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更自由扇动文学的翅膀（3）
王蒙到《人民文学》当主编后，刘心武只在1984年最后一期，发表了一篇质量很差的“表现主义”的短篇小说《寻人》，通篇是夫妇俩的对话——从想买冰箱找不到门路起，隔壁邻居成了万元户，登门求写登报的寻人启事，寻找失散多年的弟弟，写小知识分子心态。这稿子不是我发的，是他写《钟鼓楼》间隙随便写的。
那时他已经搬到了劲松垂杨柳，王蒙上任时，他正铆足劲写《钟鼓楼》，那时能沉下心写长篇的不多，这部长篇小说决定了其位置。这是一部开放式结构，自信满满，写得洋洋洒洒、无拘无束的小说——没有故事，只有众生相各自形态，叙述主线只是钟鼓楼附近胡同大杂院里，一个普通市民薛大娘二儿子的婚事。刘心武以时辰为叙述横向展开，第一章卯时（早5点到7点）到第六章申时（下午3点到5点），12个小时写了近30万字，就结束了。婚事进程的最高潮点，也就是新郎喝醉吐了，他的流氓同学酒后闹事，混进酒席的小偷中学生趁乱偷走了新郎给新娘的信物——一块雷达坤表，婚宴上一切都乱了。这样的长篇小说，大约也只有刘心武敢这么写。最后结尾是，申酉之交（下午5时整），刘心武以“合并非同类项”的方法，写一组组人物在这个时间点交错的关系，表达他对时空的思考：时间的循环，身外的时间，信息与时间之关系与错位。最后一对写单相思的张秀藻与她心爱的荀磊相遇，荀师傅拿出自己的钱，让儿子去买一块同样的雷达坤表，谎称是小偷丢在门口捡到的，助人为乐。荀磊买了表，遇到张秀藻，陪着心满意足的张秀藻走回家，想起这一天正是“西安事变”爆发纪念日，在历史感前，市井人际的瞬间，自然都是渺小的。
这部小说不好读。因为刘心武不屑于悬念，只顾一个个静态介绍、剖析众生相类型，每一人物都有特定的时代烙印——从当过喇嘛的薛大爷、当过八路军的荀师傅，直到“丐帮”父子、小偷中学生姚向东，其中又不断从知识点引出社会背景，比如四合院、大杂院、80年代初市民婚俗、不同行当的讲究。澹台智珠是京剧旦角，韩一潭是文学老编辑，还专门写到老干部齐壮思的集邮，这是因邮票设计师万维生当时也住在垂杨柳，是刘再复的老乡，“劲松三刘”很近的朋友，我也曾见过两次。刘心武也写到了古典音乐，这是写不同层面的环境回避不开的，但他写到鲍罗丁与德彪西的两个曲名都是错的。
《钟鼓楼》1984年在《当代》发表后，刘心武整个状态都变得特别自信。那时在他家里，他经常会强调“我是个‘泛西方主义者’”。所谓“泛西方主义”，是指广泛接受西方美学趣味。那时作家开始频繁出国访问，尤其是美国与欧洲，对西方“先锋文学”的译解铺天盖地，以西方前卫为坐标是时髦。这一点，刘心武与王蒙又构成“代别”——王蒙即使在美国、德国、法国，坐标始终不离他饱经沧桑仍对组织的深情，刘心武则开始以西方前卫坐标来审视他的积累。《钟鼓楼》的结构，对时空与人际的思考都来自这坐标，这坐标帮助他，起码立意的高度超过了王蒙。但80年代上半期，这还是文学、美学及哲学的坐标，未涉及或大家都有意回避价值观。因为西方价值观还不容讨论。渗入到价值观，还是80年代下半期的事。
刘心武家搬到垂杨柳后，“劲松三刘”曾在80年代文坛耀亮过一段。“三刘”中，刘心武与刘再复年龄差一岁，他俩因此走得更近，我到刘心武家，经常能遇到刘再复。刘湛秋30年代生人，其实与王蒙是一代，但他是抒情诗人，钟爱叶赛宁，心态与趣味都接近刘心武、刘再复。刘心武写《钟鼓楼》时，刘再复开始他的“性格组合论”研究，1984年发表了《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今天看，性格组合说过于简单，但在80年代“人性论”讨论的大背景下，他激情洋溢的观点是突破性的。我们那时读他的论文汇编，真有如获至宝感。刘再复是一个宽厚，又特别容易情绪激动的人，他是从鲁迅研究走进的“性格组合论”。
现在回顾，80年代之所以流光溢彩，前提是因当时的政治环境开放。不仅西方各种学术思潮“只争朝夕”式地迅速引进，而且宽容一个个大讨论——从“破除迷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到“人性论与异化”“人学”；从美学到“丑学”；80年代下半期，则从“西马”到“新权威”到“新自由主义”。尽管也有各种批判，各种上层高压，但都还有讨论的环境，思想敏锐活跃者还可以成为领导。1985年，刘再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了；1986年，刘心武成为《人民文学》主编，刘湛秋成为《诗刊》副主编了。
我以为，是《钟鼓楼》加上纪实小说系列，推动了王蒙选择刘心武接任《人民文学》主编。《钟鼓楼》完成了“地位”，那时当《人民文学》主编是需要地位的。纪实小说系列完成了“角色”——王蒙选的接班人，必须是热忱关注社会，能切中社会脉动，纪实小说系列体现了刘心武这个能力。《5·19长镜头》就切中了当时脉，它通过记录这一次热血沸腾引发的球迷闹事事件，最后结论是：倘若“5·19”那天球赛结束，看台上的中国观众都心平气和地为“双方的精彩表现”鼓掌，然后极有秩序、迅速地鱼贯而出，并纷纷微笑着回家，全世界和我们自己，对我们这个民族该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这场是中国队与香港队的足球赛。那时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刚刚签署，港人尚未接受香港将回归的事实。
这个纪实小说系列的第二篇《公共汽车咏叹调》与第三篇《王府井万花筒》，分别发表在《人民文学》1985年第12期与1986年第5期上。《公共汽车咏叹调》通过拥挤的公交车中人太多、人挤人，写人们不如意情绪的淤积，背后实质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导致资源竞争带来的社会心态失衡问题，呼吁的是人际理解与彼此宽容。他在结尾中提出“一个平方米上，同十二个同胞‘筑成血肉长城’”矫情，却正是官方希望的引导。《王府井万花筒》以一个个广告牌引出一段段文字的新颖表达形式，写全面开放带来的五光十色。广告牌内容都是当时实录，体现着北京正在迅速接近世界都市行列，各种各样人穿梭、交织，信息轰炸，令人头晕目眩。刘心武选择的主题是，该建立一种怎样开放的都市心态，还是呼吁包容、宽容，有容乃大。这篇稿子创作过程中，刘心武告诉我，他原打算以《八面来风》为标题，后来改成《王府井万花筒》更能体现主题，“八面来风”是状态，“万花筒”有了态度。
这个纪实小说系列，他原计划要写好多篇，实际间隔却是半年才出一篇。1985太热闹了，他已经很难再保持快速写作的节奏。而《王府井万花筒》发表后，他已经要当《人民文学》主编了，最要紧事成了思考如何亮相，这个系列也就中断了。（未完待续）
文 朱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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