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受误解也许是现代哲学家不可避免的命运。在这个远离哲学的时代，哲学家的形象往往被简化为两种极端的形象：要么是认为他们过着高深莫测的精神生活而将他们偶像化，要么将他们迥异于常人的现实生活片段戏剧化——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则两者兼具。人们常常在无意中假定哲学家的思考与生活可以分开来看，但事实并非如此，在那本著名的传记《天才之为责任》中，瑞·蒙克曾这样写道，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哲学思考始于‘折磨人的矛盾’（而非罗素式的对确定知识的渴求）；其目标总是解决那些矛盾，用清晰取代混乱”。通读这本《维特根斯坦之家》的人或许都会发现，这种激发了他思考的“折磨人的矛盾”，或许不仅是指某些哲学问题，而是充斥在他的生活之中，并且是他们家族性的特征。
这本书的英文原名“A Family at War”（交战中的家庭）精确地表达了这个家庭的悲剧：虽然世人常津津乐道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放弃巨额遗产去从事哲学的故事，但或许可以说，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相爱但又相互伤害、那种难以缓解的冷淡与难以弥合的裂缝，才是他们从家族继承的最大遗产。为了自己个人的尊严和自由，疏远家庭对他们而言是可取的选择。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他们彼此之间其实非常相似。
像卡夫卡的父亲一样，这个家族的族长卡尔既是一个成功的实业家，也是一个专断的家长，坚持不让孩子们追求属于自己的兴趣，给他们施加的出人头地的压力，促成了“他们所有五个人身上那种神经性和自毁的张力”。孩子们像母亲一样，不敢在他面前表现出与自己年龄相称的生命活力。当长子鲁道夫因同性恋而自杀后，他决意禁止家里人再提起他，从而在家里造成一种不堪忍受的氛围；次子库尔特则好似秉承着“内在于己的对生命的厌恶”。维特根斯坦家的孩子都自小玩伴稀少，在他人而言轻而易举的人际关系维护，对他们来说则从来是一生都需要不断努力的艰难使命。但父亲遗留下来的财产毕竟也有好处——至少可以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地去追求各自的精神需求。
在所有孩子中，最知名的显然是后来成为哲学家的幼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以往关于他的传记和传说中，往往将他的哥哥姐姐们都描绘成继承了巨额遗产、但完全不理解弟弟精神追求的庸人，但在这里，姐姐赫敏和哥哥保罗同样被施予浓墨重彩，而且应该说，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多于差异。悲剧性的是：正是他们之间的这种相似性，使得他们彼此隔阂。用书中的话说：“维特根斯坦一家不论在什么话题——艺术、音乐、书籍、钱财、个人计划——上都不能和睦相处，还不能归咎于政治原因。他们总是能找到争吵的借口，而且当五个兄弟姐妹齐集时，事态最难驾驭。”哥哥保罗是如此敏感，有时夜间练琴时会突然停下来，冲到隔壁，对弟弟路德维希叫喊：“你在房间的时候，我弹不下去，我感到你的怀疑从门下渗进来了。”他们在彼此的领域都取得了很高成就，也彼此思念，但却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间都不曾再见上一面。姐姐赫敏以其犀利的洞察写道，保罗和自杀如此之近，以致“他也许只是出于意外才依然活在世上并终于和生活达成和解”——这句话，其实大概也可以描述那位哲学家弟弟。
维特根斯坦兄弟的另一共通之处是他们对传记的怀疑，保罗平生即使对家人也会掩藏起自己的踪迹（其外甥回忆，“他过着两种或三种生活，而我们家人只知道一种”），并表示：“关于我弟弟的传记，我真的认为，路德维希会拒绝任何传记。因为传记总有失慎重。不慎重而作的传记没什么价值。但既然所有非凡的人都必须有人为之作传，我想我弟弟也会遭此同等的侮辱。可不论怎样，比起错误的甚或更糟的愚蠢的谣传，实事求是最好不过了。”路德维希则每每痛苦地意识到别人会误解自己的思想，因为他觉得真正重要的是自己并未说出来的那部分内容。然而，借用马克·吐温自传里的话说，“一个人的内心生活是不可言说的”，对后人而言，我们只能通过尽量本真而细致的还原来接近那些过往的伟大心灵。据1991年的一项统计，已有至少5868种研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书籍或文章——他实在已被谈论得足够多了。他的生平生活则通常被认为相当平淡。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复原这位哲学家的生活，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他思想的由来。
杰弗里·布雷斯韦特（Jeffrey Braithwaite）这样形容撰写人物传记的过程：就好像“拖网装满鱼后，传记作者把网拉上来，进行挑选和分类，不好的扔掉，好的贮存起来，最后切成鱼片出售”。的确，像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家族，多半会留下庞大的文献材料，但仅仅是挑选分类还不够，因为某些最重要的东西也许从未落在纸上。从这一意义上说，传记作者不可以、也不可能只是陈述事实，他总得重新排列那些过往的事，并通过自己的想象来接触那些活过的人，就像是赋予他们一次重生的机会来讲述自我。尤其是书写维特根斯坦家族这样特殊的心灵时，作者与笔下人物的精神交流，那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能力。
家族传记可以有不同的写法和意义。最常见的是一种微观史的视角，即如以赛亚·伯林曾说过的那样：“所有伟大的公众人物生活都与其时代密不可分，一本传记如果不同时是一本史书，注定是要失败的。”周锡瑞的《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便是这种史学家的写法：它将一个家族置身于一个时代的背景下，再从这个家族来折射时代的变迁，使其经历具备了某种史料性的价值。当这以自传回忆的方式呈现时，还能展示出特殊的内心感受，尽管也许会丧失某些客观性而显得过分私人化，一如钱理群的《我的家庭回忆录》。维特根斯坦家族自然也是自身所处时代的缩影，虽然他们位居社会顶层，但在两次大战中的遭遇、生活中的痛苦挣扎，都具有某种典型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经历过那一时期的家族，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都深受“折磨人的矛盾”之苦。也正是因此，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思考切中了现代智识生活的核心。
如果说大多数社会科学都是从人的共性来论述个性的话，那么传记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从个体的人来窥见某一时代的共性。中国传统的正史以纪传体为体例，并非无由——只不过这到后来流于对死者致敬并做出盖棺论定，由此而起到某种社会作用，其现代范式就是把传主视为某种具有榜样力量的人物典型。相比而言，《维特根斯坦之家》这样的西方现代传记，则或许可以称之为“个人主义传记”，它所在意的是呈现每个人的个性及其存在，仿佛那都是一个个有别于任何造物的独特生命。这一点在所谓“心理传记”中展现得最为明显，一切都是为了剖析和呈现传主这一个体的特质。《维特根斯坦之家》所着意的，也是呈现家族群像中的每个个体，那与其说是一种历史书写，倒不如说是文学刻画——不过，在这样的作品中，这两者的区分或许也已不那么重要了。
〔维舟，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著有《大地上所有的河流》（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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