天的蛋糕”。苏联解体后，宗教很快就回到了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中；危急时刻，我们总是从传统中去寻找精神力量渡过难关。
1988年，外婆去世了。那时外公的身体非常虚弱，“改革”正在进行，但他已经不再与我们讨论比较过去与现在之类的话题了。1991年，他去世了。他去世后几天，一些人正想取代戈尔巴乔夫，让他交出权力；没过不久，苏联就解体了。我很高兴外公没有看到这一幕，对他来说，这一定是巨大的悲剧。他真诚地相信苏维埃，是一个诚实而正直的普通人。我们现在住的这间小公寓，是外公留给我们的。那时他曾有机会分一套有五间房的大公寓，但他拒绝了，他说他想和普通人过得一样。他在工业设计研究院工作了20多年，那个机构当时在所有苏维埃共和国都有分支机构。他们那一代人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过斯大林时代，但他们有他们的信仰来应对这一切，这是连经历过阿富汗战争与车臣战争的一代人也无法理解的。我至今保留着外公的军装。他的肩章有三颗星，制服上挂满了勋章。每年的5月9日，所有的俄罗斯人都会庆祝“胜利日”，这是我们最隆重的节日。每一个俄罗斯家庭，都有亲人参加过那场战争或在战争中死去，我们与那场战争有强烈的情感联系。
2014年，母亲去世。在教堂举行葬礼的告别仪式上，我遇到了马克。他是我母亲生前的朋友，我们以前只是相互认识。他走过来安慰我，就在两分钟的时间里，我们相爱了，于是我们至今生活在一起。爱是奇迹，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们能吃饱肚子了，但发生变化的也许是头脑”
俄罗斯的人民，哭泣吧，饥饿的人民！
——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
你可以叫我马克。我1971年出生在距莫斯科不远的小城奥金佐沃。我的外公13岁就开始工作，他先是一个工程师，曾在那里的兵工厂制造武器，后来这个兵工厂也生产修路的机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作为炮兵参加了整个战争，但他不常给我讲战争的故事。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有老兵到学校里来做演讲和讲座，讲述他们是如何打仗，如何攻占柏林的，但外公很少说。我回家就去问外婆，外婆说：“炮兵就是炮兵，战争就是人杀人。”外婆是个很虔诚的东正教徒。她说，苏联之前，每打一场仗，你就要忏悔一年，当兵的人打完仗后一年是不能去教堂的，只能在家祈祷，直到洗清罪恶。十月革命后，宗教完全被禁止，大部分教堂都关闭了，只有一些老人仍被允许去教堂。不过大概在“二战”中，传统的信仰就在人们心中复活了。外公、外婆告诉我，莫斯科之战时，人们私下里全都传言，斯大林在每一次重大战役之前都会乘飞机视察莫斯科上空，飞机上还载着一位牧师，为莫斯科祈祷。
战争结束后，外公继续在机械制造厂工作。他曾经去过加拿大和伊拉克，在国外工作了5年，因为那时俄罗斯出口机械给这些国家。要问哪个国家他最喜欢，他说是伊拉克。伊拉克的人民非常勤奋，那里夏天天气非常酷热，人们在12点到15点根本没法干活，但伊拉克人还是在全国都修建起了公路和基础设施，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某种程度上比加拿大还好。那是在1968年。可惜现在伊拉克什么也没有剩下。
我的外婆是俄罗斯人，她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开始工作的，最早种植棉花。她的棉花种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得了特殊劳模奖。那时的棉花工人就睡在田地里，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做成棉线弹成的被子，可以把蜘蛛和昆虫都赶走，他们竟然睡得很安稳。外婆有很多关于饥饿的回忆。她曾有过40天没有任何食物吃的经历，大概那是在“二战”前，具体时间我不太记得清楚了。宿舍的一个室友每天给她一杯水，她就是靠这杯水活下来的。她记得在很长时间没有东西吃以后，有一天，村子里有人送来了面包，每个家庭一个一公斤的面包，大家都站在村舍前面领取。有一家人，妈妈拿到了面包，对孩子说：“让爸爸先吃吧，他还要工作。”爸爸拿起面包，就狂啃了起来。他太久没有吃东西，饿坏了，所以吃得狼吞虎咽，结果当场他就死掉了。如果你太久没有吃东西，你的身体是无法适应进食太快的。外婆得到了一些钱，可以到商店里去买一点吃的。商店离她的住地很近，她却走了很长时间，大概有大半天吧，才挪到了那里。她知道自己一次不能吃得太多，所以开始时很多天，她每天只允许自己吃一粒花生和一片饼干。就这样，她活了下来。
后来，外婆去牛奶工厂工作，她还拿到了大学文凭，成了牛奶技术工程师。她总是被评为优秀员工，后来成了工厂的首席技术员。必须承认，苏联时代的婴儿食品和奶制品质量是很好的。那时工厂的奶酪被运到莫斯科，我问外婆，如何能做最好的奶酪。外婆说，除了牛奶的质量，包装也是很重要的。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苏联的儿童食品特别好，即使食品并不多元的时候，蔬菜、奶制品和面包却总是有的。小时候，我记忆最深的是到处都有一个苏打水饮水机，饮水机上永远都放着一个杯子，从没有人顺走。一分钱可以喝一杯白味苏打水，三分钱可以喝一杯甜味苏打水，每天我可以喝上两升水。我的奶奶也很会做蛋糕，她能做特别好吃的“拿破仑”。爷爷不会做蛋糕，他会做各种与鞋子相关的东西，还有一个大鱼缸。爷爷也参加了“二战”，战争结束后，他一直在一家医院的急诊部工作。他去世时下葬的仪式很隆重，有一队军人对天空鸣枪，但我并不清楚原因。我的一个姑妈是奥金佐沃的第一位女出租车司机，女人当出租车司机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另一个姑妈则是奥金佐沃的第一位女性摄影师。
我很喜欢生病不用去上学的日子，外婆会给我送来奶酪和果酱，给我打开电视。小时候我最喜欢“特别教育频道”上苏联物理学家卡皮赞主持的科教节目，很像今天大家熟悉的Discovery探索节目。那个时候还有一本杂志，叫《科学人生》，人们都非常喜欢读。苏联曾经有过很多好的卡通作品。小时候，我最爱看的卡通是《魔法戒指》（Волшебное кольцо），《英雄村》（Простоквашино）也是特别有名的苏联卡通。那时好多年轻的父母，只给自己的孩子买苏联漫画，因为觉得它们宣扬的是一种团结互助和统一的精神，比迪士尼的动画还要好。我的少年记忆里，那时也有很多给孩子们玩的电子游戏，比如《狐狸追兔子》，就是基于同名卡通的电子游戏，和今天人人都知道的迪士尼动画《猫与老鼠》很像。我的少年时代有很多免费的课外活动。我参加了飞机和舰船俱乐部，有遥控的飞机和船只；还参加了天文学俱乐部，可以晚上一起观天象；我还学习音乐，音乐启蒙老师非常严格和强硬，总是让我更加努力地弹琴，所以后来我去了音乐学院。我的母亲是一个音乐理论家，在学校里教书，舅舅是一位乌克兰的长笛演奏家。小时候我经常去乌克兰他所在的那个剧院，看很多舞蹈家、音乐家排练，听他们讲后台故事。父亲当时是一个大工厂的电子供应商，家里总有一些芯片、刻度盘之类的东西，与微电子相关，我很喜欢研究那些小小的芯片。
那个时候，很多城里人都有夏季度假的房子。我们在奥金佐沃城郊的“夏屋”，种了一些苹果树和梨树，我们常去那里度假，可以捉蜥蜴，可以在邻居的玉米地里偷玉米。外公有一根很长的打苹果的棍子，可以伸到树上去摘苹果。我帮外公收苹果、做苹果汁和果酱，够吃一年。妈妈说，她怀着我的时候，喝的都是自家苹果榨成的苹果汁。今天我们不再有“夏屋”了，就从莫斯科市郊的果园里摘来苹果自己做果汁。我度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童年。父母非常努力地工作，家里相对比较富裕，但即便是相对穷一点的家庭，也从未缺过食物。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是幸运的一代人。很多年后，当我回顾那段岁月，我觉得当时我们在食物与物质生活上没有多大问题。我们可以吃饱肚子了，发生变化的也许是思想与大脑。
“相信一种神秘的力量”
凭理智无法理解俄罗斯，
她不能用普通尺度衡量。
她具有独特的气质，
对俄罗斯只能信仰。
——费奥多尔·丘特切夫
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表面上死气沉沉，其实野性十足。青少年在边门里拥抱接吻，但少女也可能遭到强暴。我那时大概十一二岁，沙夏告诉我他怎么跟其他三个男孩奸污了一个同龄的女孩，她叫玛丽娜。这个小流氓集团跟那些“称王称霸的小偷”（当地人对“教父”的称呼）形成两个平行的世界。他们组成一个与苏维埃社会完全不相关的社会，有自己的法律、自己的法官和自己的宗旨。好几年以后，我在瑞士一次豪华招待会上偶然遇见玛丽娜。她已变成一位出色的女性，嫁给了一位美国亿万富翁。她说，她给一位在涅瓦河畔旅游相遇的青年提供商务咨询，这个青年正是从前负责保护她的“教父”的孙子。
——弗拉基米尔·费多洛夫斯基
基拉在德国时尚杂志《Lisa》工作的时候，曾经写过占星学的专栏，也介绍过中国风水。你看，我们餐桌边这幅画着丰盛食物的油画，就是她根据风水理论来布置的。但我是一个基督东正教徒，我觉得这是与风水很不一样的精神力量，所以挂画的这面墙上，还挂着一支东正教的十字架。我11岁时住在奥金佐沃，人们都说我的邻居是一个巫婆。俄罗斯人有一个带神秘主义色彩的传统：如果你放一根针在大门顶上，就可以让整个房子不受巫术的干扰。有一天，我趁邻居女人出门的时候，溜进她的家门，在她大门的门楣上放了一枚针。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她从外面回来，靠近了门，我正从门缝里看她。她看见了我，愤怒地做了一个要挟我的动作，却没有进门。她转身找来了丈夫，最后他们是用斧子砸坏了门才进去的。有一段时间，他们只能挂条被子在门上作为遮挡，直到最后安装了新门。在最亲密的谈话氛围里，俄罗斯人就会开始讨论神秘主义的事情，一向如此。在我很小的时候，大约6岁吧，我便开始在黑暗中祈祷，后来我感到了教堂中某种宗教精神的力量。基拉在她一次考试前做了祈祷，取得了好分数，她也从此对宗教发生了兴趣，但还要走很长一段路，她才最终接受了东正教。
我的妈妈是个很信宗教的人，外婆在妈妈6岁之前经常带她去教堂，这是她最重要的童年记忆。无神论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宗教，有时需要你做出巨大牺牲，毕竟没有人能证明是否真的有神存在。外婆说，“二战”的时候，有一天她劳动的棉花地上空太阳明朗，万里无云。她们能够看到远处的一座山，那天，她还看见了山上的基督像，山后面的光比太阳还强。她与她的同志们都停止了工作，开始凝望那座山。她说，她看到基督的形象好像正在哭泣，痛苦的表情呈现在天际。时间就像延展了一阵子，然后那个形象消失了。大家开始讨论这件事，原来并不是每个人都看见了，但看见的人都看见了同样的表情和人。她们后来都忘记了这件事，直到战争结束之后，外婆才开始明白其中的含义：那些看到基督形象的人，家人最终都回来团聚了；没有看到的人，家人都在战争中遭受了不同的苦难，有的人丈夫或儿子未能回来，有的房子在战争中被炸毁。没有人能够解释，这是为什么。外婆的宗教体验对我影响巨大，我的姐姐在15岁时也不断梦见圣母玛利亚。在俄罗斯，人们因为痛苦或快乐的情感而来到教堂，而不是为了做生意之类的世俗目的。我想，重要的不是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而是那种神圣的感觉打动了我。教堂即便很破旧也没有关系，就像祖母的照片，虽然很久远，有点泛黄和破损了，但还是能在我心中唤起神圣的感觉。当年，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俄罗斯人来说也有很多宗教元素，比如集体主义，为社会服务等。虽然没有上帝，但本质也是一种信仰，很多人曾经甘愿为之献出生命。在俄罗斯，每一个参加过战争的人几乎都有信仰。
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了。改革开始时，我十来岁，正在专心学习，偶尔有一些食品的短缺，生活也有一点艰苦，但总体还好。那时我也关注新闻，发觉突然冒出来很多激进的言论和报纸。那时我很喜欢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也还记得所有人在俄罗斯的奥运会闭幕式上动情地大哭。虽然那届奥运会美国人没有来，但我们很喜欢。即使是在自由化改革的20世纪80年代，我们仍然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荣誉感和自豪感。但那个时候，苏联与中国就像两辆火车，开始驶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如果俄罗斯有邓小平这样的人物，今天也许又会是另一番情形了。两年前，我们举办了索契冬奥会。但我们不再谈论它，不再与它有情感上的联系，也不再为它感到激动和骄傲，因为那是一场完全商业化的体育赛事。
1990年，父亲的电子芯片业务萎缩了，他搬去了另一个城市。他的业务萎缩，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有一些关联。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够有效，就向西方敞开了大门，但他没有什么管理经验。他想提高工厂的效率，但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共产党人也不理解。苏联解体，将遍布整个苏维埃各个村、镇和城市的共产党组织体系，都连根拔起和摧毁掉。这个组织体系，可是用了70多年时间才建立起来和扎根的。那些基层党员干部是当地的实际管理者，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大多数都有经验，知道如何管理自己的地方，但戈尔巴乔夫激进地破坏了这个组织体系。过去，我们的工业体系是一体的。机械制造业的零件一部分在乌克兰生产，一部分在乌兹别克斯坦生产，一部分在俄罗斯生产，正是这种联系构成了苏维埃，从宇宙飞船、航空航天到舰船的生产，莫不如此。叶利钦摧毁了这个国际市场体系，很多工厂消失了。今天，我们有很多私人所有的石油天然气公司，比如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卢克石油（Lukoil）和尤科斯石油（Yukos）。这些能源都是与土地相关联的，不应该让那几个寡头拥有全苏维埃人建立起来的工厂。
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作家，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就离开了苏联，离开了俄罗斯。他对俄罗斯人真实的生活没有实际的贡献。在俄罗斯生活和挣扎的人，没有人对索尔仁尼琴有太大的兴趣，也没有人对古拉格有强烈的兴趣。自由派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小的、封闭的精英圈子。也许这就涉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哲学问题了。个人主义真的那么重要，集体主义真的那么不重要吗？在俄罗斯和苏联，每一个家庭几乎都有受过政治压迫的人。基拉祖父的堂兄过去住在乌克兰的马里乌波尔，在他被当局逮捕的10分钟前，有人来向他通风报信，告诉他有警察要来逮捕他，让他赶快离开。堂兄在祖父的床下躲了整整6个月，一直没有从床下出来过。6个月后，他逃走了，却再也没有过任何音信。他就这样从我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另一方面，苏联时代，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能读到异见者的书，虽然并不能够通过官方渠道出版和发行，但通过非官方渠道，只要你想读，就都能读到。就像给基拉补课的私人教师，虽然国家公开反对，但你却可以做，大家都这么做。我们一直有两层生活圈，一层是公开的、公共的，还有一层是私密的、非正式的。不同层次的人也获得不同的信息。你如果去工厂与工人交谈，他们一定会问你：“索尔仁尼琴是谁？他在哪个工厂工作？他养孩子吗、养了几个？”那些在工厂工作的工人，他们的生活很辛苦，他们的家庭也曾有人受到压迫，但他们不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样思考。我们一直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里生活，又不断有战争，天性里有集体主义的东西。基拉曾采访俄罗斯最有名的芭蕾舞演员玛娅·普丽谢斯卡娅。她说，她还记得有一次芭蕾舞演出，乐池第一排的位置坐的是尊贵的牛奶女工劳模。就在演出进行中，女劳模站起来，呵斥指挥家，让他“停下”，因为“你不断地挥手臂，我看不见舞台上的表演了”。你看，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
我最想回到的年代是20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我认为我们是人性的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战争教会了人们很多，巨大的痛苦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国家与个人是融为一体的；加加林也进入了太空。我们感到自豪，生活有意义，存在有意义，不像今天，充满着虚无。我们一直没有特别强烈的“世界强国”的感觉，也从未想过要跟美国平起平坐，只是感到苏联已经是一个大国了。虽然20世纪80年代，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很多同学从战场上回来，都对那场战争感到非常失望，但我们仍然觉得自己是有人性的人。回过头看，那个时候，我们的确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过渡了。啊！可那是跑在前面的文明所引领的，俄罗斯依旧跟随其后。
“西方曾把他称为苏联的‘红色Dior’”
我们始终摆脱不了匮乏。我指的不是资源稀缺问题，而是说，后工业社会在本质上带来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作家们从未想到过的新匮乏。……后工业社会不是促进“上层建筑”变化的“下层结构”。它是社会的一个重要尺度：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变化造成同传统的对立，新的社会集团出现以及社会地位低下的集团出头露面，在社会上提出了权力问题和特权分配的问题。……高度集权的结构越来越无能力管理一个复杂多元的社会。
——丹尼尔·贝尔
我们现在这个咖啡馆对面的这栋大楼，叫斯拉瓦·扎伊采夫大楼。扎伊采夫是苏联时代很有名的时装设计师，现在也是俄罗斯最有声望的设计师。那栋大楼里，有他的服装设计展，也有他的工作室和专业模特公司。前面提到，我曾在时尚和消费类杂志做过很多年主编，所以我与扎伊采夫熟识。1996年，我第一次去他的工作室，并开始从他那里定制衣服。现在他年事已高。我正写一本关于他的品位和审美观念的书，每周三和周五与他见两次面，由他口述，我做记录。
我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有部苏联电影里，有一句大家都很认同的流行语：“没品位，毋宁死。”在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和梁赞诺夫的喜剧电影《办公室的故事》里，都能看到女性对穿着打扮的追求，对欧洲时尚的向往。苏联时代，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都得到了苏联很多工业机械方面的赞助，但一直没有什么出色的消费品。我的母亲一直非常爱美。她没有什么漂亮的衣服和高级化妆品，就用简单的衣服搭配出很多样式。她也用很朴素的方式做面膜：在鸡蛋的蛋清中加一点柠檬汁搅拌，敷在脸上做第一遍；再用橄榄油敷在脸上做第二遍保湿补水。这个方法我现在都还在使用。我仍然相信，公寓和着装在可以非常朴素的同时，也很有美感，很有品位，不需要什么奢侈品和意大利家具的点缀。物质不能完全决定审美，消费和享乐主义不是品味的重点。
1965年春天，在莫斯科索菲亚餐厅的时尚晚宴上，扎伊采夫与皮埃尔·卡丹、CD的总设计师马克·博昂（Marc Bohan）坐在一起。法国时尚圈从此发现了扎伊采夫。那场晚宴之后，法国媒体纷纷发表文章，把扎伊采夫称为苏联的“红色迪奥”和“时尚之王”。可惜就像俄罗斯人的宿命一样，快乐的结局永远像隐现的地平线，你可以看见，却永远无法到达。扎伊采夫曾经有过一个时尚品牌店，与香奈儿、迪奥等品牌开在一起。后来，他成为苏联“时尚屋”（Fashion House）的负责人，给苏联的一些高官和军队设计过时装，但却得罪了不知道哪位政治局委员，曾一度被撤去了职务。很多有才能和天赋的人，在那个时代都受到了一些政治压力，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这些有才能和天赋的人，在性格上难免有棱角，甚至有一些挑衅性。创造力伴随着打破陈规，就强烈地要求个性的自由，这在苏联是比较难存活的。年轻时，他曾在想象的世界里无数次走过香榭丽舍的橱窗和巴黎的街道，却没有机会受到那个世界空气的滋养。他学习过俄罗斯古典艺术和服饰，也越来越回归到历史和传统里去表达。另一个受到打压的例子是芭蕾舞演员玛娅·普丽谢斯卡娅。她也曾受到过政治上的压力，但她从来也没有离开苏联。后来，扎伊采夫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一个欣赏他的官员给他重新安排了工作。他现在仍然是俄罗斯最有声望的时装设计师，普京总统的前妻普金娜的时装很多就是他设计的。但他却没有成为国际时装品牌，他只是俄罗斯的设计师。有一本写他的书，叫《美的怀旧》（Nostalgia for Beauty），他主要是从俄罗斯的传统艺术中汲取设计灵感的。今天，俄罗斯有很多设计师，他们相互之间都认识，每年也有两次俄罗斯时装秀。但没有哪一个俄罗斯设计师是国际知名的，甚至连俄罗斯人都不认识他们。
我代你问他问了问题，他做了如下回答：
我从未想过离开莫斯科。我爱这座城市快速的韵律、节奏和它独特的魅力。每天都有很多新鲜有趣的事情发生，我喜欢快节奏的生活与工作。新的东西不过是被忘记的过去。我在过去的文献和记录中，发现了完全现代的迷人美学。但我知道我无法回到过去，那是不可能的。我目前正在设计的服装系列中，我尝试着回到20世纪90年代，但却做不到。
今天，民族服饰在世界上流行起来，俄罗斯也不例外。俄罗斯的设计师成功地掌握和运用了俄罗斯民族的文化遗产，我认为这是正确的道路，因为我们的民族传统是如此的丰厚，历史文化又这么古老。几十年前，我就在巴甫洛夫·波萨德采购公司提出了这个审美方向，我们一直在往这个方向上走，从衣服到鞋的设计都是如此。奇怪的是，外国人特别喜欢购买我的设计，反而是俄罗斯人不敢穿这些鲜艳的民族服饰。俄罗斯人在心理上就害怕与大众显得不合群，害怕与众不同。现代的街道看起来是单调无趣的。我热爱美与和谐，无法相信在第三个千年到来的时候，这种单调还将统治我们的审美。我相信，我的服装仍是个性的表达。
二
对维克多的采访一共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在莫斯科国立大学附近的一个咖啡厅里，第二次是在地铁西南站他家附近。
“阅读塑造了我”
在微妙可感的张力中，可以发现（俄罗斯）个性的存在。这里存在各种各样的二元对立现象，比如井然的帝国秩序和潜在的混乱，日常琐事和怪异事件，现实和非现实。
——哈罗德·布鲁姆
我今年51岁，1964年出生于乌克兰的马里乌波里，一个非常简单的工人家庭。10岁时我的母亲就去世了，家里剩下我和父亲两个人。我有一个大我12岁的哥哥，住得离我们不远，他帮助父亲一起抚养和教育我。几年前，哥哥也去世了。我的妻子也是乌克兰人，我们非常相爱。
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开始对戏剧感兴趣。我参加了一个青少年剧院，这个经验为我打开了文学的大门。苏联时期，各个共和国都非常重视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文学的教育，尽管在乌克兰，我也从小就能读到很多俄罗斯文学的书籍。我还记得，《命运的捉弄》的电影上映那一年，我们都去看。电影里很多歌曲的唱段都是俄罗斯著名作家的文学和诗歌作品，其中一些作家的作品还没有到被当局封杀的地步，但也并不出版，其中就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他们的书在苏联时代实际上并未公开出版。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是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作家中的杰出代表，也是“白银时代”的杰出代表。我也阅读阿赫玛杜琳娜，她主要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写作。也是通过《命运的捉弄》，我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我很被这些歌曲所触动，就去图书馆找他们的书来读。市面上买不到，但图书馆里却找得到，还有读者自助出版和传阅他们的作品。我开始背诵他们的诗歌，第一次与我现在的妻子见面时，我记得我一直都是在给她背诵他们的诗歌。整个晚上！
中学时，我阅读了很多经典作品。那时我对法国文学很感兴趣，法国的戏剧、绘画在乌克兰非常流行，就像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时代起，俄罗斯人就一直对法国的文化和艺术心怀向往一样。根据外国作品改编的电影在苏联时代也非常多，在当时的年轻男孩中间很流行。我还记得我阅读了几乎所有大仲马与小仲马的作品，《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等关于男人间友谊与忠诚的小说，在当时都是翻译成俄文的。在成套的青年阅读系列中，有俄罗斯也有外国作家的书，叫“冒险图书馆”系列，书店不容易买到，我是在图书馆读到的。学校里的意识形态指导是推崇革命作家，学校是国立的，由教育部制定阅读清单，文学考试也按照教育部制定的标准来。那时我们所有中学生都背诵过的作家是普希金，连苏联偏远农村的人都知道他，他是一位俄罗斯贵族和大文学家。今天，我的儿子和孙子也还是背诵他的诗。在整个童年和青年时代，我也收藏了很多的书。苏联时期，好书非常稀少，买书要花很大力气，有时要排很长的队。那时我阅读布尔加科夫、伊伏圭尼·加布里尔诺维奇（Evgueny Gabrilovich）、伊伏根尼·彼得洛夫（Valentin Pikoul）、瓦伦丁·卡塔耶夫（Valentin Kataev）、瓦西里·舒克申等人的小说，还有索尔仁尼琴当时在苏联出版的唯一的一本书——《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Один день из жизни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这些书在当时都不容易买到，有时要托熟人帮着买，一旦买到，我就很高兴。
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白银时代”的作家。当时推崇的一些作家，比如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苏联解体之后已不再受到推崇，今天的中学也不再使用带有宣传因素的文学作品，而采用讲述永恒价值的文学作品了。“二战”的战争文学仍在继续，这是为了让“二战”的记忆能够延续下去。有一些关于战争的作品，不仅讲述苏联的成功，也讲述苏联在战争中的失败和巨大损失，这在苏维埃时代是不允许的，但现在都可以读到。一些关于战争中普通人与普通家庭命运的书，在苏联时代并未得到出版，现在不仅出版，有些还拍成了电影。这些作品包括瓦西里·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维克多·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Вокопах Сталинграда）等等，从更现实、真实的角度去看待战争。从这些作品里我们知道，苏联不总是获胜的，我们看到了过去看不到的战争胜利背后的巨大代价。过去我们对这些代价保持缄默，现在则说出了这种代价，更让人信服。在这些作品里也出现了很多幽默的场景，不再只是悲剧和苦难。比如《热尼亚，热尼奇卡与喀秋莎》（Женя， Женечка и Катюша），在刚出来的时候不太受苏俄政府的待见，因为它采取了幽默的态度对待战争。现在，这部作品在俄罗斯非常流行，它的导演弗拉基米尔·莫德尔（Vladimir Motil）是个很擅长讽刺幽默的人。俄罗斯人一直是很喜欢幽默的。但我们的上一辈人很难有幽默感，他们严肃、沉重，生活对他们来讲，也的确太艰难。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迎来了最好的喜剧时代。虽然那个时候制作和发行一部现代的喜剧片难之又难，但幽默的水平却非常高。那个年代，我们不仅有梁赞诺夫，还有列昂尼德·盖代（Leonid Gayday）、格奥尔吉·丹纳利亚（Georgy Danelia）和最好的苏联单口演员。他们直到现在也很有名，比如米哈伊洛维奇·耶娃涅茨基（Mikhail Jvanetsky）和全国上下人人都知道、都在谈论的阿尔卡季·赖金（Arkadiy Raykin）。相比之下，今天的电影虽然发行很容易，但幽默的水平实在很低下，能够算得上佳片的大概也就三部：《选举之日》《男人们在谈论什么》和《男人们还谈论什么》。回过头看，我觉得自己在天性的发展方面，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限制和压抑。那时苏联有审查机制，对有些作品会删改或限制出版，但只有非常小圈子的自由作家对此感到特别不满意。但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在文学艺术上是非常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和共产党委员会的官员们一样高兴。
现在是我职业上的“创作休息期”，我有了更多时间去做当年我梦想做却又没有时间做的事。现在我正在读《战争与和平》的第一卷，也看很多过去没有太多时间看的电影，同时关注我的专业领域——俄罗斯的经济和法律变动。我学习历史和艺术，从中世纪、文艺复兴到俄罗斯圣像画、法国印象派、后印象主义和现代主义。当我阅读《圣经》的时候，我并不把它作为一本宗教书籍来阅读。它与所有的文学作品一样，讲的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以及善如何战胜邪恶的故事。当然，在文学作品中，善经常都不能战胜恶。在我看来，所有的书也许主旨都是相似的，那就是善与恶的两分法。善恶斗争的过程，取决于作家的才华，有才华的人会将它写得非常精彩。在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里，沃伦打算从莫斯科飞走时，眼前出现了善的力量的代表——列维·马特维。沃伦说：“如果没有我这个恶的存在，你所代表的善还有什么意义。”
父亲是1991年3月11日去世的，他并没有看到苏联剧变。他是一个淳朴的工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年我们并没有太多的思考，苏联的政治制度是好还是坏。那时对苏联的反叛，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圣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其他的地方都没有这样激烈——知识分子、艺术家是苏联政治制度的主要反对者。对我和我父亲这样简单的普通人来说，我们一直觉得生活是开心的；绝大多数普通人也从没有想过，生活还会是另一番模样。有一些描写苏联日常生活的作家，比如拉斯普金，亚历山大·凡彼洛夫（Alexander Vampilov）、亚历山大·弗洛丁（Alexander Volodin）、维多利亚·托卡列娃（Victoria Tokoreva）和瓦西里·舒克申等。我阅读他们所有人的作品。我对人生和国家的观念，是由所读过的每一本书，看过的每一部电影和每一场戏剧所塑造的。
我18岁就结婚了，19岁有了小儿子。儿子10个月时，我去苏维埃参军，苏联实行义务兵役制。回来后，我的生活非常忙碌。那时我很喜欢读弗拉迪米尔·维索夫斯基的诗。他是一个很强硬的诗人，他的短诗，比如《战斗的歌谣》（Баллада о борьбе）、《爱的叙事曲》（Баллада о любви）、《空战之歌》（Песня о воздушном бое）、《猎狼》（Охота на волков）等，帮助我渡过很多生活的难关——他的诗书写爱情、工作、战争和战争中的人，以及人们在艰难困境中的生存。那种渡过难关的精神，鼓励我面对自己的未来之战。安东·契诃夫也给予我很多慰藉，《万妮亚舅舅》和《普拉东诺夫》这些作品，都教我要坚强，要按自己的意志生活；如果你在道德问题上做出妥协，就会完全被摧毁，所以永远不要做出妥协。我也很喜欢《一首未完成的机械钢琴曲》，是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导演的一部电影，讲的是普拉东诺夫的故事。这部电影告诉我，在道德问题上做出妥协的男人，最终会多么的不快乐。20世纪70年代还有伟大的苏联电影导演塔可夫斯基。他的《潜行者》告诉我，人如何在艰难处境中生存，以及当你看不到生存的意义时，如何找到生存的意义。
“我不断思索苏联为什么会解体，但至今也没有答案”
官僚在社会中居于一种特殊的特权地位，掌握行政大权，社会关系类似国家资本主义。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阶级形成了。……这个阶级是由那些因垄断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和经济优先权的人们构成的。新阶级的核心和基础是在党和党的领导阶层以及国家的政治机构中创造出来的。一度生气勃勃、组织严密和充满首创精神的党正在消失，而逐渐转变为这个新阶级的传统式的寡头统治。
在革命得胜国家中的统治官僚集团，早已在武装斗争中有了独立地位，并尝到了权力在握和财产“国有化”的甜味。他们已察觉到“自己的国家”与自己的权力，而以此为根据要求平等了。……在苏维埃各共和国所设立的政府中，如乌克兰、高加索，都有民族主义存在，而在东欧各国所设立的政府中则更为强烈。
——密洛凡·吉拉斯
1982年，我从职业高中毕业——职高是苏联正规教育的一种。接着，我结婚了。18岁时，我还想进莫斯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继续学习。但我的职高学历是进不了莫大的，所以就推迟了几年。1988年，我第一次来莫斯科考试，没有考上；我继续准备，1989年继续考，还是没有考上；1990年，我第三次参加考试，终于考上了。
对于我来说，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的自由主义改革，像我这样出生在普通工人家庭的人，是不会有机会在莫大国关学院学习的。1985年以前，要通过国际关系学院的考试，你需要非常复杂的手续，不是学习好就可以进入学院的。你需要所在单位党委的推荐信、共产党区委、市委和地区党委的推荐信。对于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来说，弄齐这些推荐信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个时候，莫斯科国立大学基本上都是特权家庭子女才能上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领袖的子女、高干的子女、大人物的子女。1985年以后，我虽然还是得收集齐这些推荐信才能上大学，但至少我有可能去找这些各级党委会的人，可以与他们讨论了。这些党员干部的心态至少开放了一点。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它对所有的农民、工人和普通人都曾是开放的。大概是在1955年之后，特权开始出现，苏共成了越来越封闭、越来越特权化的政党。苏联普通人的生活非常朴素，但共产党精英、重要的商贸和工商业官员的生活却非常奢侈，与普通人很不相同，普通人想要改变生存状态也变得越来越困难。1971年，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里还保留着一些共产主义的装饰，比如少先队的红领巾等。但那时我们就已感知到，像国家的管理者勃列日涅夫这些人，都不相信共产主义。没有人再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入党只是出于职业发展的考虑罢了。
我从此留在了莫斯科，也一直视自己为苏维埃公民。今天的乌克兰是由三个部分的组成的：东南部乌克兰、中部乌克兰和西乌克兰——这是1939年从波兰、罗马利亚和保加利亚划出来的乌克兰领土，一直倾向西方。我出生在东南部乌克兰，也就是“新俄罗斯”（帝俄地区）。我上的学校完全用俄语教学，一周只上两次乌克兰语课，从来都不受重视，就像一门外语。教学的重点从来是俄罗斯文化和俄语。这个地方的人就有一种概念：从来没有什么乌克兰人，从不知道什么是乌克兰人，而只有苏联公民。
1976年，我曾跟青少年剧院的人一起去乌克兰的利沃夫演出。我想在那儿的商场里买一副太阳镜，就用俄语与商场的售货员交谈。她当然能听得懂俄语，但却装作听不懂。我想了很久，想用乌克兰语和她交谈，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乌语的“太阳镜”这个词怎么说，我在学校里学的乌语实在也不够好。20世纪80年代我参军的时候，部队里有一种不成文的传统：战士们相互接近、要好，与他们从哪里来有很大的关系。我所在的部队，有一个小伙子来自利沃夫，有一个从乌克兰的波兰部分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来。那两个小伙子相互问候和要好，却认为我是莫斯卡尔人（Moskal），指那种俄罗斯影响下的不纯正的乌克兰人。这件事发生在1983年。我想，它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我是在1997至1998年间拿到的俄罗斯国籍。苏联解体后，我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有一件也许值得一提的小事。我在乌克兰住了27年，虽然我加入了俄罗斯国籍，但是苏联解体后，我仍把乌克兰视为自己的妹妹。在最近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中，我是支持乌克兰的，就像各种体育赛事上，我也是乌克兰队的“粉丝”。我还记得，1999年乌克兰与俄罗斯在莫斯科的卢什基尼体育场争夺欧洲杯决赛圈入场券，全场有8万观众。我与夫人还有另外五个朋友一起去，我们都是出生在乌克兰的俄罗斯公民，却都支持乌克兰。乌克兰赢得了那场球赛。在乌克兰进第一个球的时候，我们几个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欢呼，周围的人都静静地看着我们。然而现在却是另外一番情况了，我为现在的乌克兰感到遗憾和难过，她受到了误导和错误的影响。也许就像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里所写的那样，为了让钢铁更加坚硬，就需要经过不断的锤炼吧。不过，这本书在苏联解体后，就变得过时了。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工业化的乌克兰小城。小城有三个大工厂，都与机械制造有关。我对法国文化的热爱，是从这个小城开始的。俄罗斯文化在历史上与法国文化联系紧密，但我并不确切知道，自己是如何与法国文化发生联系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小城的电影院上映着很多法国电影和苏联电影，法国电影当时在苏联非常流行，几乎没有美国电影。当时法国左派和共产党在法国影响比较大，苏法关系也很好。我看了很多法国喜剧片，听了很多法语歌曲。就是在乌克兰小城的电影院里，我看了让·马莱、路易·德·菲奈斯、让-保罗·贝尔蒙多和皮埃尔·理查德等演员演的法国电影。经常有法国电影明星和歌星来苏联，他们会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我很喜欢法国文化，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表达情感的方式。电影的具体情节和人物很多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帧帧图像和轻松的氛围：时尚的女人、历史悠久的名城、美丽的海滩、炫酷的汽车和幽默的对白。20世纪70年代，苏联也有塔可夫斯基这样的名导演，他非常受欢迎，但很多人还是不太能看懂他的电影。相比之下，法国电影轻松易懂，更重要的是，那些图像带给我们对生活的向往和渴望，故事本身甚至不重要了。20世纪60年代制作的詹姆斯·邦德电影《来自俄罗斯的爱情》在苏联也风靡一时，漂亮的男人女人，香车美酒，都给我们了留下了深刻印象。上大学的时候，我可以从五种语言中选择自己的外语：芬兰语、阿拉伯语、瑞典语、法语和波兰语。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法语。
那时，我还没有特地思考过电影里的生活与我们现实的日常生活的差距。我是在苏维埃的教育下长大的，我知道自己国家的优点与缺点，我热爱我的国家。那时，并没有“我们是最好的”“我们最幸福”这样的宣传，电视、报纸和学校里的老师从没有告诉过我们，我们是“最强大的国家”，而是说我们是可以“保卫自己安全的强国”。我们知道自己在军事领域和美国差不多，但从不认为在经济领域可以和美国相媲美；即使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捷克、匈牙利、东德和波兰的轻工业也比俄罗斯发达。苏维埃在重工业、军事和太空领域有很大的投入，维持苏维埃各国的共产党组织体系花费也很大，没有更多的钱投入到其他经济领域里。今天看到中国的发展，我也在想，当年我们的国家管理者也许是能找到平衡轻重工业、平衡经济与国际关系的道路的，但他们却不够有魄力。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那时我认为我们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与利益，也是为了帮助阿富汗发展他们的经济而去战斗的。后来和现在，很多政治家告诉我们，那场战争是错误的、不道德的。我难以分辨，这场战争对我来讲变得很敏感，毕竟有那么多苏联人曾在战争中牺牲。
我完全没有想到苏联会在1991年解体。那时我在莫大学习，不分日夜地读书，既学习法律专业书，也学习法语，同时还要为工作忙碌，家庭也随我来到了莫斯科，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公寓，得非常努力地攒钱买房子，几乎没有什么时间睡觉。我那时还没有去认真想过这个历史性的事件会带来什么后果。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不断思考，为什么苏维埃会解体，但至今仍然没有答案。俄罗斯人的性格里有一种爱走极端的东西，戈尔巴乔夫也没能够找到最好的平衡点。他的性格既极端，也过于懦弱——俄罗斯历史上的统治者，他可以残酷，可以仁慈，可以智慧，可以愚蠢，但他绝不能懦弱。戈尔巴乔夫没有赢得对叶利钦的战争。我看了很多关于1991年历史剧变发生时，每一天、每一分钟的记录性报道，他有太多的机会可以扳回局面，但他没有。我想，如果不是这种极端的方式，如果那些前共和国的政治领袖能够一起合作、有一些妥协精神，我们今天的情况会好得多。我完全不是叶利钦的推崇者，他一手摧毁了我们的经济，与乌克兰、白俄罗斯的政治领袖一起破坏了苏联。叶利钦和那些共和国政治精英在乎的是自己的权力，而不是国家。
我不认为国家是邪恶的。它是“不可避免的邪恶”吗？不，我也不同意“邪恶”这个词。国家规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即使在《圣经》里，上帝也没有给人完全的自由，而是给了人类十诫。我不喜欢索尔仁尼琴，很多像我一样的俄罗斯普通人都不喜欢他。他过于激进，对俄罗斯人民也并未敞开胸襟。我喜欢布罗茨基和普宁这样的俄罗斯作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或不喜欢苏联，而是因为他们极富才华。
“新的秩序”
雾月十八日拿破仑的俘获物是自由资产阶级。他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他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碍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是这种国家的基础。他决定承认和保护这一基础。他把他的法典带到被他征服的国家里，这个法典比历来的法典都优越得多，它在原则上承认平等。
——卡尔·马克思
我在莫大读书的时候，苏联的经济一度完全停滞。那时苏联的国民经济理论被摒弃后，大学里引进了西方经典，比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凯恩斯，以及福特经验等。记得那时我也阅读纳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的《黑天鹅效应》，阅览《哈佛商业评论》，一切都换成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如今回过头去看，苏联的经济是一种完全由国家控制的极端，但完全的自由主义又走到了另一种极端。在这两者之间应该有一个“黄金分割点”，俄罗斯人性格里却缺少一些中庸的东西去发现它。我相信自由是很重要的价值观，但却不是终极的。有一部1988年的俄罗斯与德国合拍的电影，叫《屠龙》（Убить дракона），讲述的就是人在完全自由状态下的表现，与我们从1991年起所经历的历史与生活非常相似。1996年，我完成学业，在一家小型法国律所工作。两年后，去了一家法国国际大型供应商公司。1998年8月，俄罗斯发生了一场经济危机。幸运的是，那一年的4月我已经转到了这家法国大公司，是法国公司的高级律师。虽然有裁员的情况，但并没有降临在我的身上，收入总体来讲还有保障。之后，我去了一家北欧国际基金投资公司，做俄罗斯农业土地的投资，这家公司现在已在瑞典上市；再后来，我在美国一家投资俄罗斯农业土地的美国国际基金公司工作了7年，直到最近，我决定有一个“创作的休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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