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人赵立新：演员中的知识分子
采访结束后的用餐时间，赵立新显得挺疲惫，也挺自得。他跟助理的对话中有两句给我留下印象，一句是：“可惜《英雄广场》没时间去看了，记得帮我买这本书。”还有一句是：“还是拍电影好，对吗？拍电影可以休息。”
从《大先生》谈起
《大先生》这部戏在北京首演了四天，前后被媒体、戏迷和知识分子讨论了一个月。首演后两周，我采访“大先生”鲁迅的扮演者赵立新，问他何时开始全国巡演，他回答：“之前热情高涨，但现在变得微妙起来。”
再一个两周后，在天津大剧院的食堂里，我遇到了来看《英雄广场》的李静，作为《大先生》的编剧，她否认了《大先生》全国巡演取消一事，说：“在这事儿上他就是比较悲观。”
“悲观”的确是赵立新最初对《大先生》的态度，他甚至觉得，在舞台上诠释鲁迅这事儿，很可能一伙人摩拳擦掌了一通，最后仍然逃不掉夭折的结果。因为剧本本身也经历过炼狱般的磨砺。最初“大导”林兆华邀李静写鲁迅的话剧剧本是在2009年，并且想过请濮存昕主演，6年后剧本终于完成，李静说：“大导和濮哥那儿都行不通了。”她就把剧本发给赵立新看，当时只是想着，赵立新表演、导演经验都挺丰富，能给提点意见，后来转念一想：“不如就找他，他既能导，又能演，只是没想到他能一口答应。”
一口答应后的赵立新，其实立马又有点后悔。他周围朋友的第一反应要么是“不太像”，要么是“不太好演”。
毕竟诠释对象是鲁迅，一个所谓“被过度谈论而又误解最深”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当时赵立新还兼有导演的职责，听上去压力更大。
一开始赵立新和李静也没找到合适的投资方，一度计划在小剧场演出。后来二人与曾写过《笑谈大先生》的陈丹青，就剧本进行了一次三人对谈，后者不只建议把题目改为“大先生”，还把“文化乌镇”的陈向宏介绍给了他们，这才有了青年戏剧导演王翀的加入，这意味着，赵立新可以专心诠释角色。不过，赵立新是受过苏联和瑞典两个话剧体系正统训练的戏剧人，而王翀是实验戏剧派，再加上李静是关起门来做学问的人，首次合作，用赵立新自己的话说，就是“三驾马车配合得出乎意料的好，我甚至还在两人中间充当润滑剂的角色”。
尽管如此，等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的时候，赵立新发现行程非常紧。他只有四天时间排练，一天合成，没有多余的时间讨教钻研。“后来我觉得，这恰恰是这部戏的大忌，如果我真钻到鲁迅作品的故纸堆里，钻到鲁迅专家的著作里，我就成了一个爬虫。”赵立新说最后他得到的反馈出乎意料的好，于是更加庆幸当时没有刻意去贴近那个符号化的“导师、斗士”鲁迅。“我平常演戏也是这样，干脆远远拉开距离，告诉观众，我不像，我也不是。”
所以《大先生》上演后，鲁迅“白衬衫牛仔裤”的形象惹人注目，这也成了评论声音里出现的高频词。鼓楼西剧场创办人李羊朵女士也与赵立新颇有渊源，我们在谈到《大先生》时，她甚至问我：“衬衫牛仔裤这副打扮，得是赵立新的主意吧。”
“除了鲁迅，皆为傀儡。”后现代的白衬衫牛仔裤在舞台上奔走呼号，对手戏时而是代表许广平的“蓝色海洋傀儡”，时而是代表朱安的“头戴棕纱人偶头像”。而胡适是只鸟笼，周作人是一把可以打开的油伞形象，鲁迅的母亲，则成了高悬空中的一抹剪影。
李静说首演的四场，每一场都在进行调整，大到傀儡的数量，小到背景中领袖上衣的纽扣。我看的是第二场，最后一个段落里，鲁迅看到世人的丑态，出离愤怒，抢过了傀儡手里的一个个面具，癫狂地喊出他们的心声。每抢一个面具，赵立新就换一种方言，东北方言、上海话到河南话，演了个遍。正是这段惹得现场观众笑声此起彼伏。
原来的剧本里，鲁迅本来是旁观者，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博学家，这四位原本也是由傀儡出演，王翀则认为这样的操作太常规，这一幕的台词，如果由鲁迅发作出来，效果会好很多。赵立新被说服了，但他发现，如果这样操作，就只有使用不同的方言一条路。“方言既是我的强项，也是我小心使用的工具，要出效果，又不能沦为小品式表演，关键在于掌握平衡，不能失控。”用自己抵触的方式表演，还是挺忐忑，好在现场观众笑了，而对看戏比较挑剔的人，也都认可了这一段。
“但最后一场的这一段，就没什么笑声了。”赵立新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前三场后，自己表演到这段前产生了心理预设，觉得这可能是一段华彩，这样一来，表演者对戏剧的整体性理解就被削弱了。
他举这个例子，是想证明“整体性认知”对戏剧表演的重要性。“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去看，如果一个演员预设对华彩部分的喜爱，就会有卖弄之嫌，而且就像爱一个人，还包括她早上起来没洗脸还有眼屎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在中戏讲过6年表演课为人师表的一面就显现出来。
2002年，赵立新还没有完全从瑞典回来，但已经开始在中戏代课。除了给学生们讲表演课，赵立新后来还带过一个专科班。“赵老师从头到尾带了我们两年，既像是导师，也像是班主任。”李耀林是他们班上的学生，现在也是一名戏剧导演。他跟我提起赵立新时一口一个赵老师，能听得出来这一声名副其实的“赵老师”中，与当下社会上泛泛的“老师”称谓之间的区别。他说他们班一共30多人，一到赵立新的课，不只像他这样平时不太爱上课的同学到了，不大的教室，一半是自己班上的同学，另一半则是慕名而来的学生，“总能挤六七十人”。在李耀林眼中，赵立新的表演风格非常新鲜，讲课也十分激情投入。李耀林记得一次课后作业，他写了一个跟爱情有关的剧本，拿去给赵立新看，结果赵老师什么也没说，只问了他一句：你谈过几个女朋友。
与戏剧的经典恋爱程式
交流过程中，我发现赵立新很喜欢用“女人”、“恋爱”这一类比喻。比如前文提到的华彩，再如，问及他与戏剧的关系，他说他像恋人一样对待它。“之所以不用夫妻，是因为恋人特有的小心翼翼最能形容现在我和戏剧之间的关系，既有敬畏，又常常很想见到它。”
借用恋人关系的比喻，他从“大二”到俄罗斯电影学院开始到第二年时间，算是他与戏剧的暧昧期。80年代到莫斯科，赵立新是一个自信满满又因为语言到处受挫的留学生形象。8个月时间过了语言关后，他才开始感受到一些与戏剧的情愫。但是与国内不同，他们的电影学院没有表演系，所以表演课就由戏剧学院的老师来讲，从而感受那种戏剧魅力，既激动人心，又令人不知所措，因为“对在那样的环境里学习的人而言，戏剧能做多远，的确不太确定”。
这种暧昧期，被瑞典戏剧人结束。
赵立新考入瑞典国家话剧院之前，还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小剧场有过一份合同，合同内容是导演由北岛的小说改编的一部话剧《幸福大街13号》。赵立新用英语和剧组沟通，演员们则用瑞典语演绎。这部剧让瑞典演员觉得中国人既能导演又能表演，所以当其中一个演员在哥本哈根戏剧节遇到瑞典国家话剧院的艺术总监时，就向其推荐了赵立新。
刚进入瑞典国家话剧院的赵立新，还不会说瑞典语，但是马上就得到了他的第一个角色。导演为了他这个中国人，在该戏排练了15天马上要上演之前，生造了一个“魔鬼”，它没有台词，像黑色蝙蝠，自始至终都落在舞台一角，找机会引诱那些善良的人。没想到这样一个异峰突起的沉默角色，上演后获得了许多关注。《瑞典日报》曾整版介绍这个神秘的东方人。“这部戏一举奠定了我的江湖地位，大家都在谈论说瑞典‘国话’来了一位神秘的东方人，要跟他们抢饭碗。”在瑞典，戏剧学院也呈三足鼎立之态，当时每年的毕业生也有两三百人，同样面临着激烈的就业竞争。“我一个黄种人跑到人家地盘上，在国家话剧院的舞台上跟他们抢坑，本身就很奇怪。但我很自豪，我觉得凭本事吃饭，你戏好了我走，我戏好，不管我是什么颜色的萝卜，这个坑就只能归我”。
赵立新真正与戏剧进入热恋，与深度感受瑞典语分不开。
他在说到如何拥抱瑞典语的时候，提到一个细节。他在排没有台词的魔鬼角色期间，有一天开车去上班路上，打开收音机，听一个电台节目叫“斯特林堡的信”，是由瑞典皇家剧院的演员朗诵的。“当时外面飘着雪，北欧的雪能下得特别大，下得不急，厚重的雪，还有汽车尾气的白烟，让前面的红绿灯显得格外耀眼。我坐在车里，等红灯的当儿，透着车窗哈气，突然觉得电台里的语言美极了，我当时就想，一定要把它学好。”
赵立新讲述这一段的时候，声情并茂，也很有画面感，他说回国后的6年时间里，都会大声朗读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的书，这个习惯直到他离开朝九晚五的中戏才中断。“戏剧舞台是要人表达爱与恨的，是对冷漠的理解，对悲伤的抒发，这些情感宣泄的前提，都是得有爱，你会迸发，会玩味那些词儿，会用这些词来勾引你的情绪，好叫它们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当时的想法？我要成为瑞典国家话剧院最优秀的演员。”等到第二部戏《哈姆雷特》，赵立新就已经用瑞典语演出，紧接着的第三部戏是费尔南多·德·罗哈斯（Fernando de Rojas）的中世纪经典《塞莱斯蒂娜》（La Celestina）的同名改编作品，他演了男一号。
为中国戏剧操心
回国之后，赵立新与戏剧之间，又经历了另一种暧昧。
事实上，当时的国内戏剧市场，令在西方戏剧世界里沉浸了十几年的赵立新大吃一惊。现在他也觉得当年看到这种“喜剧段子当道”的状况后有点急躁，不过这种落差，大概无异于今天任何一个留学归国的游子。“因为大众的无知，我肩负起这样一个推广和普及戏剧的责任。”颇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气魄，但后来发现并非人人都感兴趣，慢慢地，他也决定“不愿屈就，不奉陪了”。他说自己反正能力多，到哪里都能吃饭，比如在中戏有一份教职，写戏拍戏都不误。
但就这样放弃戏剧也不太可能，所以现在的他走“曲线救国”的迂回路线。表面上看，的确也是若即若离，每年最多只排两部戏，剩下的时间全在演电影和电视剧，从《开天辟地》中的蒋介石到近期《芈月传》中的张仪，从反间谍剧《于无声处》中的上海男人陈其乾，到新近出演的洪七公。对此，李静评价说“他也有压力”。这种压力，可能是赵立新自己所说的“市场对我的压力，投资商对我的期许”，所以他反而把这种压力全都转嫁在影视剧上。“干脆在影视剧上做纯的资本市场，反正这个利益大，毫不夸张也不必回避地说，是戏剧的成百上千倍。而在戏剧上面，我就一定做我喜欢的。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有这个号召力，想做一部戏的时候，不需要妥协，本来是张三配李四，结果成了王五配赵六，我想聚得起所有我想要的演员搭起一个班子。”
他用“要么赏心，要么悦目”，总结了这几年的心得。他觉得要想在国内戏剧市场上获得成功，无非就是这两条，占其一可得票房。他认为《大先生》这部戏则是赏心。“我对观众的理解是这样的，生活中遇到糟烂的事，困惑成团，就需要去赏心，因为深入思考就是一次对心灵的洗涤。”而《大先生》中的摄像和人偶等元素，同时也含有悦目的成分。所以在大先生的表演上，赵立新的助理当时看完后第一反应是他“用生命在演戏”，到谢幕时，整个人是虚脱的。他说：“我就不信，我全部的投入，全部的扔出，会打动不了观众。”事实上，观众买账，业内口碑也不错。
对于一部戏，今天赵立新的理念是“要有人看才是好戏”，而与早年间咬定不松口的“好戏总有人看”相比，是一个观念上不小的转变。
这种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的妥协，也体现在对小剧场的态度上。
有意思的是，李静和鼓楼西剧场的创办人李羊朵，都称赵立新是一位知识分子式的演员。李羊朵甚至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自己是赵立新的学生。她告诉本刊，在鼓楼西剧场创办之初，她作为一个在戏剧上没有足够知识储备的新入行者，对于鼓楼西剧场要走什么路线，受到赵立新的影响非常大。鼓楼西剧场的开张之作，就是赵立新主演的爱尔兰经典剧作《枕头人》，上座率惊人，能排在当时小剧场的第一，这部戏连续演了三周，直演到主演没有时间为止。有了这样一个红火的开场，李羊朵也觉得鼓楼西剧场非常幸运，而今天它定位的“西方当代经典”方向，也与赵立新早期的支持分不开。
赵立新甚至对创办多年的蓬蒿剧场忧心忡忡。他没有跟王翔有过面对面的交流，但一方面佩服创始人王翔对戏剧的坚持与毅力；另一方面，不免认为纯粹的戏剧在中国市场显得极端，容易受到市场的折磨。
他自己受过这种折磨，大概就很不愿意别人也一样。
文 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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