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一个幻想中的共同体
缺位的欧洲人
“欧盟正在崩塌，正在死亡，我希望我们已经敲下了这堵墙的第一块砖。”6月24日，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出来后，英国独立党领袖法拉奇这样宣布胜利。多年后，这将成为一句正确的预言吗？
在法国，极右党派国民阵线的玛丽·勒庞说，如果她在明年当选法国新一届总统，她将成为“法国脱欧夫人”（Madame Frexit），将在6个月内就法国是否继续保持欧盟成员身份的问题进行国民投票。在荷兰，自由党领导人基尔特·威尔德斯说，他们将把荷兰脱欧公投作为在明年议会选举中竞选首相的一个中心主题。在奥地利，民粹主义政党自由党候选人霍费尔在5月份的总统选举中差一点点就要取得胜利，脱欧是他们的一贯主张。在意大利，刚刚在地方选举中一举拿下罗马、都灵两大重镇的“五星运动”党称，他们将提议对是否继续使用欧元货币进行公投。在匈牙利，已经执政的“为了更好的匈牙利”党（Jobbik）早就认为：“我们是斯拉夫和日耳曼海洋中的马扎尔岛，我们不要北约，也不要欧盟。”
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怀疑论者不曾缺席，却从未像今天这样具有威胁。右翼政客的论调不再仅仅是虚张声势。今年3月25日至4月8日，民调机构益普索在比利时、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波兰、西班牙和瑞典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45%的受访者希望能像英国那样就是否留在欧盟亲自进行公投，而1/3的受访者表示如果获得这样的机会，将选择脱离欧盟。
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威胁，或许都可以用于解释今天欧洲一体化的倒退，但欧洲梦的支离破碎还蕴藏着一种更深层次的失败。1952年，欧洲一体化先驱、法国政治家让·莫内（Jean Monnet）曾说：“我们不是在创造一个国家的联盟，我们是在团结人民。”但很显然，在过去60多年的实践里，尽管欧洲各国创造了统一的货币、打破了国家的边界，但他们依然没有完成一种身份认同的转化，没能创造出真正的“欧洲人”。欧洲晴雨表民意调查显示，90%的欧洲人坚持自己的民族身份，或是将民族身份坚定地置于欧洲身份之前。仅有2%的人将自己看作完全的欧洲人。
一个共同体必须要能够“同甘共苦”。在一体化带来利益的时候，公民个人和成员国可以同舟共济。而一旦一体化受到挫折，何以保证需要公民个人和成员国能够做出忘我牺牲，确保一体化的成就不会付之东流呢？欧洲认同的缺失意味着欧盟正处于这样的境地：它好比一座根基浅薄的建筑物，在政治和经济地震之中摇摇欲坠。人们试图逃离它，而非协力支撑住它。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民族主义和种族教授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Smith）曾对统一的欧洲这样发问：“谁会为欧洲而死呢（如同为了民族那样）？”
人造欧洲
欧盟委员会前任主席雅克·德洛尔说，欧洲建设的积极分子总是忘记在理解欧洲认同困惑时所必须谨记的一点：欧洲不是自发建成的，而是出自历史的挑战。
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有两栋“玻璃建筑”。其中一栋以意大利政治家阿尔蒂诺·斯皮内利（Altiero Spinelli，1907～1986年）的名字命名。1940年，被墨索里尼政府关押在监狱中的斯皮内利发表了一份宣言。这份宣言以《通向自由和统一的欧洲》之名在各国抵抗运动中广为流传。斯皮内利说，如果欧洲各国未来仍旧因循旧例自由结盟，那么打败法西斯只是枉费心思。旧的体制只会通向未来的另一场战争，它必须被一种民主的欧洲联邦所取代。通过这种方式，欧洲国家会被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战争便不再有可能爆发。
斯皮内利的思想代表了一种普遍思潮：自民族国家在欧洲诞生以来，欧洲大陆就被“民族”的边界割裂。国民经济、社会功能、生存安全和文化遗产在民族的界限之内实现了高度的均质化，而在民族界限之外则是异质和竞争。“二战”之前，欧洲的民族国家之间已经进行了几百年的战争。在欧洲的有识之士们看来，民族认同的极端发展在20世纪将人类的命运推到了毁灭的边缘。超越民族主义成了当时多种社会潮流的共同吁求。“一战”后，奥地利的康德霍夫·卡利吉就倡导了泛欧运动；1929年，法国总理白里安向国际联盟大会提出《关于建立欧洲联邦同盟的备忘录》，目标是建立一个“欧洲联邦同盟”。而“二战”的特异之处在于，它的破坏性使得每一个欧洲参战国都成为事实上的失败者。它把关于战争、内战、占领和失败的共同记忆留给了欧洲次大陆。民族主义在欧洲已经是一堵危墙，它的合法性受到普遍的质疑。
欧洲一体化从发端起就包含着超越民族主义的深切政治理想和期望，但塑造欧洲认同并没有在一开始就进入设计者的视野。在包括“欧洲之父”让·莫内在内的许多政治家看来，当务之急是以经济一体化的形式打破各个民族国家的利益界限。
从1951年4月18日，法、意、联邦德国、荷、比、卢六国签订了为期50年的《关于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条约》开始，经济一体化的推动并没有因“欧洲认同”问题受到阻力。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各国的经济形态具有互补型的特征，这为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最原始的驱动力。两个最关键的欧洲大国在合作中也各取所需：廉价和丰富的德国原材料是法国工业重组计划的关键基础。德国也需要它，只有通过这样的超国界共同体，新诞生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才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
欧洲认同缺陷没有在欧洲一体化早期显现出来的另一个原因是欧洲的政治体和公民个人之间并没有建立直接的纽带关系。一体化的重大决策与举措都是由知识精英或政治精英提出、设计并付诸实施的。莫内与时任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作为一体化的设计师，促成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法国总统戴高乐与德国总理阿登纳作为法德轴心的领军人物确保了一体化顺利发展。作为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的雅克·德洛尔在其长达10年的任期内（1985～1995），积极推动出台了《单一欧洲法令》，据此建立了欧洲统一大市场。担任欧盟制宪委员会主席的前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则率领一帮精英人士起草了第一部《欧盟宪法条约》。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范勇鹏在研究中指出，在欧洲一体化整个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知识精英所热情鼓动的欧洲复兴与政治精英、技术官僚所推动的欧洲联合相互呼应，成为一体化进程的一股重要推动力。
在战后和平与复兴的目标下，欧共体的“精英政治”本质并没有受到普遍质疑，大多数公民只是一体化过程的旁观者。而一旦一体化进入政治合作领域并不断深化，当欧盟的法律超越国家法而直接作用于个人的生活，当政治、外交、社会、司法、警务和文化等政策领域都纳入到一体化进程，欧洲大众就与欧盟机构发生了直接的关系，身份认同才开始成为一个显性的问题，并直接阻碍了欧洲一体化的深入。
2004年10月29日，欧盟25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在罗马签署了《欧盟宪法条约》。条约必须在欧盟全部成员国根据本国法律规定，通过全民公决或议会投票方式批准后方能生效。根据欧洲各国领导人的预期，条约在获得所有成员国和欧洲议会的批准，应于2006年11月1日正式生效。但事实并非如此。
2005年5月29日，法国右翼以法兰西主权和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欧盟宪法条约》，在公投中以反对票占多数否决了该条约。同年6月1日，荷兰63%的选民对《欧盟宪法条约》投了反对票，支持率仅为37%。荷兰民众反对该条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荷兰民族主义分子担心欧盟中欠发达的成员国向荷兰等富国输出劳动力和移民，抢夺荷兰人的饭碗。
这引发了欧洲一体化在21世纪的一场重大危机。经过长达两年的反复谈判，欧盟最终决定修改宪法条约名称。“简化版”的《里斯本条约》取代《欧盟宪法条约》。《里斯本条约》缩小的一体化的步子，删除了《欧盟宪法条约》中带有宪法含义的敏感内容，以及欧盟盟歌、盟徽等提法。这实际上是欧洲认同对民族主义的一次屈服。
为确保《里斯本条约》顺利通过，欧盟的27个成员国中仅有爱尔兰一国决定采用全民公投的方式来决定。其他各国都以议会审批的方式通过了《里斯本条约》。果不其然，2008年6月12日在爱尔兰进行的全民公决中，爱尔兰民众以53.4%的反对票否决了《里斯本条约》，又一次打乱了欧盟改革的全盘计划，欧盟制宪进程再次陷入困境。爱尔兰民众主要害怕新条约生效后，欧盟将按照国家人口分配权力，人口仅约400万的爱尔兰民族会湮没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之中。最终挽救《里斯本条约》的是利益而非认同。2008年，爱尔兰经济在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欧盟批准爱尔兰35亿欧元银行援助计划，还联手推出1万多亿欧元的救市措施。在此背景下，爱尔兰民族主义暂时屈服于国家利益，在2009年10月2日进行的第二次投票中，爱尔兰公投以67.1%的支持率通过了《里斯本条约》。
模糊的欧洲
本世纪初，时任法国财长洛朗·法比尤斯曾这样称赞欧元的使用：“多亏了欧元，这下，我们的荷包很快就会装满欧洲身份的切实证据了。”然而这些由奥地利纸币设计家罗伯特·卡利纳设计的纸币与世界上的其他货币都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它的纹样缺乏任何真正承载意义的形象。它回避了欧洲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人物。一位央行官员说，政治家们不想引发令人不快的民族主义争论。欧元的正面是用来象征着合作和坦诚精神的门和窗，背面是用来象征合作的桥梁。当然，出于同样的理由，这些建筑元素和遍布欧洲的那些伟大建筑也没有任何对应的关系。这恰好是欧洲身份致命缺点的隐喻。正如安东尼·史密斯所言：“对现代欧洲大陆的居民而言，似乎不存在有意义、有效力的，能够将他们联合起来的共同的欧洲神话与象征符号。”
1972年的巴黎峰会开启了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议程。为了应对政治一体化带来的认同问题。1973年欧共体哥本哈根外长会议公布了《关于欧洲认同的宣言》。这份宣言把共同的文化和历史遗产作为欧洲认同定义的重要部分。在后来的《欧盟宪法条约》草案中，欧盟也都把“强调共同文化遗产”“维持和保护欧洲意义的文化遗产”等要求列入其条目。但事实上，政治精英们从未解决基本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欧洲？欧洲认同到底应该包含什么？
美国布兰代斯大学历史学终身教授鲁道夫·宾尼指出，那些老生常谈的属于欧洲的共同文化和遗产往往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并不存在真正的欧洲统一的原型。罗马帝国被认为是欧洲一统的原型，但罗马帝国其实称不上一个欧洲国家，它统治的核心地区是地中海，它在欧洲的领土并不比在非洲或亚洲的多，其范围也要远远小于今天欧洲的面积。今天欧洲文明的许多特性恰恰是作为罗马帝国的对立物而发展起来的，比如日耳曼人抗击罗马统治的精神、法国民族精神中深刻的高卢情结。800年左右，法兰克人征服者查理曼大帝建立的加洛林帝国全部在今日欧洲的地理范围之内，但是它的领土甚至比罗马帝国的欧洲领土还要小。查理曼曾一度称自己的帝国为欧洲，但他的帝国是以个人忠诚维系的，并没有产生对领土或皇权的忠诚。
也并不存在遍及整个欧洲大陆、贯穿欧洲文明发展全过程的实实在在的基本要素。一些人认为：“独一无二的欧洲文明的基础，首先便是共同语言（拉丁语）和罗马法。接下来是基督教、封建主义以及环绕城堡、市场、教堂和墓地周围的、外表类似的村庄。然后，在此基础上，12、13世纪出现了一个新欧洲秩序。这一新秩序的特征是骑士制度和贵族阶层的宫廷礼仪；自治的公社；行会、集市和银行；市民阶级，家庭财产长子继承的等级社会；教会法、宫廷和陪审团；罗马式以及哥特式艺术；经院哲学浸染中的大学；以精致的俗语吟诵，后来又被记录下来的英雄史诗和骑士传奇。”但事实上，这些欧洲特性论所涉及的历史现象却“主要甚至只是西欧的现象。”
从历史上去寻找欧洲认同存在两种危险。法兰西学院院士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说：“有着过去的共同荣光，当前的共同理念，一起成就过伟大的事业，并且还希望做更多，这些是一个群体之为群体的必要条件。”然而，没有人曾为“欧洲”献身，没有一块为“统一的欧洲”而立的纪念碑；相反，欧洲历史上的大多数文化标记，都在强调欧洲人内部的敌对，而非他们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可能才是那个对“欧洲认同”最具威胁的事物。
这个危险在欧洲东扩的过程中集中体现了出来。
1989年东欧剧变后，欧洲一体化的扩大转向中东欧转型国家。2004年，波兰、捷克、匈牙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和马耳他10国正式加入欧盟。2007年，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正式加入欧盟。这场东扩至今仍在向格鲁吉亚这样远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国家延伸。
东扩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含义。曾负责扩大事务的欧盟理事会前轮值主席、德国外交部国务部长费尔霍伊根说：“欧盟东扩意味着一个新的、具有强大渗透力的大市场的开发，它有利于欧盟的创新、就业岗位的增加。”在政治上，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普罗迪指出：“我们启动了统一进程。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使发生战争、紧张局势和悲剧的可能性离我们更远，这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在安全层面上，这不仅扩大了欧盟的疆域，也使欧盟拥有了一个和平安全带。”
但与此同时，历史使得东扩加剧了欧洲认同的模糊。19世纪，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把通向维也纳东门外的公路视作亚洲的开始。更早一些，曾在1669年游历过哈布斯堡王朝国土的英国人爱德华·布朗（Edward Brown）表示，刚一踏入匈牙利，“我们就好像离开了自己的世界……在抵达布达（Buda）前，我们仿佛踏入了世界的另一个部分，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事实上，从10世纪起，对于一个西欧人来说，加洛林王朝、洛林王国、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边界就是欧洲的边界。而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对立加深了这条古老的裂痕。
当那些欧洲的“边缘”国家为了经济和政治利益改造自己，挤进欧洲一体化的列车时，他们彼此之间也并未因此发展出谅解和友谊。20世纪研究欧洲问题的权威学者托尼·朱特指出，现代东欧国家是从俄国、土耳其、奥地利和德国等帝国的崩溃中降生的，这个过程至今仍未完成。这些民族不久前还曾为相同的领土主张大打出手。他们之间不仅没有互补的经济，而且文化纽带也十分脆弱。社会主义政权刚刚垮台后举行的一系列调查显示，在波兰人看来，乌克兰人、德国人都十分不可信；在捷克人看来，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和保加利亚人都不可信。这种观念并没有因为一体化而削弱。甚至，在苏联解体后的国家重建过程中，新政权还在通过强调过去的苦难加强民族主义意识。直到今天，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之间有关匈牙利族人的双重国籍问题，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语言之争，以及克罗地亚同斯洛文尼亚的海上边界之争都还没有解决。
他们应该完全信任主导一体化的西欧国家吗？一则捷克的流行笑话说，这个国家在未来只面临着两种危险：德国人大量投资，完全控制了本国经济，或者德国人不投资，导致本国经济停滞不前。托尼·朱特说，在东欧做一个“欧洲人”并不容易。民粹主义者会指责你缺乏地方和民族感情；在本该对你表示认同的西欧人眼中，你最多不过是个值得赞美的“例外”。在西欧的语境里，欧盟的东扩一直拥有两种不同的声音。精英阶层强调文化的纽带、开拓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而大众始终怀疑“施舍”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意义，尤其担忧被那些东欧人抢走了饭碗。
从历史上去寻找欧洲认同的另一种危险更为可怕。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民族的神话》一书的作者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 J.Geary）指出，15世纪，教皇庇护二世（Enea Silvio de Piccolomini，1405～1464）启用“欧洲人”这个词时，把它用在了与伊斯兰相关的语境下，用来描述欧洲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对立。在他那封写给穆罕默德二世的著名信件里，他告诉这位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只要您继续坚持您的宗派，您不可能从基督徒，尤其是从欧洲人和西罗马帝国的子民这里，获得您所期望的荣光与权祉。”像庇护二世所尝试的那样，在与另一个可见群体的对立之下构建欧洲认同，在穆斯林正逐渐成为欧洲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要塑造一个适应时代的积极的欧洲认同，欧洲的政治家们必须审慎地选择它所应当具备的元素。欧盟官方常常挂在嘴边的是，欧洲（欧盟）是“多元统一”的，它是“建立在当代标准和原则上，如基本人权和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统一体”。但在一体化的实践过程中，这种现代性的欧洲认同标准又无法摆脱历史的羁绊。土耳其1987年申请加入欧盟，1999年获得候选国资格，2005年启动入盟谈判。以欧盟精英的眼光看，同意谈判出于许多战略考量。土耳其可以构筑欧盟东南部周边的“防火墙”，抑制来自土耳其境内外的恐怖主义活动；通过土耳其这座桥梁，欧洲可以链接中东和中亚；土耳其的欧洲化也是向伊斯兰世界发出强烈“信号”：欧盟不是“基督教联盟”，而是亲伊斯兰国家的“多元政治联盟”，以此缓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文明冲突”。但2005年7月的民意调查表明，即使加上新入盟的10个成员国，仍然只有35%的欧洲民众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而反对者高达52%。由于历史上伊斯兰和基督教的冲突，伊斯兰被看作恐怖、毁灭、邪恶、乌合的野蛮人，是欧洲的“他者”，伊斯兰这种僵化的形象在欧洲人中间以无数的方式得到了强化。在近现代，随着欧洲文明建立起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巨大优势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土耳其进一步被欧洲人他者化。民众对接纳土耳其缺乏必要的心理基础，可见欧洲的价值统一体的身份并没有成为共识。
疏离
英国脱欧公投结束后，谷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结果正式公布后的6小时内，英国人搜索的最热门问题排序如下：1.退出欧盟意味着什么？2.欧盟是什么？3.有哪些国家在欧盟里？4.我们离开欧盟会发生什么？5.欧盟有多少个国家？与此相对应，欧洲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差异很大。在一次有关加入欧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欧洲舆论调查中，有高达91%的高层决策者承认本国受益于加入欧洲联盟，而只有48%的普通民众认为欧盟是件好事情。
对大众智识的批判显然不能成为解释这些现象的充分理由。1973年，《欧洲认同宣言》将欧洲公民权赋予成员国的公民，试图用政治参与的方式来强化欧洲身份。但显然直到今天，欧盟机构对于绝大多数欧盟人来说依然是一个黑箱式的存在。曾任欧洲委员会首席顾问的英国历史学家大卫·莫奎德批评说，欧盟自身的章程违背了它帮助大多数新成员国和部分老成员国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布鲁塞尔一直在“政治赤子”中运转。
以精英政治起步的欧盟在过去60多年里始终未能在自己和欧洲的普通民众之间建立真正的政治勾连。民众远离决策层，根本无法参与到欧盟事务中来。
曾经拒绝签署《罗马条约》的法国前总理孟戴斯-弗朗斯（Mendés-France）就曾提到：“有两种方式放弃民主，实行内部独裁：所有的权力归一个人，或者所有权力都交给一个外部机构，后者以技术的名誉，实际上执行政治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欧洲一直处于这个预言中。以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发展需要专业化的管理为名义，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欧洲法院等欧洲机构陷于技术官僚统治。技术和法律专家们组成的“知识共同体”小圈子，即可做出深刻影响整个欧盟区域民众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重大决策。这摆脱了代议机构和人民约束的基本欧洲政治逻辑。在竞争政策等市场规制领域，欧盟委员会不用通过欧洲议会或欧盟理事会，自己就能直接出台政策法规，施行于欧盟地区。2014年卢森堡前总理让·克洛德·容克被任命为欧盟委员会主席。从民主选举的角度看，容克正处在一个不可能当选的时机。2013年7月，容克因为为卢森堡国家情报局的不道德行为进行掩饰而被迫辞职。该国情报机构为了商业利益泄露机密情报，存在系统性腐败。尽管如此，没有人对容克的当选提出异议。批评人士说，这是因为他得到了默克尔的支持，默克尔的话可以等同于欧洲法律。在容克组建的新欧洲委员会中，担任各职位的人都是像德国财政部长那样强硬支持财政紧缩的人物，尽管严苛的财政紧缩并不是欧洲各国的共识。
欧盟的决策也缺乏透明度。欧洲理事会的决定都是各成员国政府在幕后进行讨价还价，举行关门会议做出的。除了最后的成文决议和新闻稿外，外界无从得知其决策过程。一位英国欧洲议员曾说：“现在，如果英国首相在布鲁塞尔闭门磋商进行决策，那么作为议员的我根本无法让他做什么解释，因为我只知道结果，不了解过程……他可以随便告诉我什么。”
此外，欧盟决策过于复杂。基辛格曾经调侃：“当我想找欧洲的时候，我应该打电话给谁？”这对于欧洲人来说同样是个问题。欧盟不像民族国家有一个权力中心，该权力中心对政策结果负责，有明确的责任人。它的决策过程以网络的形式相互连锁。决策责任人、决策时间和政策范围都不清晰。
欧洲议会在布鲁塞尔占据100多万平方米的办公面积，除拥有751名议员外，还雇用了约1万名官员、助理和翻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试图以提升欧洲议会的权能来扩大民众对欧洲事务的参与。但这种改革并不彻底。《里斯本条约》通过后，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共同决策（co-decision）将成为欧盟决策的标准程序。同实行代议制民主的成员国议会比起来，欧洲议会的权力还是小得多，它没有立法提案权，也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立法权，它只拥有参与决策的权力。虽然欧洲委员会和理事会必须向欧洲议会提交工作报告，但欧洲议会对委员会只有不信任投票和拒绝批准预算案两种反对方式。在影响欧盟宪政全局发展和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上，除了接纳新成员国等部分问题之外，欧洲议会也没有多大影响力。而进行制度改革、界定超国家和国家职权的权力都还掌握在各成员国政府的手中。这解释了一种无法阻挡的趋势：1979年欧洲议会第一次直选投票率达到63%。1984年是61%，1989年为59%，1994年是57%，1999年跌至49%，2004年是45%。2009年欧洲议会耗资1800万欧元在电视、互联网上投放广告，试图激起公众参选热情，但最后投票率却只有43%，2014年，投票率再次创下42.54%的新低。
民众对欧盟的政治疏离感在近些年的欧债危机中日趋强化。危机最为深重的国家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基本上都处于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这些缺乏民主合法性的机构的管理之下。至少10个欧盟成员国政府在没有与工会谈判的情况下就搁置了集体协议，在公共部门实施减薪。在去年欧元区领导人与希腊所进行的援助协议谈判中，两种声音占据了欧洲的公共舆论：一种声音认为，本国政府无权不顾民意支持贪婪、懒惰的希腊人；另一种声音则对默克尔政府对希腊的步步紧逼忍无可忍，指责欧盟已经被德国绑架，在粗暴干预希腊的内政。无论哪一种声音，都在怀疑欧盟决策的合法性，对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欧洲认同予以重击。
欧盟委员会前任主席雅克·德洛尔描述欧洲的困境：“你可以凭借个人的欧洲建设计划而成为欧洲一体化的积极分子。但是每当面临新挑战时，你就会说：这不是我的欧洲观，我拒绝接受。或反之：欧洲应该以顺应历史挑战的方式来建设。”于是人们各执一词，分道扬镳。
曾任欧洲委员会首席顾问的英国历史学家大卫·莫奎德曾说，布鲁塞尔一直有一种这样的期望：“一体化会像一团晕开的墨迹般，必然将从一个政策领域扩散到另一个政策领域”，“该扩散将不会停顿，而在此过程中共识势必会被调动起来。经济上的成功——这方面的事实俯拾即是，如市场自由、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将足以将一体化计划嵌入公共文化中。没必要以共同目标的合法性来强化既成事实的合法性。一切都将自行解决。”于是，经济一体化的“低政治”先行，技术官僚们忙于农业、国家间贸易、区域援助、清除自由竞争壁垒，以及创建严密的规管框架以统一标准。即使《里斯本条约》得到了通过，但对于条约的含义以及欧盟的政治愿景，从未进行过泛欧范围内的深入的公共辩论。当代欧洲领袖们刻意回避了那些棘手而又基本的问题：政治的属性以及政治中的人们、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民主在21世纪后现代世界中的含义、欧洲文明和欧洲理想的本质，以及欧洲人在当今世界中所应寻求的位置。于是，“欧盟机构无法激起认同，因为它们并未植根于认同；由于无法激起认同，它们也就无法带领欧盟进入高政治领域，无法克服在全球事务中沦落为无足轻重小卒的危险”。
（参考资料：《论欧洲》，托尼·朱特著；《欧洲认同的形成：功利选择与制度建构》，范勇鹏著）
主笔 徐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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