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航坠机 祸起利比亚？
神秘坠落于地中海的埃航班机，证据越来越清晰的恐怖袭击嫌疑，航班出发地的特殊性，都在促使人们将目光重新投向百足之虫“伊斯兰国”。这一回，问题恐怕出在内战方殷的利比亚。
当地时间5月19日凌晨2时30分，由巴黎前往开罗的埃及航空公司MS804航班在飞越东地中海上空的最后一段里程时，突然在1.1278万米的高度急速转弯并剧烈下坠，于3分钟内从空管雷达上消失。埃及、希腊两国海军和空军随后在爱琴海南部、克里特岛附近以及亚历山大港周边展开了大范围搜索，于次日白天在亚历山大港北方外海290公里处发现了失联客机的部分残骸、客舱座椅、乘客行李及碎肢，证实这架“空中客车”A320-200型客机已经坠海，56名乘客及10名机组人员无一生还。1.5月20日，埃及开罗，拉班靠在伊玛目肩膀上哭泣。他的4位亲属乘坐埃及航空公司MS804客机遇难2.5月22日，美国海军派出巡逻机在地中海上空搜寻失事航班MS804的残骸3.5月20日，埃及军方表示，已经在地中海港口亚历山大以北290公里处发现失事埃航客机的部分残骸
继去年10月31日俄罗斯科加雷姆航空KGL9268航班在北西奈省上空被炸弹炸毁，以及今年3月29日埃航MS181航班被劫往塞浦路斯之后，这是国际民航业在不到7个月时间里第三次遭遇和埃及有关的重大事故，很难用巧合来解释。而权威航空安全网站“航空先驱”（The Aviation Herald）通过无线电信号接收到的飞机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ACARS）数据显示：在MS804失联前4分钟，其前部洗手间和航空电子设备舱的烟雾传感器曾前后发出告警，紧接着2号自动飞行控制系统和3号机翼扰流板控制装置陆续出现故障，飞机丧失控制并迅速坠海。换言之，在2点26分前后，MS804的前部洗手间以及位于其下的电子设备舱曾发生剧烈燃烧，并成为飞机坠落的主因。结合此前数次空难的经验，这些迹象显示有人为纵火的可能。曾参与KGL9268航班失事调查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长博尔特尼科夫公开表示，MS804“很有可能遭遇了恐怖袭击”。埃及民航局长谢里夫·法特希亦在20日承认，MS804因恐怖袭击坠落的可能性要大于出现突发性技术故障，袭击手段或为人为引爆爆炸与燃烧装置。
截止到5月21日，埃及军方已初步确认MS804飞机记录器（黑匣子）的坠海位置，但尚未启动搜索和打捞作业，亦无组织和个人宣称对此事件负责。而MS804在失事当天曾执行过在阿斯马拉（厄立特里亚首都）、开罗、突尼斯城和巴黎之间的飞行任务，无不位于2014年以来全球恐怖袭击的高发区，不得不使人将其和近来颇显“低调”的“伊斯兰国”（ISIS）恐怖势力联系在一起。而在MS804坠落之前三天，恰恰发生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事件：包括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的外长在维也纳发表联合公报，同意向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出售武器，以协助其打击该国境内的“伊斯兰国”势力。
自2月底叙利亚内战各方实现初步停火以来，位于叙利亚和伊拉克交界处的“伊斯兰国”主要控制区相继遭遇伊拉克安全部队、库尔德人“民主军”以及叙利亚政府军的正面进攻，丧失了将近1/3的领土，财政收入亦因采油设施严重受损而急剧下滑。在此情形下，“伊斯兰国”一面在巴格达制造了多起汽车爆炸案，一面试图利用利比亚境内的海外省充当训练新兵和向欧洲输送“人弹”袭击者的新基地。而各国联手协助团结政府打击利比亚“伊斯兰国”分支的决定，以及近期团结政府与国民代表大会两个对立政权之间的有限谅解，将有效挫败“伊斯兰国”声东击西的企图，故这个恐怖组织及其党羽再度诉诸以袭击民用航空器为主要形式的大规模暴恐行动，有逻辑上的合理性。而随着“伊斯兰国”在5月22日发布所谓“斋月攻击令”，预计全球范围内的暴恐活动将在6月再度进入高发期。 2015年2月16日，埃及空军对利比亚东部城市德尔纳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炸毁其多处据点
恐袭嫌疑趋于显明
作为2011年以来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的中心国家之一，埃及在2014年6月塞西总统上台后虽已恢复了基本社会秩序，但动荡的后遗症长期未能消弭。活跃于西奈半岛的极端主义武装“圣殿支援团”（ABM），于2014年11月宣布效忠“伊斯兰国”，并将势力延伸至加沙地带。2015年8月19日，该组织在开罗对埃及安全部队总部实施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30人受伤；两个半月后，效忠于该武装的“人弹”更以炸毁KGL9268航班作为对俄罗斯表态参与中东反恐的报复。在国际社会致力于携手打击“伊斯兰国”大本营的背景下，来自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以及西非各国的恐怖主义追随者实际上将西奈当成了训练营和在非洲扩大“圣战”的根据地，而开罗当局因为财力吃紧，难于将其连根铲除。
另一方面，为了恢复传统国际影响力，并对本国的海外经济利益（尤其是从利比亚通往埃及的石油运输线路）加以保护，埃及军队从2015年初开始全面介入利比亚内战，既对“伊斯兰国”在利比亚北部沿岸的控制区实施空袭，也支持以托布鲁克为中心的国民代表大会（东部）政权打击效忠于“班加西革命者协商委员会”的激进武装“2月17日烈士旅”。复杂的利益纠葛使得埃及政府同时与“伊斯兰国”以及本地区多股极端势力存在冲突，大大增加了本国平民和航空器遭受恐怖袭击的概率。
今年3月29日，从亚历山大港起飞的埃航MS181航班被一名声称携带有爆炸装置的男子劫持，被迫降落于塞浦路斯。尽管整个事件最终被证明只是劫机者因个人情感受挫实施的过激行为，并无政治意图，“爆炸装置”也只是一场虚惊，但在KGL9268航班爆炸案发生仅5个月的情况下，劫机者竟能将大件可疑物品携带上机，足以旁证埃及方面的安检措施依然漏洞颇多。而此番神秘坠落的MS804在事故发生当天不仅曾在开罗机场起降，在坠海前72个小时里还曾先后出现在“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分布集中的突尼斯城、布鲁塞尔和巴黎，任何一个环节都存在被布放爆炸或燃烧装置的可能。
埃及官方和希腊空管部门公布的信息，旁证了MS804起火坠落的突然性。发生事故的“空客”A320-200系全球主流中短程中型客机之一，交付数量超过4100架，仅埃及航空就有12架正在运营。MS804（注册号SU-GCC）交付于2003年11月，运营时间不足13年，在民航界尚处于“壮年”阶段。正副机长的空中飞行经验分别达到6275小时和2766小时，发生人为操作失误的概率不高。何况从空管雷达显示的数据看，当飞机在坠海前1分钟离开雅典飞航情报区、进入开罗飞航情报区空域时，一直稳定保持着1.1278万米的巡航高度和990公里左右的时速。这一特征与2014年以来因非正常原因导致坠机的马航MH370、MH17，德国之翼4U9525以及KGL9268完全相同，即飞机在高空巡航阶段无预兆地出现飞行姿态改变、并迅速丧失高度，自始至终未发出求救信号，与机械故障的特征完全不同。
雅典飞航情报区公布的纪录称，当MS804在当天凌晨1时48分（坠落前42分钟）飞越爱琴海的凯阿岛上空时，希腊空管人员曾与飞行员对话，当时并未提及有任何异常。但到2时27分，即客机离开雅典飞航情报区之前最后2分钟，空管联系机组已无法取得回应。对照ACARS数据可知，当时飞机前部已经陷入火灾，飞行控制系统故障无法使用；即使飞行员人身安全未受影响，恐怕也在努力挽救飞机，无暇回应空管的呼叫。而在短短2分40秒之后，2时29分40秒，MS804突然左转90度，接着向右转了一整圈，飞行高度从1.1278万米急剧跌落到4500米（据希腊国防部公布的图像）。2时33分，飞机巡航高度滑落至不足3000米，丧失全部信号，从烟雾报警器启动到坠机历时仅7分钟左右。
一艘途经东地中海海域的商船船长曾向上级报告称，5月19日凌晨，他曾在喀帕苏斯岛附近目击到天空出现明亮的火焰，似为飞机空中爆炸所造成。这一旁证与ACARS数据记录的事故原因（火灾）基本吻合。而在A320型的主要内部设施皆具有阻燃特性的情况下，要在短短几分钟内使火情扩大到足以影响飞行安全的程度，只有人为纵火可能达成。而MS181的先例已经证实，要在阿斯马拉、突尼斯城、开罗这样安检措施相对松懈的非洲机场将汽油或其他危险品携带上机，难度并非很大。
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是：MS804与此前发生事故的KGL9268以及MS181机型完全相同；换言之，这是一架结构和飞行原理都令袭击者相当熟悉的飞机。从ACARS数据显示的记录看，纵火者似乎早已确认脆弱的电子设备舱就在头等舱前部的洗手间（位于头等舱和驾驶舱之间）下方，故而有意识地选择了这一位置作为第一纵火点。事实证明，他也的确达到了预期目的，使猝不及防的飞行员根本来不及挽救整个航班——A320是全球第一款采用数字电传操纵飞行控制系统的商用飞机，这意味着电子设备大面积失灵会使飞机立即处于失控的危险状态，而冗余系统提供的补偿相当有限。换言之，在客机处于自动飞行状态的情况下，留给飞行员的应急反应时间只有几十秒，一旦错过将再无生还的机会。
游击战分担本土压力
与MS804坠机几乎同步，“伊斯兰国”再度利用推特发出了动员令，号召全球恐怖分子在穆斯林斋月期间对亚非欧主要国家发动大规模游击式突袭。而在5月21日，马来西亚警方刚刚逮捕了14名企图暗杀该国总理和警察总长的“伊斯兰国”海外分支成员，足以证明这种威胁并非虚声恫吓。从黎凡特地区的正规战，到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城市游击行动，再到马来西亚以至印度和非洲的外围策应，“伊斯兰国”的行动模式越来越趋于多元化，这大大超出了观察家在过去两年的一般性判断。
2015年3月发表于美国《大西洋月刊》的《“伊斯兰国”到底要什么？》一文在分析人士中流传甚广，被认为代表了对“伊斯兰国”活动模式的典型看法。该文作者格雷姆·伍德认为，“伊斯兰国”是一个专注经营中东政教合一哈里发国的恐怖主义团体，它无意征服中东以外的世界，亦无意挑起和西方世界之间的全面战争。巴格达迪及其党羽在经营黎凡特基地的同时，将会坐待“北约”和阿盟武装在地中海沿岸登陆，以实施最后的大决战。《圣战：激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的兴起》一书的作者艾哈迈德·拉希德同样认为，“伊斯兰国”更希望挑起穆斯林世界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争斗，它攻击外部世界的欲望并没有多么强烈。一年多以后，这些观点被证明存在严重误判：他们过于一厢情愿地认定黎凡特地区缺乏民族性、政治凝聚力不足的状况是“伊斯兰国”兴起的唯一原因，却忽视了恐怖主义并非单纯由地理所导致，只是借助地理作为支撑。在中东内外，恐怖主义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行动模式。
的确，“伊斯兰国”在其位于黎凡特的主基地大搞石油开采、绑架勒索、抢劫银行和征收赋税，似乎颇有治国理政的架势；在和西、南两侧的叙利亚以及伊拉克政府军交火时，也能熟练地使用火炮、坦克和火箭弹，在原萨达姆军队指挥官的率领下展开阵地战。但作为一个企业型恐怖主义团体，“伊斯兰国”并不会像正常国家那样为战争法和国际法所牵制。在对手力量占优，或者目标较为集中、有限时，他们一向乐于依靠“人弹”、小股袭击者乃至皮卡车队，实施“打了就跑”的游击战。
游击战对非正规化和机动性的强调，在中东沙漠地带具有天然的适用性。20世纪最著名的游击战大师之一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便是依靠在中东沙漠领导骆驼游击队而成名。而在高度城市化的欧洲，游击战模式还有特殊的优越性：随着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难民群起涌入西欧，在欧洲各大城市形成了一个无法为当地社会迅速吸纳、流动性又极其惊人的外来移民群体。而“伊斯兰国”的算盘，正是将这部分人口作为城市游击战的主力，将战场由黎凡特延伸到西欧，使对手自内部发生崩溃。
历数历史上反游击战的成功案例，无不需要以严苛的经济封锁、政治压制和军事进剿相结合，付出数以百倍计的代价，才能将敌人镇压下去。这对经济状况不佳的欧盟各国显然是一项无法承受的重负。而当“伊斯兰国”的触角深入西方阵营内部之后，倘若欧洲各国政府普遍“向右转”，以严格的反移民政策作为回应，势必激发出更加惊人的反作用力——阿拉伯世界失业年轻人的数量多达上千万之巨，他们既可以充当恐怖主义游击战中的非正规军，在巴黎、布鲁塞尔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制造混乱，亦可奔向黎凡特和北非的“伊斯兰国”直接控制区，编成数量庞大的正规军，加剧这些地区的战祸。
不仅如此，游击战范围的扩大，还有助于分担“伊斯兰国”本土面临的军事和财政压力。今年3月以来，随着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和反政府武装实现停火，身处内线的“伊斯兰国”开始面临来自多条战线的正面进攻：叙利亚政府军在大马士革省南部、霍姆斯省中部和阿勒颇、哈马两省交界处向东攻击，获得美国军事顾问指导的库尔德人“民主军”从拉卡省北部向南压迫，恢复元气的伊拉克安全部队也于4月底再度向北部重镇摩苏尔发起了反攻。据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彼得·库克5月17日公布的数据称，进入2016年以来，“伊斯兰国”已经丧失了其位于伊拉克境内版图的45%和叙利亚境内的16%，塔米姆省西部的一片控制区即将被伊拉克政府军和库尔德人武装合围。隶属于“民主军”的“拉卡革命旅”发言人在5月22日表示：他们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能向“伊斯兰国”的伪都拉卡发动进攻。
从军事学角度看，巴格达迪并非没有反败为胜的可能：“伊斯兰国”控制区处于内线位置，部队调动较其对手更为便捷。假如能集中兵力，在几条主要战线之间快速机动，依次对短期威胁最大的对手加以集中歼灭，战局自可好转。但内线机动需要依赖良好的道路条件与高昂的士气，这恰恰是现阶段的“伊斯兰国”所不具备的——去年10月以来，美俄两国空军长达半年的空袭不仅摧毁了“伊斯兰国”控制区内的多条公路，连带也使后者重要的收入来源石油出口以及商业税遭遇沉重打击。
全球知名情报分析公司简氏咨询集团（HIS Jane’s）在今年4月公布的报告指出：2015年全年，依靠日均5万至7万桶的原油非法出口收入，“伊斯兰国”一度可以获得月均4500万美元的石油“黑金”；加上对境内大小企业征收高达20%的经营税和高昂的过境交通费，巴格达迪每个月有8000万美元的财政收入可供支配。但随着大量采油设施和炼油厂在空袭中被炸毁，以及版图范围的缩水，今年一季度“伊斯兰国”月均收入已减少至5600万美元。过去15个月里，“伊斯兰国”在黎凡特地区的控制区面积减少了22%，统治人口由900万下滑至不足600万，已不足以承受盘剥。就连防御伪都拉卡的精锐部队也只能领到50%的薪水，完全不可能实施大范围野战机动、在正规战中争取胜利。
彼得·库克在5月17日公布的信息中不失敏锐地指出：近期在伊拉克北部与安全部队交战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士气明显下滑，仅能依托工事固守，甚少主动反击。但作为对比，恐怖分子以游击战方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全境实施的小股袭击却有了显著上升。今年第一季度，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共发生了891起袭击事件和2150起因其他原因导致的意外死亡，较2015年第四季度分别上升16.7%和43.9%，为2014年6月以来的最高值。通过更大规模的外围游击战，分担本土控制区面临的军事和财政压力，成为“伊斯兰国”在资源缩水的情况下继续彰显存在感的理性选择，恐怖袭击的回潮遂不可避免。
利比亚的外围战略
在外围地区的游击战中，类似“圣殿支援团”这样的新效忠势力尤其为“伊斯兰国”所看重：为了扩大影响力和博取上级组织的信任，新加入的海外分支即使尚未获得母体的资金和人力支持，也会主动发起恐怖袭击或建立根据地，这对“伊斯兰国”是一种性价比极高的进账。而在2014年以来，美、俄等国相继介入叙利亚战局，令“伊斯兰国”本土控制区日渐衰弱的情况下，却有一股势力在地中海南岸蓬勃兴起，控制了昔兰尼加省北部，此即以苏尔特港为中心的“伊斯兰国”利比亚分支。
2011年第一次利比亚内战告一段落后，全国政权由过渡委员会转交给经普选产生的大国民议会（GNC）。根据新宪法，第一届大国民议会应于2014年1月结束任期。但包括公正与建设党（“穆斯林兄弟会”利比亚分支）在内的主要政党在部落武装支持下拒绝交权，他们不仅在2013年11月通过了在全国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决议，还在12月自行宣布将执政期延长一年。世俗派军事强人哈福德中将拒绝承认这一决议，于2014年5月在班加西发动军事政变，迅速控制了首都的黎波里，并在一个月后举行了新大选。这次大选没有穆斯林政党参加，全国投票率仅为18%，产生的新国会被称为国民代表大会。而抵制此次大选的大国民议会代表在8月调动部落武装重新占领了的黎波里，自行举行了新的大选，产生了新国民议会，并组建了行政机关“救国政府”。利比亚随后陷入了全国内战和分裂状态：国民代表大会及其武装力量“利比亚国民军”和“津坦旅”控制了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领土，以托布鲁克为临时首都；“救国政府”则控制着首都的黎波里、全国西北部领土和一半左右的海岸线，得到宗教武装“利比亚之盾”和“革命空间”的支持。在两个政权的控制区之内，都散布着形形色色的部落武装和散兵游勇，自行其是，到2016年5月为止已造成至少4600名军人和平民身亡。
借助东西部政权内战的机会，300余名曾在叙利亚参战的利比亚籍恐怖分子（自称“巴塔旅”）乘机返回国内，在德尔纳建立了根据地。2014年9月，“伊斯兰国”领导层承认“巴塔旅”为该组织在利比亚的分支。他们控制了卡扎菲的故乡苏尔特，在当地招募既反对国民代表大会，又不支持“救国政府”的激进分子，一面蚕食锡德拉湾的海岸线，一面窥探内陆。到2016年3月，这股武装的人数已经增加到6500人左右，除去控制昔兰尼加省北部外，还在拜尼沃利德以南占领了一块原属“救国政府”的领土。至此，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位于锡德拉湾的储油罐和开采设备悉数落入“伊斯兰国”之手，而“救国政府”和国民代表大会因为忙于相互攻击，无暇顾及“伊斯兰国”，致使该组织的势力持续坐大。
在“伊斯兰国”本土尚未被消灭的情况下，倘若放任北非出现另一个掌握石油收入的恐怖主义政权，对全球反恐行动将构成重大挫败。何况“巴塔旅”控制着锡德拉湾的大部分海岸线，倘若从那里派出船只，将“人弹”袭击者伪装成难民、以零散的方式运往地中海北岸，势必对已经相当脆弱的西欧安全构成另一波颠覆。故而自2015年起，联合国便努力推动国民代表大会和“救国政府”重新合并，以结束内战状态，集中力量打击“伊斯兰国”。2016年1月19日，新的联合行政机构“民族团结政府”正式诞生，其中容纳了东、西部两个政权的各一部分代表。“救国政府”随后同意解散，以团结政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合法政权。而控制东部的国民代表大会自恃军事实力更强，迄今尚未同意与团结政府合并。但安理会和各国外长会议鉴于“巴塔旅”的威胁足够突出，在5月16日提前通过了向团结政府出售武器和提供军事援助的决议。东西部政权之间的分歧尚可逐步斡旋，对恐怖主义则不能有丝毫姑息。
在“伊斯兰国”本土形势日益悲观、巴格达迪对海外游击战寄予厚望的情况下，倘若获得军事援助的团结政府与利比亚国民军协同作战，集中兵力进攻“巴塔旅”在锡德拉湾沿岸的根据地，这个根基远远称不上稳固的海外分支将在数月之内被瓦解，而“伊斯兰国”的围魏救赵之策也将就此破产。在此背景下，立即启动新一波针对海外目标的暴力恐怖行动完全可以想见。5月19日，埃航MS804神秘坠落，全球民航业再度陷入恐怖主义阴影的笼罩之下。
文 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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