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 华丽落寞的贵族自传
这种新旧交替的角色转换是他和他的阶级不可挽回的落寞。
即便冠以“时尚”的前缀，电影节的正确打开方式也不应该只有喋喋不休的红毯。至少，在今年的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最终片单中，就有这样一部同样能满足视觉感官的电影——《豹》。这部1963年的老作品曾获得第16届法国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此次它的4K修复版在上影节“向大师致敬”单元展映。
《豹》是意大利电影黄金时代大师卢奇诺·维斯康蒂的代表作。被评论界誉为欧洲电影最后一位贵族的维斯康蒂与罗西里尼、德·西卡等人共同开创了新现实主义电影的范式。今年是他诞辰110周年，逝世40周年。
美国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曾对维斯康蒂做出这样的评价：“他常常被称为伟大的政治艺术家，但这太过局限和狭隘。维斯康蒂对欧洲历史有着广泛的认识，他了解上层权贵的生活，但也能够理解下层贫苦百姓的艰辛。”正因如此，在维斯康蒂的电影中不乏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时代更迭的题材。
他以极尽华丽的风格描绘贵族世界的铺张与颓废、艺术与美、人性的罪与罚，《豹》就是其中之一。电影改编自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以19世纪60年代的西西里岛为背景，讲述了面对动乱的社会变革，旧体制贵族的没落，并最终被新兴阶级所取代的宿命。
虽说是一首挽歌，它也是一首精致的挽歌。就当时来讲《豹》的制作成本巨大，一是因为维斯康蒂坚持实景拍摄，所有外景和大部分内景都在西西里岛完成。唯一非西西里岛的场景取自罗马附近的一所别墅，因为那里的室内构建与历史更为贴近。
加之拍摄历时较长，从1962年5月拍到9月。更别说维斯康蒂是个“细节控”，他坚持要改造建筑物，绘制壁画，空运鲜花，把装饰物完全按照年代感校正，街道和房屋都要重现19世纪60年代的样子。即便镜头无法捕捉到萨利纳家族的餐具细节，他仍然要求它们印有豹子图案的家族盾章。这也是影片名字的由来。
镜头由远及近，西西里岛的蓝天、绿树，白色别墅和它背后山坡的黄沙，这从一开始就给影片奠定了基调，随风摇曳的白纱刺绣窗帘象征性地隔绝了别墅内部与外部的世界。与外部完全不同的是，别墅内部的色彩是如此浓重：墨绿，深蓝，黑。窗帘的影子忽隐忽现地投映进来。
纽约设计师夏洛特·莫斯（Charlotte Moss）对这一幕感同身受：“你的肩膀顿时放松了，就像能感受到微风一样。”这正是维斯康蒂的才能——捕捉气氛和情绪，以及合理利用空间的重要性。美国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和莫斯的所见略同：“电影善用了空间的叠加和每一个细节的丰富性。”的确，光是一个祈祷的镜头就塞满了“格外茂盛”的室内装饰元素，从屋顶、墙壁到地板没有一丝丝空白的空间。
一封建议信和一具花园里的波旁兵尸体迫使主人公萨利纳王子直面外部动乱的时局。1860年5月11日，朱塞佩·加里波第率领1000余名士兵登陆西西里岛西南部的马萨拉（Marsala），直扑巴勒莫。在加里波第登陆之前，革命运动已经在西西里岛开始了，原因不外乎农民对土地的需求，以及对意大利南北统一的愿望。
加里波第的军队很快与革命者结盟了。倒在花园里的波旁士兵就是被叛乱者刺杀的，即便只有很短暂的镜头，它仍然让人印象深刻，那画面居然很有美感，犹如油画作品一般。
影片中对士兵的身份没有赘述，都是通过制服来传达的，比如夜晚设置路障的人也是波旁军，他们和花园里的士兵穿着一样的蓝色制服，对萨利纳王子彬彬有礼、恭敬有加，即便时局动荡，旧政体仍然有条不紊地发挥着作用。
在另一场战争的场景里，加里波第军队在革命分子的加持下击败了波旁军。白墙残瓦就像背景幕布一样凸显了加里波第军队的红色军服。戏服设计师皮耶罗·托西（Piero Tosi）参考了多个博物馆的档案才做出这样的设计。因为真正的加里波第军服是士兵家里手工缝制并自行染色的，所以他也确保了400个演员的红衣服必须深浅不一。为了做旧处理，这些戏服先是浸泡在茶水里，又被曝露在阳光下暴晒。
不只是军服，影片中的所有戏服都严格遵守历史上的流行趋势。19世纪后期男士的着装较为正式，燕尾服，装饰着披肩和大金扣子的优雅外套，海狸绒布帽子，华达呢雨衣，亚麻直领和纯棉衬衫，以及马裤。
戏服生动有趣地刻画了人物形象。在托西看来，戏服并不是一件衣服，它应该是角色的一部分，不仅装扮了他们的外表更体现了其内在。
就像新兴阶级的代表堂卡洛吉罗——狡诈，富可敌国，积极活跃在政治中，他明显地穿着三色旗的颜色，表明自己是新秩序的拥护者。然而正是接受邀请出席宴会时穿错了衣服，暴露出他粗鄙、不入流的本质。在上流社会看来，白天出席宴请穿晚礼服是十分可笑的，而卡洛吉罗更是错得离谱，粗制滥造的礼服并不合身，裤子太短，还搭错了鞋。
幸好，他貌美的女儿安吉莉卡帮他弥补了这一切。一袭白裙让她瞬间成为这场宴请的焦点，作为她的陪衬，其他女宾甚至房间的装饰都特意安排为深色，突出了角色在电影中的重要位置。
安吉莉卡的服装无一例外都是维多利亚风格：低领紧身束腰，短袖，以及被裙撑支得鼓鼓的大伞裙。汉普郡电讯“London Gossip”的作者对胸衣的评价是：“它的颜色和造型如此完美，让女人看起来像一朵开在曲茎上的花朵，同时不失艺术的比例。”
安吉莉卡想用自己的美貌作为诱饵，借由一场与贵族的婚姻布入上流社会。当然她还有另一个成功的因素——父亲卡洛吉罗的财产，这刚好是萨利纳王子的侄子——唐克雷迪所需要的。虽然唐克雷迪身为贵族，但虚有其表，他的财富远不能帮他达成在政治上的野心。这场以爱情为名义的婚姻，实则在维护各自阶层的利益，让两个阶层和谐共处。
当唐克雷迪带着安吉莉卡在别墅里嬉闹时，她发现这里有看似无穷尽的房间。虽然不乏家具和壁画，但年久失修让它们看起来陈旧不已。这就好像他在展示那个她即将嫁入的世界：历史悠久，传统丰厚，却早已腐朽。
维斯康蒂曾表示选择《豹》进行改编的原因是：“新旧势力的纠葛、宗教权力与封建世界的微妙关联、新兴资产阶级的贪欲、王子的执著、安吉莉卡的美、唐克雷迪的投机主义，都勾起了我的创作欲望。”不仅如此，萨利纳王子与维斯康蒂的相似性也是原因之一。正如日本电影评论家柳泽一博所说：“维斯康蒂终于在《豹》中找到投射自我的角色。”
电影评论家波林凯尔认为整部电影聚焦在萨利纳王子的形象之上，揭示了他的意识形态、感受和风格。王子的优雅植根在他的地位、怜悯之心和价值体系之中，这正是旧体制贵族和其他阶层的本质区别。
神父皮罗内在小酒馆里总结得非常到位：“贵族很难琢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世界是他们用经历里数个世纪的烦恼和喜悦创造出来的。那些你我觉得微不足道的事情对他们却至关重要。我并没有说他们不好的意思，他们只是与众不同。我们认为重要的事他们不会在意，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他们无比担心。比如说在萨利纳王子看来，若去不了杜纳芙卡特度假那简直是个悲剧。但要是问他如何看待革命，他会说并没有革命，一切依然如故。但愿如此。”
然而，电影末尾的舞会展示了萨利纳心态的巨大转变。这场普鲁斯特风格的舞会被誉为电影史上最盛大的阵容，为此，维斯康蒂拍了一个多月，正值8月为了避开白天的高温和获取适合拍摄的光线，剧组每天从晚上9点拍到第二天破晓。维斯康蒂专门征用了附近的一所学校作为更衣室和化妆间。
这一点也不夸张，因为14个房间串联起来的场景里共有400多位演员，其中包括当地真正的贵族。拍摄过程中，几百只蜡烛被频繁更换，因为室内的照明设备加速了蜡烛的融化。男士们手上的白手套也很快被汗水浸透了，这在维斯康蒂眼里当然也不能妥协，就这样附近又多了一间洗衣室。
为什么要把脚本里10分钟的戏份延展至45分钟？因为舞会是贵族阶层最具代表性的社交活动。它并不是简单地跳舞，不同房间和不同场合就是一次次对话、求爱，巩固友情，加深仇恨，建立政治和外交联系的机会。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有各自的目的。唐克雷迪早早就到了，因为这将是安吉莉卡第一次出席社交圈。首先，她和父亲卡洛吉罗有了萨利纳王妃的邀请，他也确保了卡洛吉罗这次可以穿着得体。萨利纳王子看出了很多来宾并不是贵族阶层，但仍然获取了出入舞会的资格。在他眼里，那些聒噪的、上下乱窜的女孩和猴子没什么分别，财富并没有让她们成为更好的人。观察周遭人的礼仪让他感到越来越疲倦。
安吉莉卡与萨利纳王子的一曲华尔兹，让他们紧密相拥，以四分之三拍的眩晕速度旋转。他得到了短暂的活力与欢愉，她以让人艳羡的姿态步入了社交圈。这被认为是电影的转折点，意大利评论家利诺·米乔（Lino Micciché）认为这有多重含义：对萨利纳王子来说这是一个对生命迟来的肯定，也是一支意识到死亡之舞。这种新旧交替的角色转换是他和他的阶级不可挽回的落寞。
在舞会末尾，呼呼大睡的卡洛吉罗还是衣冠不整地瘫在了沙发上。即便整晚都是一个尴尬与不合时宜的存在，他还是满足地离开了。舞会对于一些人是结束，对于另一些则是刚刚开始。
时隔63年能再次原汁原味地欣赏到这部电影要归功于4K修复技术。影片中萨利纳王子的名言：“若想一切保持不变，一切都必须改变。”正好也可以用于电影修复的工程上，经过1.2万小时的工时才将原本物理介质记录的资料转化为数字格式，去掉了沉积多年的污垢和划痕。近年来，这项技术也应用到了华语电影的修复中。《一江春水向东流》《舞台姐妹》《十字街头》等经典影片都是上海国际电影节与积家共同修复的成果。正如《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狄森·汤玛森（Desson Thomson）所感慨的那样：“电影记录了史诗发生的年代，修复并保存这段史料就意味着找回了一段历史上的情感缺失。”
文 杨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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