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大陆审计署公布的8月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结果”显示，部分重大项目建设推进缓慢，涉及铁路、水利等领域193个项目、近3000亿元投资，不少项目年度投资计划完成率低于10%，有5个铁路项目和6个省份的水利项目完成率甚至为零，导致大量财政资金闲置。结合8月底，国务院大督查第一批问题处置结果中，已对7个省59名干部进行问责；9月底，第二批针对资金沉淀、项目拖延、土地闲置、棚改迟缓等不作为问题进行问责，又致使24个省份的249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等新闻，让“官员不作为”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官员不作为的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四点：一是出于对做错事的惧怕。十八大后的强力反腐让很多人胆寒——不仅仅是怕多做事多得罪人，还怕做错了事会丢官，更怕连带着把之前并不见得都能见光的旧账也一并扯出来清算，因而很多人宁可选择不做事。二是十八大后政府工作标准趋向多元，随着简政放权的推进和考核目标不再唯GDP至上、环保条件硬性约束、权力清单开列等，都让一向位高独大的官员茫然不适，不知道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三是官员大多是30年经济改革浪潮的受益者，不仅深谙官商结合共同发展之道，还形成了对二元社会体制的高度依赖，尤其在医疗、社保、住房、养老等方面，他们害怕也不愿意失去既得利益，因此，对继续深化改革本能地排斥和抗拒。四是对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信息化时代，中年以上的官员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知，社会治理的方法与经验积累往往严重滞后于民智的开启速度，一旦官民之间发生认识和利益冲突时，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不知道如何平衡和处理维稳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宁可什么事不干也不冒风险。
官员不作为会带来很多不良后果，最坏的就是影响经济发展，继而影响社会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在发达国家，政府权力受制于法律、民主制度和党派制衡，加之市场经济成熟，社会自治力强大，政府及官员对社会和经济的正常运转影响极其有限。而中国则不同。中共是一党长期执政，沿用的是精英治国政治，政府及官员对社会和经济运转的影响极大，而社会自治力尚不成熟，市场经济的独立性也有限，这种体系下，一旦不作为蔓延整个政府、官员体系，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譬如遍及多地的地方政府欠企业债不还以致拖垮企业的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
在经济后发展地区，很多地方政府都是一有“难处”就找当地活力最强的企业赊物、借款，有时为了完成上级政府或中央政府的业绩考核，还把“各种任务”直接转嫁给企业代办，过后又赖账不还，导致企业额外支出大增，日渐凋敝。这种情况在土地财政被限制后，尤其普遍。放到全球经济遇冷、经济放缓已成常态的大背景下，来回看政府欠债对企业的影响，就会发现，那不只是简单的“还钱”问题，还是地方经济后续发展动力足不足、解决就业数量和维系社会稳定的能力强不强等一系列挑战性问题。这还仅仅是说不作为者通过“转嫁任务”对企业造成的影响，还没有算审批、审查、检查、督查、监管、服务等方方面面不作为的账。
从根子上说，中国当前最严峻最迫切的任务依然是保经济、促发展。经济不出大乱子，不犯颠覆性错误，则社会稳定的局面就能维系，继续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方略才有可能推进。化解不作为难题，至少有三个方面是不能忽略的。
首先是完善法制建设，要把改革纳入法律框架，这样才能杜绝人治，使重大项目能够得到连贯执行，不因一把手的更换而半途而废。
其次是放开媒体监督。固然反腐证明了中共依然具有相当强大的自我纠错、自我诊治的能力，但仍然需要舆论监督这面镜子。从最近“青岛大虾事件”前后政府整治市场的力度和效果就可以看出，媒体监督对及时反馈民意、促进政府作为方面有无法替代的作用。
再次是消除官员的精神顾虑。邓小平改革的一个重大亮点就是团结一切向前看，反腐要进行，但也要把握好度。同时合理调配官员收入，高薪才能吸引和留住一批有作为、有能力、有远见的高素质人才。尤其对于中央集权制的各级政府来说，高素质官员不仅必须，也十分必要。
总之，作为中枢神经系统，各级政府应保持高度敏感，保证每一个神经元都紧张、高效地投入工作。10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改革开放小组第17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落地生根，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可以被视为一种信号，说明中共高层已经看到问题要害，并开始着手消除官员怕做事、怕做错的精神负担了。
既要加大、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力度和速度，又不得不对这个“疑惑之师”不时调整作战计划，以使之跟上大脑的调度——对执政党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啊！
赞一个 (0)收藏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