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谈到“精英主义”(Elitism),通常会把它与私立学校(Private Schools)与牛津剑桥(Oxbridge)联系在一起。一个典型的英国精英,应该是出身于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从小在私立学校接受教育,大学只能是毕业于牛津或是剑桥其中的一所,随后在伦敦做一份“体面”的工作。这样的形象在社会阶层固化严重的英国当然容易引起普通民众的反感,在媒体中出现“精英主义”这样的词语,通常都是与贫富分化、教育和财富不平等等负面社会议题联系在一起。2014年在一份由英国政府主导发布的社会研究报告中也指出,英国是一个“精英主义”深重的国家。
刚刚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对此曾评价说:“你只要看一下议会中的高层人员、大法官、军队、媒体从业者的背景,(就看得出背景)并不具有多样性,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它所需要的流动性。”这位英国政治精英在直言不讳的同时,并没有提到他自己正是英国精英阶层的代表,他的经历也正是英国上层阶级的典型经历。从英国最著名的私立男校伊顿公学毕业,然后进入牛津大学的哲学、政治和经济学专业(也就是牛津鼎鼎大名的PPE专业)学习,为自己日后在保守党和英国政坛的发展铺路。也是在牛津大学上学时,卡梅伦加入了大名鼎鼎乃至臭名昭著的“布灵顿俱乐部”(Bullingdon Club),这家俱乐部是由家境最为优越、非富即贵的牛津学生组成。而进入政坛之后,卡梅伦也曾对人坦言,自己是“含着两把银勺子出生的”(意为自己的出身极为优越)。这样的精英面孔,自然难以获得普通大众的善意。根据统计,英国22%的音乐人和13%入选了国家级足球队的球员接受的都是私人教育。
“精英主义”在英国正成为一个愈发敏感的词语,英国媒体对于精英主义通常持批判态度,这无疑是一种最为稳妥和政治正确的态度。英国的社会评论家们认为如果社会中的顶级工作实际上只对国内很狭窄的一部分“精英”开放,对一个健康的民主国家绝非好事。但英国人对于精英主义的态度远非一味反感这样如此简单,精英主义精神也绝非只在传统意义上的英国的“精英分子”之间存在。可以说,长久以来精英主义精神已经成为英国国民精神的一部分,精英主义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弥漫在整个国家、可以取悦社会上所有阶层的情绪,使整个国家都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精英主义气质。原因之一就在于英国的精英教育和精英主义精神源远流长,精英主义甚至被认为是“英国最好的出口产品之一”。
即使是在流行的影视作品中,英国演员通常也很容易给人留下受过良好教育、出身高贵、举止优雅的深刻印象,就连英国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所扮演的杀人狂都具有一种深刻体察人内心的独特魅力,英国电视剧《唐顿庄园》光是凭借一口英国腔就俘获了全球大批的“粉丝”,更不用说《007》和《王牌特工》这类英国气息浓厚的商业大片中,为国效力的职业杀手都要出身牛津,执行任务时也要穿着私人定制的礼服。
根据2014年的社会调查,实际上英国社会中只有38%的国民接受了大学教育,只有1%的人从牛津或剑桥毕业。相比于普通民众,英国的精英阶层代表英国形象的机会固然更多些,另一方面,“精英”也几乎就是所有英国国民对于自己在全世界中的角色定位,这也正是精英主义在英国根深蒂固的深层原因。
英国的精英主义精神中,勇于献身和实用主义乃是其中两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英国的精英分子绝非人们想象中一贯养尊处优不谙世事的贵族老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相比于英国士兵平均12.5%的死亡率,习惯在战场上冲锋在前的英国贵族死亡率高达20%。另一方面,英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对外也通常表现为极端灵活的实用主义,在1949年,因为担心当时占据的香港会被新中国以武力收复,作为西方阵营重要一部分的英国甚至比苏联更早承认新中国。英国的外交政策,用19世纪的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的话来概括,就是:“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我们没有永远的敌人,我们只有永远的利益。”
英国的精英主义精神对外可能表现为自命不凡和趾高气扬,也可能表现为更为微妙的自我嘲讽。对于英国的独特性,例如英国天气、文化,英国人的性格,乃至英国的政治制度毫不留情面的自我嘲讽,实际正是英国人自认为是世界“精英分子”的一种强烈自信。对于英国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政治制度,调侃得最为彻底的,莫过于英国的政治喜剧《是,大臣》(Yes,Minister)和其续集《是,首相》(Yes,Prime Minister),这其实也正反映出英国人对于自身政治制度的珍视。剧中主角,内阁秘书汉弗莱·阿普比爵士(Sir Humphrey Appleby),其实正是英国人心目中正在运转这个国家,也是最适合运转这个国家的精英人士。
阿普比爵士毕业于牛津大学,学习古典(Classics)并取得了一等学位,希腊文和拉丁文张口就来,擅长玩弄政治手腕,经常用超长的拗口长句来故意绕晕首相,最终实现自己的目的,实际上这些让听众大笑的长句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它反映出英国精英阶层对于英国社会方方面面的认识,在英国一人一票投票决定退出欧洲的当下读来反而更有一番味道。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阿普比爵士作为内阁秘书已经工作了25年,服务于两党中轮番依靠竞选上台的各位首相(剧中的首相则是毕业于略逊牛津一筹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拿的是三等学位,但阿普比爵士认为这样的学位对于一个首相来说已经足够了)。
阿普比爵士在剧中对于英国民主制度和欧洲共同体精英主义腔调的嬉笑怒骂在当下听来仍不显得过时:“自从1832年以来英国的公务员制度就开始逐渐把选民排除在政府决策之外。现在我们已经成功地让他们每5年才投票一次,决定哪一伙小丑来干预我们的政策(政党经常轮换,但公务员制度相对稳定)。”
“首相,在过去的500年里英国始终有统一的政策目标,就是制造一个分裂的欧洲,因此我们才和荷兰人一起与西班牙人作战,联合德国人对抗法国人,与法国和意大利人共同对付德国人,然后又与法国人共同对抗德国和意大利人,再分而治之。你看,既然这个政策这么有效,为什么要改变它呢?(欧洲共同体)就如同联合国,有越多的国家加入,就会导致越多的争执,它也就会变得越来越无能。”
剧中阿普比爵士的言论,正是反映了英国的精英阶层与欧洲大陆若即若离、更愿意保持英国自身独特性的微妙心理。在英国反乌托邦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名著《1984》中勾画了三个假想中永远在作战的超级国家,这三个国家的疆土划分却是在世界地图的基础上勾画的。书中故事的发生地伦敦,已经成为“大洋国”与“欧亚国”对战的最前线——把这张地图套用在真实的世界地图上,则是英国已经与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和加拿大合为一体,对抗不断向西吞噬了整个欧洲大陆的俄国。这本书大概可以看作在“冷战”背景下20世纪40年代英国精英知识分子对于世界未来走向的悲观预测,或许也可以看作对于欧洲大陆的一种不信任态度。
或许可以这样总结英国的国民性:英国的国民精神具有某种二重性,越是在国民心目中坚定的、引以为傲的东西,越是令他们感到警惕和随时反省。正是这种二重性使英国人一方面以精英主义为荣,偶尔甚至会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傲慢姿态,同时又使他们毫不留情面地自我解嘲。他们一方面以英国传统悠久的民主制度自豪,另一方面又时刻警惕着这种制度可能造成的民粹主义恶果。他们的爱国情怀一方面表现为始终坚持自身的独特性和独立,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极其灵活、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独特的二重性造就了这个岛国国民的独特性格,维持了这个国家在全世界的“精英”地位。
文 苗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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