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士阿里
一个传奇人物，离开了。
终点与起点
去年12月，73岁的拳王阿里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他在声明里说，美国的政治领袖应该运用他们的地位，促进人们对伊斯兰教的了解。“我是穆斯林，伊斯兰教同法国巴黎、美国加州圣伯纳迪诺市，或世界上其他地方所发生的无辜民众惨遭杀害的事件毫无瓜葛。”他说，“真正的穆斯林知道，所谓的’圣战人士’，他们的残暴行为违背了我们伊斯兰教的教义原则。”这是阿里最后一次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人们都知道，他是在不点名地批评唐纳德·特朗普“暂时但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的言论。那以后，阿里不断因为感染而住院，但他依然设法出席了一次公共活动。在今年4月9日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搏击之夜慈善晚会上，他戴着黑色墨镜，已经显得非常虚弱。
最近一些年，他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位于亚利桑那天堂谷的家中度过的。帕金森综合症和椎管狭窄限制了阿里的活动和交流能力，疾病令他变得面无表情，他含混的咕噜声和有限的手势只有照顾他的妻子莱尼和她的妹妹玛丽琳才能明白。他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坐在一张宽大的皮质扶手椅上，他看电影、黑白片时代的电视剧，以及从前自己令人血脉偾张的比赛录像。有时候，他会为理疗、电影和音乐会冒险出门。他几乎不再接受电视采访。莱尼说，那是因为他不再喜欢自己在镜头前的样子。“但他仍然享受人们的爱戴。”她说，“尽管他无法控制自己变得越来越脆弱，但是他始终没有丢失自己童真、阳光、积极的天性。他说笑话、搞恶作剧、耍小花招，他想要娱乐人们，逗人开心。”他会以大拇指和食指发出像蟋蟀在耳旁的声音，他会在头上吹气，握手时在手掌搔搔痒，逗乐几乎所有访客。
在最后的岁月里，阿里依然满足着人们对自己的期待：就像他从未被拳台上令人胆寒的对手吓倒一样，纠缠他30余年的疾病也从未将他完全吞噬。对于这个男人来说，这究竟意味着什么？1942年，黑人男孩卡修斯·克莱（Cassius Clay）在肯塔基州城市路易斯维尔降生，74年后，他将以穆罕默德·阿里之名在家乡被安葬。
1960年，18岁的卡修斯·克莱要面对一个选择：他是否应该克服自己对坐飞机的病态恐惧，去罗马参加奥运会。那个时候，作为业余拳手，他已经获得了108战100胜。他是1959年和1960年业余竞技联盟轻量级拳击金腰带得主，并连续两次获得金手套奖（美国业余拳击最高奖项）。但是要成为一名具有商业价值的职业拳手，他还需要为自己再贴上一枚标签。
“我们飞往加州参加选拔赛的旅途非常颠簸，所以要前往罗马的时候他就不想坐飞机了。”教练乔·马丁后来回忆，“于是我说：’好吧，你这样做只会白白放走一个让自己成为一名伟大拳手的机会。’然后他说：’那又怎样，反正我不坐飞机。’最后，我把他喊出来在路易斯维尔的中心公园长谈了两三个小时，我试图让他冷静一些，劝说他如果想要成为重量级世界冠军就必须先去罗马拿下奥运会金牌。”
克莱被马丁说服了。克莱的父亲是个壮志未酬的画家，靠绘制广告牌或者教堂壁画谋生，母亲终日在白人家庭中做帮佣。一家人住在格兰德大街一间朴素的房子里。他们的生活不像路易斯维尔黑人贫民区里的人们那么糟糕，处于黑人中的中产阶层，但男孩们的前途依然很成问题。“在街头无事可做，”阿里后来回忆，“孩子们扔石块玩，整夜在路灯下游荡，抽烟、喝酒。”克莱在学业上没有什么希望。10年级的时候，他不得不退学而后复读。在路易斯维尔中央中学，他在391名学生中排在376位。但人人都觉得他可能成为体育明星，他常常与校车赛跑。他的同学记得，每当校车停站的时候，克莱就会赶上来。他会一边超越一边大喊那句日后广为人知的名言：“我是最强者！”在当时看来，要成为职业橄榄球和篮球运动员，你最好能先进入大学，克莱觉得，这不大可能。而拳击则是另一条道路，这是“对于一个黑人来说最快取得成功的方式”。
12岁那年，克莱骑着父亲为自己新买的自行车到城里的体育馆玩。这个地区的黑市商人每年都要在体育馆楼上聚一次，展示他们的服装和各式各样的商品，包括气球、糖果之类小孩子喜欢的东西。就在克莱流连于五花八门的商品时，他的自行车被偷了。他奔到楼下去寻找警察，遇到了正在教授拳击的警察乔·马丁。克莱扬言：要是找到偷自行车的人，就要拿鞭子抽他。马丁对他说：“你不如先学会打拳。”第二天，克莱就来了。
每天凌晨4点，克莱准时穿上那双厚重的铁靴跑上路易斯维尔无尽的街头，当地药店的约翰·鲍威尔向《体育画报》描绘了他那每天奔跑在夜深人静的街道上的朦胧身影。“我坐在柜台的后面，”鲍威尔说，“看到一个影子从格兰德大街的街角拉长过来，那是克莱正在跑去奇克索公园。在寒冷黑暗的冬日黎明里，他那穿着老旧的大军靴的影子离我越来越近，到了我的面前，又从我的面前跑过，那应该是清晨整个城市中最孤单的身影。然后我从店里走出来，看着那个身影停下脚步开始与假想敌交手。有一次他对我说：’总有一天，你会当上这家店的老板，而我，会成为重量级世界拳王。’最后，两件事都被他言中了。”
去罗马之前，克莱去军品店买了降落伞，整个旅途他都把降落伞牢牢绑在身上。马丁的儿子回忆，在飞机上，每当飞机颠簸的时候，克莱就背着降落伞在过道上做祈祷。为了分散自己恐惧心理，他一路都在滔滔不绝。他开玩笑，对美国代表团中的某些人下达夺冠指标，当然也包括他自己。18岁，那是卡修斯·克莱在自己的一生中，唯一、也是最后一次公开流露自己的恐惧。
成为阿里
在罗马，无名小卒克莱在决赛中三次击倒了波兰人——三届欧洲冠军皮埃茨克斯基。他独创的轻盈灵巧的步法，被人们形象地称为“蝴蝶步”。当时的媒体并没有意识到这位18岁大男孩的潜力。克莱夺冠后第二天，《纽约时报》一篇题为《角斗士》的文章一笔带过了克莱的成绩，但这也足以为他打开职业竞赛之门了。回到路易斯维尔，由11位白人百万富翁组成的路易斯维尔赞助集团（Louisville Sponsoring Group）每位出资2800美元，决定支持克莱走上职业之路。1960年10月29日，在路易斯维尔的自由体育馆，在6000名观众的注视下，克莱击败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对手，一名西弗吉尼亚州费耶特维尔的警察局长。
克莱和以往的拳手都不同。作为重量级拳手，他在比赛时如同一个轻量级的选手一般灵活，有着世界中量级、轻中量级及轻量级拳击冠军舒格·雷·罗宾逊（Sugar Ray Robinson）的速度和移动。批评家们说，他总是把双手放得太低，也不应该向后仰以躲避对手的重拳，而应该左右晃动，但这些有悖正统的特征却给他带来了势不可挡的胜利。
除了技术，克莱还知道如何推销自己。每场比赛前，他都会大放厥词，预言自己将在几个回合内胜利。他给对手起外号，写打油诗来讥讽他们。“这不是左右摇摆，库珀要在五个回合出局。”（This is no jive，Cooper will go in five.）果然，1963年，在温布利，他在第五局战胜了英国人亨利·库珀。这一半是因为他的天性。中学时代，克莱爱表演的个性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他在走廊里与假想敌作拳击训练，在距离同学鼻尖一英寸的地方停下他的拳头。同学回忆说：“他总是针对一切开玩笑。”另一方面，克莱知道人们喜欢他这样。在拉斯维加斯参加一个广播节目时，克莱遇到职业摔跤选手乔治·雷蒙德·瓦格纳（George Raymond Wagner），后者指点他：“很多人会花钱来看有没有人能封住你的嘴巴，所以保持住说大话、出言不逊的习惯，永远肆无忌惮。”
1963年，21岁的克莱在赢得15场职业拳击赛的胜利后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时代》周刊写道：“那些10年都没有看拳击的人也来看他比赛，一半的人们喜爱他，一半的人希望看到他的大嘴巴能被惩罚。每个人都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964年2月25日，在美国迈阿密，22岁的克莱挑战已经9年没有输过的拳王索尼·利斯顿。《纽约时报》预测，克莱获胜的赔率是43∶4，《华盛顿报》说是49∶3。“黑熊”利斯顿身高1.84米，体重217磅，他37厘米拳围的双手就仿佛是一对巨大的铁锤。利斯顿将前拳王帕特森挑落马下时，只花费了126秒就将对手击晕，后来他又给了帕特森第二次机会，这一次，他多花了4秒。
然而，克莱比帕特森灵活得多。克莱对比赛势在必得。他身穿一件蓝色单宁夹克现身，上面写着“猎熊者”。他极度兴奋，眼睛似乎要瞪出眼眶。“我要生吞你！”他向利斯顿咆哮。他的脉搏是平时的两倍快，在场的医生们威胁说如果他的血压和脉搏速度不能降下来，就要推迟比赛开始的时间。一些体育记者甚至以为他的精神不稳定，就要发疯了。比赛中，利斯顿被克莱的速度弄得晕头转向，颧骨轻微破裂，在第六回合结束后他没能从板凳上站起来。
22岁的新拳王，眼花缭乱的蝴蝶步和蜂蜇一般的出拳，故事已经足够精彩。但若到此为止，它不会成为传奇，克莱不过是20世纪一个又一个黑人拳王中的一个。就在成为拳王的第二天，卡修斯·克莱做了一生之中最重要的决定，他向媒体宣布：他正式改名为穆罕默德·阿里，他是一名穆斯林。
卡修斯·克莱无法置身于时代之外。1963年，美国当局逮捕了马丁·路德·金，伯明翰、阿拉巴马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这年8月，25万人走上华盛顿街头，迫使肯尼迪总统支持更广泛的民权法案。
在当时的美国，融入主义和分离主义是黑人在反抗种族压迫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不同的潮流。融入主义者认为，黑人应通过努力和斗争，在美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内消除种族歧视，最终实现黑人与白人社会地位的完全平等；分离主义者则认为，在白人主导的政治体系中，不管如何努力，黑人都不可能与白人真正“平起平坐”。在坚持分离主义思想的黑人中，黑人穆斯林是主要力量，他们用伊斯兰教教义在思想层面解构白人对黑人的矮化与贬低，进而重塑民族性。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20世纪30年代“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组织正式建立，逐渐成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黑人穆斯林政治组织。
在当时的美国社会，黑人民权主义者是异端，而黑人穆斯林则是异端中的异端。黑人穆斯林提出了“黑人权力”的概念，寻求在政治上建立自治的“国中之国”，为实现这种目标，面对白人的暴力压迫，黑人必须以牙还牙，不能忍让。
在当时的美国体育界，有无数耀眼的黑人明星，但从没人像卡修斯·克莱一样公开与美国主流社会为敌。为此，他在此后的十余年里都背负着激进主义者的骂名。
阿里成长的时代，路易斯维尔正在实行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在电影院里，白人坐在观众席里，黑人坐在楼厅；很多剧院和市中心的商店都只对白人开放。黑人作家布莱登·杰克逊（Blyden Jackson）描述20世纪40年代的路易斯维尔：“在我隔离的这一面，一切都是黑色的：家庭、人们、教堂、学校、由黑人警察守卫的黑人公园……这里有两个路易斯维尔，正如在美国，我们有两个美国。”
阿里后来回忆，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最令他震惊的事件是艾默特·蒂尔（Emmett Till）的死。蒂尔1941年出生在种族状况相对开放的芝加哥。1955年夏天，14岁的蒂尔到密西西比的舅公家里过暑假，8月24日，他和朋友开车来到了莫尼镇，在白人罗伊·布莱恩开的杂货铺里购买饮料和糖果。蒂尔，这个芝加哥来的黑人男孩，在离开杂货店之前回头看了老板娘罗伊太太一眼。在青春期荷尔蒙的驱动下，他对罗伊太太吹了个口哨。1955年8月28日凌晨2点半，两个白人大汉带着枪和手电筒从舅公家里带走了蒂尔。3天后，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他的眼睛被棍棒打出了眼眶之外，鼻子如同被菜刀剁过一样，舌头断裂，下体也遭到凌虐，唯一能被辨识身份的东西是手指上的一个戒指。戒指上刻着L.T.，正是蒂尔父亲留给他的遗物。而包括罗伊·布莱恩在内的两名凶手却被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以罪证不足的原因判定无罪，当庭开释。
阿里在《生活》杂志上看到了艾默特·蒂尔尸体的照片，同龄人的惨状令他震惊不已，使他在日后常常回忆起那个可怖的景象。但即使在那个时候，他的经历和每个美国黑人并没有多少不同，而后来，拳击为阿里打开了另外一扇窗子。
在阿里被“神化”后的无数传说里，最著名的一个是：1960年奥运会，代表美国队夺冠后的一天晚上，阿里和一位朋友为了避雨，走进一家餐馆，尽管他脖子上挂着金牌，但白人女招待和老板却拒绝他们用餐。他愤怒了，站在杰佛逊县大桥上，把奥运金牌扔进俄亥俄河里。“我再也不愿意为这样的国家效力了。”这个故事因被写入了一本阿里“从未看过”的传记而广为流传，他后来向自己的官方传记作者承认：金牌是被他不小心弄丢的。
但很可能，奥运会令阿里卷入了一场个人身份认同的深刻冲突之中。1903年，黑人学者杜波伊斯出版了《黑人的灵魂》一书，提出美国黑人在社会中的两重性：一方面感到自己是美国人，另一方面是黑人，两方面是无法妥协的抗争。在罗马，阿里是一个骄傲的美国公民，当一名苏联记者询问他美国的种族状况时，他回答：“告诉你的读者，我们安排了有资质的人在解决这些问题，我并不担心结果。对我来说，美国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也许有时候，填饱肚子会是一个问题，但我至少没有住在泥巴房子里和短吻鳄打斗。”但当他回到路易斯维尔，他的金牌并不能帮他改变低等“黑鬼”的地位。
甚至，在职业拳击台上站得越久，他越难受。他发现，自己在打拳的同时还要学会取悦白人。“他们站在我身边说：’打得好，小子；你是个好小子；好拳！’”1970年时，阿里形容自己在拳台上的感受：“拳击手只是粗野的人，用来娱乐富有的白人。他们痛殴彼此，击碎对方的鼻子，让对方流血，他们的演出就像是人群中的两只小猴子，为了观众而杀死对方。我们是拳击台上的两个奴隶。主人挑选出了两个大块头黑奴，让他们打架。他们打着赌：’我的奴隶能打败你的。’这就是当我看到两个黑人拳击时的感觉。”
从罗马回来后，阿里追随教练到迈阿密生活。对于从小生活在路易斯维尔黑人区的阿里来说，他从未见过迈阿密上城（Overtown）那样的地方。那是一个黑人文化和教育的中心，聚集了许多民权运动的进步力量，不像在路易斯维尔，那里的非裔美国人能够组织起来对种族隔离的不公做出回应。1961年，阿里见到山姆·萨克逊（Sam Saxon），他是“伊斯兰民族”组织领袖伊利贾·穆罕默德（Elijah Muhammad）的追随者，在街头售卖该组织的官方报纸《穆罕默德之声》。萨克逊邀请阿里去迈阿密的清真寺。“平生第一次，当我走进清真寺时，我有了一种特殊的感觉。”阿里回忆，“一个名叫约翰的兄弟正在发言。我听到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我们被称作Negro（黑鬼）？这是白人剥夺我们身份的办法。当你看到一个中国人，你知道他来自中国；当你看到一个古巴人，你知道他来自古巴；当你看到一个加拿大人，你知道他来自加拿大。可哪一个国家被称作Negro？”“我喜欢我听到的这些，想要学更多。”阿里说，“我尊重马丁·路德·金和其他民权领袖，但我选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卡修斯·克莱的名字来自19世纪肯塔基州的一名废奴主义者。这个将军继承了40个奴隶，但却给了他们自由。阿里小时候听曾祖父讲过这些故事，他的曾祖父就是在一个废奴主义者的农场里长大的。“克莱是一个奴隶的名字，这个名字不是我选的，我也不想要了。从现在起我是穆罕默德·阿里，一个自由的名字，意思是受神宠爱，我也希望人们在提到我的时候，也用这个新名字。”阿里说。新名字把阿里“从家族的奴隶身份中解脱了出来”，意味着一个大写的觉醒的自我意识，卡修斯·克莱决定不被任何人左右了。
战场
卡修斯·克莱变成穆罕默德·阿里后，拳击台上的斗争就再也不纯粹了。
1908年，杰克·约翰逊（Jack Johnson）震撼了美国社会，他是第一个获得重量级拳王的非裔美国人。为了证明“白人优于黑人”，前重量级拳王金·杰弗里斯（Jim Jeffries）复出挑战他。约翰逊击败了他的挑战者，这场胜利在美国全国引发了骚乱。然而，杰克·约翰逊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他携白人未婚妻越过州界，便被指控触犯《曼恩法案》，犯有贩卖妇女罪，被判处一年徒刑。他乔装成黑人棒球运动员经加拿大潜往欧洲，流亡7年之久。1915年，约翰逊到古巴去参加比赛。他被人误导，以为如果输掉比赛，对他的指控就将被取消，因此，他故意输给白人挑战者杰西·威拉德。1920年，约翰逊回到美国投案服刑，在堪萨斯州监狱服刑期间参加了几场比赛。出狱后，他偶尔参加拳击赛，以杂耍表演为业，在1940年死于一场车祸。
约翰逊之后，非裔美国人虽然逐渐统治了拳坛，但所有拳王都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塑造成清白、爱国、不具威胁性的黑人。60年代，阿里的两位重要对手利斯顿和弗洛伊德·帕特森（Floyd Patterson）代表了拳台上的两种黑人形象。利斯顿从小混迹青少年黑帮，一生共被捕19次，是那种劣迹斑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麻烦不断的黑人“刻板印象”的代表；而弗洛伊德·帕特森接受过学校教育，他信仰基督教，为人温文尔雅、具有绅士风度，是典型的受到白人认可的“好”黑人。
阿里和他们都不同，在那个许多黑人以身为黑人为耻的时代，他有一种不逆来顺受、不以身份为耻或者身份不由白人定义的品格。用他对美国白人的宣言说：“我是美国。我是你没有承认的过去，但你必须习惯我的存在：黑人、自信、狂妄自大。我的名字，不同于你的名字；我的信仰，不是你的信仰。我有我的目标，我自己的目标。接受我的存在吧。”
阿里必须在拳台上证明这一点。他与利斯顿、帕特森的比赛被时代洪流赋予了远远超过体育本身的意义。1965年，阿里再战利斯顿。传言说，有辆大卡车载着手持步枪的武装人员从纽约赶到当地，要在赛场杀掉阿里；还有人说，一个正义组织准备在阿里训练时结果他的性命。比赛时，上百名警察在场内场外警戒，就连警犬也参与了行动。手提袋要经过警犬嗅闻才可带入场中，观众入场要搜身，连妇女随身带的笔记本也要翻阅，就连记者也坐进了防弹玻璃内。这场比赛，阿里在第一回合内仅用1分42秒就将利斯顿击倒获胜。
接下来，他迎战帕特森。帕特森说一个黑人穆斯林称为拳王辱没了这项运动和这个国家：“我有权说黑人穆斯林是美国的威胁，也是黑人的威胁，如果我支持黑人穆斯林，我也会支持3K党。”而在阿里和他的支持者看来，帕特森是“汤姆叔叔”。阿里写了押韵诗：“我会将他打翻在地，那样他就能开始像个黑人了。当他是冠军的时候，他没有做他该做的。他试图迫使他自己融入一个全白人的社区。”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笔下的汤姆童年开始就伺候主人，成年后当上了家奴总管，对主人忠心耿耿，全力维护主人利益。黑豹党运动领袖艾尔德里奇·克利弗（Eldridge Cleaver）说，阿里正是在与这种“汤姆叔叔”的形象抗争。他是唯一一个自由的重量级拳击冠军，他不再是白人的傀儡。
阿里说帕特森是“胆小的兔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萝卜，对记者说：“你该把这个带给帕特森。”比赛从第二回合开始，帕特森就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阿里开始戏弄他。他大声道：“说，我叫什么名字？”帕特森猛地击向阿里。阿里闪开，并击中他的面颊。帕特森差点儿倒地。阿里又大声呼喊道：“你说我叫什么名字？”帕特森知道阿里的话是说给观众听的，他回答：“卡修斯·克莱！”阿里上来对着他的嘴巴就是一拳：“再说一遍，我叫什么名字？”帕特森吐出口中的鲜血：“卡修斯·克莱！”阿里继续击打：“你说错了，再说一遍，叫什么名字？”帕特森大声道：“克莱！克莱！”说着向前连击。阿里闪过，一拳又击中他的嘴巴：“你说错了，我让你改过嘴！”这场比赛打了12个回合。所有人都看出来了，阿里故意拖延了比赛的结束，他要最大限度地在身体、精神和政治上羞辱对手。
图腾
1966年，在观众们的嘘声中，阿里的竞技状态达到了巅峰。这时，他收到了美国军队越南战争的征兵信。1962年，阿里曾经接受过征兵的测验，他在智力考试中只得到了75分，低于当时的征兵标准。但1966年，随着战争的扩大化，美军降低了征兵标准，阿里也就成了征招对象之一。在记者的电话采访中，阿里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立场：“我和越共无怨无仇。”
美国《体育画报》在阿里70岁时评价说：“在世界的舞台上，他押下了最高赌注，他所冒风险远非今日体育文化所能想象。”当时，美国国内对“越战”的支持正达到顶点。根据盖乐普的民意调查，1966年的头三个月，超过50%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很少有人能理解阿里的决定。在体育专栏作家的嘴里，阿里是“小流氓”“白人的负担”。作家杰瑞·伊泽伯格（Jerry Izenberg）表示支持阿里，立刻收到炸弹威胁和成吨的仇恨信件。美国职棒大联盟史上第一位非裔美国人杰基·罗宾逊（Jackie Robinson）说，阿里让所有黑人老兵失望了。这代表了相当多黑人的看法：“这件事的悲剧性在于，卡修斯从美国公众手里赚取了几百万美元，现在他却不情愿对给予他这么多的国家表示感谢。”事实上，直到1967年，马丁·路德·金站出来反对“越战”时，他还受到了主流媒体的批评，他的顾问们都劝告他不要插足“外交政策”。马丁·路德·金在公开场合说到自己的新立场：“就像穆罕默德·阿里所说，我们所有人——黑人、棕色人和穷人——都是同一个压迫体制的牺牲品。”
到1967年6月，没人再让阿里打拳了，他还可能面临5年监禁的处罚。“我在27个州尝试过帮他弄到拳击执照，我甚至尝试在圣迭戈边境的一个斗牛场为他安排一场比赛，都失败了。”阿里的推广人霍华德·康拉德（Howard Conrad）说，“而且他们不让他出国，一夜之间，他重新成为了一个’黑鬼’。”
那些被流放的日子磨砺掉了阿里的黄金运动岁月，让他损失了数百万美元的收入，也把他推向了时代先锋的位置。“为什么政府要求我穿上军装去万里之外向越南的黄种人头上投掷炸弹，而在我们身边的路易斯维尔，政府对待黑人像狗一样，并且拒绝给他们基本的人权。”他的宣言成了美国反越战史上最著名的篇章之一，“不，我绝不会离开家去万里之外，为屠杀另外一个可怜的弱小民族出力，这样做只会帮助白人奴隶主稳固他们对有色人种的残酷统治。……但是，我曾经说过的话我还要重复说一次：我们黑人的真正敌人不在万里之外就在我们身边。我绝对不会容许自己变成奴隶主的战斗工具，去屠杀那些正在为自己的正义、自由、和平等奋斗的越南人，这样做对不起我的信仰、我的同胞和我自己……为捍卫我的信仰，我没有什么可损失的。我也许会蹲监狱，那又怎样？我们已经在监狱里待了400年。”
阿里在美国的各个大学进行演讲，在那里，他找到了主流社会缺乏的理解，还能赚取每场2500美元的收入。他的演讲很吸引人，直截了当又情感充沛。“我们都被洗脑了。所有好的东西都应该是白的。我们看着耶稣，他有白肤、金发和蓝眼睛。我可以相信有天堂存在，有色人种死后也会进入天堂。可有色人种的天使在哪里？他们一定在厨房里准备牛奶和蜂蜜吧。我们看看美国小姐，她是白人。我们看看人猿泰山，这个在黑非洲丛林里的王者是白人。白猫头鹰雪茄、白天鹅肥皂、白云手纸、白雨染发、白色龙卷风地板蜡……所有好牛仔骑的都是白马，带的都是白猫。天使的蛋糕是白的，魔鬼的蛋糕是巧克力的。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从白色优于黑色的谎言中清醒过来？”
阿里在自由主义精英中受到广泛的欢迎。罗素与他通信，安迪·沃霍尔为他拍照。1968年，设计师乔治·路易斯为左翼杂志《君子》拍摄了一张阿里最著名的照片。在照片里，他着白色的拳击短裤，裸露上身，胸口和腿上都中了箭。他看上去就像是圣塞巴斯蒂安。圣塞巴斯蒂安是罗马皇帝的近卫队长，因坚守基督教信仰，宁可被绑在树上乱箭射死。这张照片成了反战的招贴画。
超人
在持续3年半的法庭上诉中，阿里曾经有机会宣布结束对抗。他不用真的上战场，只要他道歉，加入军队中的娱乐部门，为士兵们进行表演就可以了，但他拒绝了这样的施舍。
1970年，越南战争到了末期，反战成为主流社会的共识，阿里身上的罪名终于被撤销。在拿回拳击执照后，他迫不及待地决定在两个月后重返拳台。那个时候，他的体重增加了20磅，速度、力量和反应都已经远不如前。
在阿里最后1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两次夺得重量级拳王称号，成为拳击史上第一位三度夺得世界重量级冠军的人。但和60年代巅峰时期的绝对优势相比，阿里是在以咬碎牙齿斗士的姿态顽强地维护自己在拳台的荣誉。
1971年，在麦迪逊花园广场，他被拳王乔·弗雷泽两次击倒在地，那是阿里职业生涯的首败。为了重新获胜，他在距离宾夕法尼亚州30英里的一个山基上买下一座牧场，按照自己的规划建造训练营。从前，阿里认为自己绝对离不开城市，如果在寂寞的山林里训练一个星期，还不如将他投入监狱。他喜欢住酒店，喜欢被人环绕，给人签名，他从来忍受不了寂寞。
1973年，他迎战肯·诺顿。第二个回合，诺顿猛地一个勾拳击中了阿里的下巴。休息时，阿里来到拳角，询问教练：“下巴碎了什么感觉？”“张大嘴巴时就能听到’噼啪’的声音。”他带着破碎的下巴与诺顿鏖战了15个回合，最终以1∶2有争议的点数负于诺顿。
1974年，他终于从24岁的乔治·福尔曼手里夺回了拳王称号。为了消耗对方的体力，获得最后的胜利，在最初的几个回合里，阿里主动退到拳角，任对方击打。“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像我这样打。”他告诉教练安吉洛，“我的骨头都被打碎了。”
1975年，在马尼拉，阿里和弗雷泽上演了一场史诗般的对决。从第六个回合开始，弗雷泽占据了上风。他先是击打阿里的肋部成功，接着重拳打在了阿里头上，阿里受了创击，攻击力大减。弗雷泽拼命地击打阿里的肋部和小腹。弗雷泽后来回忆：“我向他击出的重拳可以击倒一栋楼。”为获得胜利，阿里干脆放弃了防守，专心挥拳击打对方的头部。
到了第十四个回合，阿里的腰似乎已直不起来了，而弗雷泽的脸部已严重变形，眼睛只留下一道缝，两人步履蹒跚地回到了拳角。弗雷泽倚靠在拳柱上，面色煞白，两眼无光；阿里捂着肋骨，豆粒大的汗珠从头上渗出。尽管掌声呐喊声响成一片，可是二人没有任何反应。阿里咬着牙望向弗雷泽。安吉洛问阿里怎么样，阿里点了下头。两人的身体和意志都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弗雷泽的教练富特奇知道阿里准备拼命，他对弗雷泽说：“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你已经证实了自己，没必要再和他争了……”说着，他把白毛巾扔到了场中。而这个时候，阿里已经无法靠自己从座位上站起了。他步履蹒跚地走到裁判跟前，裁判刚举起他的手，他就瘫倒在了地上。阿里是被人抬下拳台的。“结束的时候，我几乎要死了。”阿里后来回忆，“我们去马尼拉的时候是冠军，乔和我，而我们回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老人。”
1979年6月，阿里宣布退役。那个时候，医生已经发现阿里的反应能力下降，他说起话来开始含混不清。但退役生活令阿里烦躁，他尝试开一家连锁汉堡快餐店，还尝试做演员，都失败了。在种族关系和解的美国，他做回了美国人。卡特总统把他送往坦桑尼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利比里亚和塞内加尔，希望他说服这些非洲国家，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可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问他：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时候，实施种族隔离的南非参赛，美国并没有加入非洲国家的抵制活动，如今，他们为什么要响应美国的号召？这场外交斡旋是一场灾难。回来后不久，阿里就宣布他想重返拳台。1980年10月，他在拉斯维加斯迎战新的重量级拳王拉里·霍尔姆斯（Larry Holmes）。在第九个回合，阿里几乎难以活动了。霍尔姆斯放轻了手脚。“必须停下来……他的出拳不再密集，脚步也不快了。”赛后，在击败了自己的偶像后，霍尔姆斯难过得哭了起来。第二年，他又输了一场比赛。他很快就被告知，他患上了帕金森综合症。
在近30年的拳击生涯中，阿里的头部被击中了2.9万次。在被诊断出帕金森症之后，他的每一次公开现身都显得更加虚弱。他对《纽约时报》说：“我没有痛苦，就是有点口齿不清、有点抖，没什么严重的。如果我身体健康——如果我赢了上两场比赛——如果我没有问题，人们会害怕我。现在他们为我感到抱歉，他们曾以为我是超人，现在他们可以放下了：他也是人，和我们一样。他也有问题。”
不再是超人的阿里依然在做一些超人的事情。他喜欢孩子。1992年，他去拜访一个老对手，途中遇到一辆坐满了残疾儿童的大巴。他自告奋勇地登上大巴，颤抖着为每个孩子签名。他的大多数人道主义活动都是针对儿童的，他为印度尼西亚、摩洛哥的孩子送去过食品和药品，为在象牙海岸的利比里亚难民建造了一所孤儿院。1990年，他和萨达姆·侯赛因见面，帮助解放了14名美国人质。他作为美国和平使者到访过阿富汗。“9·11”事件发生后，他公开为穆斯林说话，提醒美国人，恐怖主义分子并不能代表伊斯兰信徒。
1975年在接受一次采访时，阿里被问道，他是否希望以最伟大的拳击手的身份为人们所记住。“一个获得过重量级拳击冠军的黑人，他幽默，对每个人都很友好。”阿里回答，“他从未鄙夷崇拜者，帮助尽可能多的人。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努力通过信念和爱团结所有的人。如果上述要求太多的话，我想总结为：一个伟大的拳击运动员，他成为所在群体的领袖和捍卫者。我甚至不介意人们不记得我有多英俊。”
主笔 徐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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