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1911～2016）我们仨的世间传奇
不介入政治，没有承担预言和拯救的社会责任，这样的文人在精神上有没有可能高贵？在杨绛先生的一生中，这样的设问她曾不止一次面对，并且也给了自己的回答。
死亡和灵魂的对话
1993年12月，杨绛助钱锺书选定《槐聚诗存》，埋首书房一个多月为他誊清了书稿。她在自己的“生平及创作大事记中”对此事有几句简单记述，写得淡淡，现在读来却让人感触：“我抄诗错字百出，锺书皆未校出。我二人皆老且病矣。”日期是1994年1月，杨绛第一次在记事中提及书斋之外现实衰老的逼近。
1994年杨绛83岁。自那以后，她开始不断面对身边亲人的生死病痛。两年间，她三姐闰康和大姐寿康先后去世。钱锺书因肺炎入院，之后一直卧床，再没有回到他们三里河南沙沟的家。1995年冬，对两位老人最残酷最沉重的打击袭来：一向对父母照顾周全的女儿钱瑗突然病倒，查出是肺癌转脊椎癌，已经晚期。
钱锺书住院在南城，钱瑗在西山脚下。三人分居三处，杨绛独自牵挂照顾着两个病人，奔波于北京城的这条漫长对角线上。钱瑗病中，她每天为父女传话，将女儿写的文章读给钱锺书听。钱瑗去了以后，她在悲痛中还要设法向钱锺书隐瞒，装作女儿安好，这样支撑了四个月，才对钱锺书说了实话。
在我们采访中，熟悉杨绛先生的人对她最深的印象都是，先生任何时候见到都含蓄节制，举止拿捏恰到好处，从不示人以心绪不好的一面。但是得到钱瑗病危消息的那天，朋友吴学昭记述，“伟成等一群人走后，当时家中只杨绛一人。她与叶大姐通电话时失声痛哭”。
1997年早春，钱瑗去。1998年岁末，钱锺书去。87岁的杨绛，失去了生命中仅有的两个最亲的人，孤身一人怎么面对人世和死亡？
1999年，在精神和身体最伤痛的日子，她决意翻译柏拉图的《斐多》，把它作为精神的最后庇护所。这本对话录描绘的是哲人苏格拉底饮鸩而死的当日，和他门徒就正义和不朽的讨论。苏格拉底在对话中谈的是生与死的问题，主要谈灵魂。苏格拉底在饮鸩致死前，对负责处理他丧事的Crito说，你埋藏的是我的遗体，不是埋苏格拉底。
相信这些文字和思想，给了杨绛以“哲学的慰藉”。年近九旬的老人，用一年时间把这本对话录译完了。她自称不识古希腊文，对哲学也一无所知，按照自己翻译的惯例，一句句死盯着原译文而力求通达流畅。“我正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
钱锺书年轻时候在给杨绛的信中曾说他的愿望，“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实际成为他们一家人的处世准则。他们尽可能远离政治，用无功利追逐的读书来抵挡人世的风风雨雨。现在，杨绛独居于失去人生至爱和陪伴的痛苦中，通过和苏格拉底的“笔谈”，为灵魂找到出口。她没有被悲痛击倒，决意一个人替“我们仨”，继续做做学问的愿望。
自译注《斐多》开始，从87岁到105岁，其他老人安享的晚年，在杨绛就是不停地阅读和工作。她看着瘦弱的身子，却有坚忍耐力，做完了很多人一辈子也未必做到的事情：写作出版散文集《从丙午到流亡》（2000）、《我们仨》（2003）、《走到人生边上》（2007），编订8卷本250万字《杨绛文集》（2004），为小说《洗澡》续写了《洗澡之后》（2014）……
杨绛虽然一直谦称，和钱锺书比，她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事实上，她的写作才华和深厚学养早就为学界所识。夏衍就曾跟人说：你们捧锺书，我捧杨绛。
杨绛和钱锺书结婚后，陪伴他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后又游学法国巴黎。她没有正式入过学，只在巴黎大学注册过一个学位，想攻读法国文学，却因禀赋深厚，仍在西学体系中得到浸润和训练。1938年回国后，她很快就有了剧作家的成就。1943～1945年蛰居上海做大家族“灶下婢”期间，她挤出时间写来养家糊口的喜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游戏人间》都被搬上舞台，风靡上海文艺界。五十年代她开始翻译巨著《堂吉诃德》，为此从头学习西班牙语；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小说《洗澡》和散文集《将饮茶》、《杂忆与杂写》，流传甚广。尤其《洗澡》，描写旧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经受第一次思想改造的故事，1988年相继在香港三联书店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繁体和简体版后，海内外好评鹊起，小说家施蛰存赞其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这样的杨绛先生，是钱锺书先生口中“最才的女”，但她为自己设定的角色首先还是“最贤的妻”。在“五七”干校时期，“文革”时期，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至钱先生1998年去世，我们从各种文字中看到的杨绛先生，永远是那个张开瘦弱双臂，为家人挡住一切侵扰伤害的人。但她并非普通意义上那种家庭的贤内助，而是优美地平行于钱锺书人生坐标的一条辅线，以自己的学养，毕生助其完成煌煌巨学。
在生命最后一程，对她更重要的两件事情，一是帮助三联书店定稿出版《钱锺书集》，另就是整理钱锺书生前的读书笔记和手稿，包括中文笔记、英文笔记和日札。钱认为这些东西“没用了”，但杨绛不这么看，她觉得这些是他一生积累的知识，对其他学者做研究是有用处的，而保存手稿最好的方式是整理出版。
钱锺书的手稿装了几大麻袋，7万多张，多数是字迹已模糊的散页和纸片。杨绛戴镜逐页辨认，再仔细剪贴、分类和梳理，最后交到商务印书馆影印。
日复一日，她不慌不忙地，一个人在书桌前做着这些繁浩的工作，边整理边交付出版。2015年年底，《钱锺书手稿集》终于全部出齐，其中包括《容安馆札记》3卷，中文笔记20册，外文笔记48册。
钱锺书刚离去的时候，杨绛曾说：“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我压根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一位和她比较亲近的三联老编辑告诉本刊，2016年5月25日听到杨绛先生去世的消息，“真有一种感觉，好像她就是把钱先生这些事情都做完了，打扫干净了，走了。”
“我们仨”的精神世界
“夜闻风雨声，耳始聋。《我们仨》改定题目，选定段落。”《我们仨》书稿快要完成的2002年8月19日那天，杨绛在大事记里写了这样一句。
2003年7月，SARS刚刚过去，《我们仨》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并立刻成为畅销书和话题书。它被评价为杨绛先生晚年最动人的作品，用平实语言讲述这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从1935年杨绛与钱锺书赴英国留学、生下女儿钱瑗，直到1998年钱先生逝世这63年间的亲情，让读者泪下，也思考一个时代里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读者希望找到答案：漫长63年，是什么支撑这个家庭在社会巨变和政治动荡中始终保持精神和人格的完整，用读书来抵挡外面的风风雨雨，不被物质现实诱惑和侵扰？这可能也是这本书后来一直常销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早读到书稿的是当时三联书店总编辑董秀玉，她也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冬晓”。董秀玉向本刊记者讲过读稿时的复杂感受：
2003年4月，杨先生打电话过来让她去家中取稿，那时距离董秀玉约请她“写写你们仨”已经过去了6年。书稿动笔的时候大约是1996年10月，钱先生和钱瑗都还在病中。最初设想他们仨各写一个章节，写女儿眼里的父母，丈夫眼里的妻子，妻子眼里的丈夫，还有父母心中的女儿。钱瑗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篇，一直到病重而不能进食才中断，之后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董秀玉记得“钱瑗最后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1997年2月26日，她去世的前6天”。
坐在客厅里，董秀玉一口气读了两个小时，到一半，眼泪止不住了。杨先生还像平日一样，在一旁做自己的事情，中间只是偶尔走过来，摸摸她的头。董秀玉问：我读的时候都这么难过，您写的时候该有多痛啊！杨先生说，所以，到现在才动笔写它。
《我们仨》（平装本）至今已加印51次，印数达275万。5月25日杨绛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出后，三联书店的库存瞬间售空，又加印56万册。杨绛先生和钱锺书先生一家的往事，对于读者来说，已经成为一种精神性的象征。
《我们仨》写完，就像杨绛当年在记事中所写，她日渐失去了正常听力。那以后的十来年，朋友们、编辑们再去看她，陪她说笑，就需要借助一点笔谈了。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李昕记得，他在出版社工作期间，春节前或杨先生过生日会问候老人家，有时也跟编辑一起去家中拜访。知道先生听力不好，他会事先准备一叠卡片，把想问的事或想说的话写下来，见到杨先生，再一张一张拿给她看。
三里河的这套寓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搬进去的，房间虽宽敞，却简单。后来小区由公家负责装修房屋，为每家阳台做封闭，杨先生却要求例外。她保留着水泥地、白粉墙、老家具，陈设不做一点改变。老朋友吴学昭在她的《听杨绛谈往事》中说，“这个寓所的里里外外留有太多美好的记忆，杨先生虽已把它当成临时栖身的客栈，仍不忍抹掉一点往日的痕迹”。
杨绛曾说她有幸生在一个和爱的父母家，又成立了一个和爱的小家庭，从未想到背叛。家庭和事业从未有过矛盾。
她曾形容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两人一生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ere）《人性与世态》（Les Caracteres）。”而这个描述，对于她和钱锺书也是同样相契合的。
“我们仨”虽然失散了，杨先生还仍在他们的那个世界生活。三联的几位老编辑，也是杨绛在文章里说到的和她讨论灵魂问题的“年轻人”，都知道杨先生喜欢卡通玩具。钱先生和钱瑗走后，她们再去家中看杨先生就发现，她在卧室里放了三个卡通动物，分别是他们一家三口的生肖属相，日夜陪着她。2004年4月2日，93岁的杨绛写了一篇短文，以《不官不商有书香》为题发表在媒体上，帮助三联人保住了三联文化的书香传统。那年春节前，十几个三联编辑相约同去看望杨先生，商量送她的礼物就是一个卡通玩具。杨先生很开心，把卧室里三个卡通也抱出来，搂在怀里，和她嘴里的编辑“小朋友们”一起拍了张大合影。
走到人生边上
不介入政治，没有承担预言和拯救的社会责任，这样的文人在精神上有没有可能高贵？2004年、2005年，杨绛先生和法国学者刘梅竹两次通信，回答对方在论文写作中关于她和作品的提问。在这两封信里，年逾百岁的杨绛先生，对自我认知有格外坦白的表述。
刘梅竹在信中求证她从作品中获得的对于杨绛的印象：“我觉得，您不热衷英雄主义，反对狂热的理想主义，但同时却坚信人的力量。不过，这种力量不在于战胜别人，战胜环境，而在于面对各种人，各种环境均能调整自己，使自己适应环境而更好的生活下去，并力所能及为社会服务。”
杨绛答说：“对，但主要不是适应社会要求，是战胜自己，做最应该做的事。逆境是对人的锻炼。”
她确认自己是一个“以儒家思想做人，并且也是以儒家思想处世的人”，“我最爱《论语》，孔子是最富有人性的人”。
也是在2005年5月，钱瑗生前的朋友、香港作家陶然去三里河寓所探望杨先生，在书桌上，他看到杨先生翻开在读的是一本《孔子家信》。
钱锺书先生一生未收学生门徒，因为他坚信，“宗师之反倒，每缘门徒之礼拜”。这也是杨绛先生的处世态度。弟子墨守成规不逾矩，或挟师威欺世盗名，国内都很常见，却是钱和杨绝不愿见。杨绛先生2002年在《钱锺书对的态度（代序）》中就说过：“钱锺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侧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欢旁人为他号召。”
但两位先生并非没有惠及后学，只不过是用了另一种他们认同的方式。钱杨在国内的著作出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基本交由三家：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钱锺书先生去世后，2001年，杨绛先生按照他们事先的商定，将钱锺书和她2001年上半年所获稿酬72万元及其后他们所发表作品获得报酬的权利，全都捐与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来资助清寒学子。截止到2015年，仅从三联书店汇给“好读书”的钱杨版税就达1290万。
杨绛探究的是儒家的人性而并非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济世。她曾为自己和钱锺书先生的生活态度辩护，说：“我不是堂吉诃德”，甘愿身处卑微，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走到人生边上》2005年开始动笔。杨绛在一篇答《读书》编者的文章《走到人生边上自说自话》中提过，“2005年我94岁那年，立春之前，曾小病住医院。躺在病床上，闲来无事，无事找事，要对那几位朋友的信念来个质疑。我出院回家，第一事就写下了了《走到人生边上》的第一页。”
她和那几位朋友讨论的问题是灵魂。人死了以后到底还有没有灵魂？在写的过程中她反复思索，想了2年零6个月，才把自己的想法“像小女孩穿珠子般穿成了一串”，完成了这本书。2007年《走到人生边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杨绛在自序中说：
“我试图摆脱一切成见，按照合理的规律，合乎逻辑的推理，依靠实际生活经验，自己思考。我要从平时不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这样一步一步自问自答，看能探索多远。好在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无党无派，也不是教徒，没什么条条框框干碍我思想的自由。而我所想的，只是浅显的事，不是专门之学，普通人都明白。”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
2011年，在杨绛百岁生日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曾想为她做寿。文学所所长陆建德曾任外文所副所长，因为工作关系，每年都要去家中看杨先生。他说，从前在外文所英美室，有两位先生是民国前后生人，一位是杨绛，生于1911年7月17日；另一位是卞之琳，生于1910年12月8日。有一年，所里想要为两位老人同庆寿诞，杨绛拒绝了，说我不做寿——每年朋友们要来陪她过生日，她也都会在电话里轻声地说，我不做寿，你们自己在家吃碗面吧。而卞之琳先生，在他寿辰之前一个星期的12月2日去世了。
陆建德说：杨绛先生和钱锺书先生一样，他们都不是追求理想世界的普罗米修斯。面对不同时代的不同压力，他们的态度是永远保持自我特点，在压力下保持人格风度，“有时沉默，有时曲折，但振臂一呼不会是他们的选择”。
对于生与死的问题，杨绛既通达，又执着。“宗教讲的是来世，我只是愚昧而又渺小的人，不能探索来世的事，我只求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一辈子，能有什么价值。”所以百岁之后，她还要《走到人生边上》里想个明白。
晚年的杨绛先生，除了少数时候客人来访，日常陪伴身边生活的只是一个保姆。有每年都去三里河南沙沟钱宅探望她的人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起，先生后来几年和客人聊天，喜欢讲的都是小时候的事。说其他事情，再大再小，她语气总是冲淡的，谈到小时候和父亲杨荫杭，就听得出来有格外一些感情在里面。
和她聊过天的人都留恋那种记忆，说杨先生讲话声音轻柔好听，稍带一点南方口音，不缓不急，但“会讲故事，活色生香”，和她写文章一样有味。她最常提起八岁那年五月四日，也就是“五四”运动那天，她和三姐姐路过现场的经历：早上她们坐包车到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小去上课，看到马路上有许多身穿竹布长衫的学生，跑来跑去。等到下午放学的时候，那些学生就不让包车在马路上走了，她和三姐就停在路边，坐车里看热闹，看学生们举着小旗子喊着口号，一队过去，又一队过去。旗子上除了有“抵制日货”，还有“恋爱自由”。
杨绛先生跟去看她的人说：“五四”运动在现场的，如今大概只剩我一个了。
如今这“一个”也去了。5月27日上午，杨绛先生遗体在北京火化。和18年前钱先生去后一样，只有少数几个亲友相送，不举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他们家中所藏的珍贵文物字画，于生前已经全部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他藏书和手稿等物，也得归其所。
一位采访对象告诉本刊，杨先生生前见一位名望很高的学者死后极尽哀荣，曾对身边的人轻轻叹了一句：何必呢。
在她译注的柏拉图《斐多》中，苏格拉底说：“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在人生的这个终极意义上，杨绛先生是真正的哲者。
（感谢实习生王琪整理录音。参考书目：《斐多》《杂忆与杂写》《听杨绛谈往事》《我们仨》《我们的钱瑗》，三联书店；《杨绛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走到人生边上》，商务印书馆）
文 曾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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