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 全球化由此逆转
戴维·卡梅伦绝对想不到，一场原本只是走过场的全民公投，竟惹出了如此之大的风波。
当他在2013年1月承诺保守党内的反对派，将就英国是否留在欧盟这一问题举行全民公投时，对提案被否决的必然性是有充分信心的。的确，英国在货币和社会政策上向来独立于其他欧盟国家，有着漫长的“光荣孤立”历史，在外贸结构上对欧洲大陆也较少依赖。但它毕竟是凭借统一市场的加成才完成了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复兴，受欧洲难民问题的冲击也较小。即使是从70年代历经3次尝试才“入欧”成功的波折看，贸然放弃在布鲁塞尔的席位也显得太过鲁莽。
但这一切真的发生了。1741万票对1614万票，领先3.8%，脱欧派胜出。
影响公投结果的不是卡梅伦内阁在舆论上做出的引导，而是从2013年1月到2016年6月，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一切。欧盟以及美国无力阻止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并介入乌克兰局势，明白地显示了欧洲对自身影响力的一贯认知和实际效用之间的差距。希腊债务危机历经诸多波折方达成妥协案，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到货币政策独立的英国，却使英国民众直观地感受到每年输入欧盟的巨额财政贡献正在被浪费。继希腊之后，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这四个国家的巨额赤字似乎也需要英国纳税人来贴补。叙利亚难民问题造成的意见分裂，更是让欧盟的实际领导者德国与素来关系密切的东欧新入盟国家直接陷入准“冷战”状态。其间还夹杂着“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崛起和遍布全欧、层出不穷的暴力恐怖主义活动——《查理周刊》，巴黎、布鲁塞尔……一切都在唤起英国人对11年前伦敦“7·7”爆炸案以及近年来屡屡发生的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冲突的负面记忆。他们对欧盟及其象征的全球化的未来不再抱有信心，同时更倾向于将目前的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归咎于留欧；如此一来，公投结果自是不言而喻。
一场发生在欧洲一角的政策性投票，在一夜之间引发了全球舆论的关注和震惊，背后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始终未曾消散的全球普遍焦虑。俄罗斯自行其是的单边主义，美国的战略收缩倾向和极端保守派代言人特朗普的崛起，欧盟的虚弱和内部分裂，全球大国在应对叙利亚内战以及恐怖主义问题上的迟缓犹疑，都在加深一种印象：后“冷战”时代以加速全球化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在运转超过1/4个世纪之后，已经走到了总崩溃的边缘。壁垒正在重新竖起——这一点和1929年大萧条之后席卷全球的自利主义、孤立主义浪潮毫无二致——首先是在大洲和大洲之间，接着是在大洲内部，最后浸渐到国家本身。而人们被迫生活在这个碎片化的世界里，茫然无助。
我们可以用一万个理由来说服自己对此轻松置之：从公投结果出炉到英国实际脱欧之间还有整整两年的谈判时间，具体的技术问题在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磋商和妥协。英国在欧盟内部历来较强的独立性意味着脱欧造成的实际冲击并没有那么不可忍受。已经有上百万选民在网络发出倡议，要求举行“二次公投”、修正此前的决议。有望接替卡梅伦出任下一任首相的前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也为英国重回欧洲经济区，或组建独立的自贸区留出了口头上的回旋余地。
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打消这个事件的象征性意义。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传统强国、安理会五常之一和欧洲第二大经济体，英国诉诸脱欧的决定正在成为这个焦虑时代的风向标。自利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国际行动将变得越来越频繁，关于“世界是平的”、普遍繁荣和均质社会到来的愿景正在迅速消融。若干年之后，我们或许会意识到在2016年6月24日，英国脱欧推倒了全球化进程逆转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暴风雨就要来了。
文 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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