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记忆与共同基础
战争与迁徙、历史与现实、亲历与旁观……所有个人找寻与思考，最终都会回到这个共同问题之上：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1991年，世界发生了许多事。欧冠半决赛，拜仁慕尼黑队输给了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在温布尔登，德国网球选手格拉芙保住了冠军，却没有扭转当年颓势，被出生在南斯拉夫的天才少女塞莱斯抢走了网坛第一的排名；也就在这一年，Nirvana乐队发行了摇滚史上的经典专辑《Never Mind》，全世界的青年都在跟随《少年心气》的旋律躁动……生活在萨拉热窝的年轻姑娘凡妮莎，在迪吧里夜夜笙歌，5个月之后，内战爆发了，南斯拉夫开始解体，许多难民流亡海外。
“集中营再一次出现在欧洲大陆上，谢天谢地，这一次与德国人无关。”影像结束后，一个德国身份的小伙子说了这句台词。在舞台的一片疯狂之中，柏林高尔基剧院的《共同基础》表演开始。它讲述的是一群南斯拉夫人的个人记忆与集体历史。剧情由7位演员各自的故事串联而成，演员中的5位，都是南斯拉夫人后裔。他们移民到一个新地方，生活重新开始，这个地方是柏林。
而今，南斯拉夫已经是一个历史名词。对于同场的许多年轻观众，这个曾经存在过的国家是一个陌生名字。当我在台下看到这些影像，搜索过往，试图寻找1991年的共同记忆，却发现对于我，“南联盟”也只是留在历史课本上的一个淡淡印记而已。尤其是，在当年底，苏联宣布解体，成为绝对的历史时刻，这冲淡了其他事件。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举办，开幕式上没有任何关于南斯拉夫的消息，仿佛这场依然在进行的战争，根本没有发生在欧洲大陆上。
实际上，并非只有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对于战争感到疏离。对于所有远离战场的人，远处的硝烟都是一场不太真实的烟火——直到，炮弹真实地落到了亲人面前。
剧中有一位彼时移居柏林的南斯拉夫演员，与我一般年纪。他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与远处家乡的爆炸声，融为一段震撼人心的独白：“我每天晚上都去夜店，我的家人被炸了；我盲目赶时髦，我的家人被炸了；我觉得生活无聊死了，我的家人被炸了；我不知道大学该学个什么专业，我的家人被炸了；我脱发了，我要秃了，我的家人被炸了……”
这是1999年，北约轰炸了南斯拉夫。也就是这一年，中国普通民众开始关注这个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因为在这场袭击中，中国大使馆被轰炸了。直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当时群情激愤的情景。
“创作一开始，我只是想关注那场战争是怎么发生的，最后究竟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于是，我带领整个剧组在波斯尼亚旅行了三周。”在表演结束后的谈话中，导演耶尔·罗恩（Yael Ronen）介绍了整个剧的创作过程。“我们进行了各种探访，坐在一起交流。《共同基础》就在这个旅程的基础上最终诞生。”
《共同基础》的特别之处，在于采用了“记录戏剧”（Documentary Theatre）的呈现方法。这是一种将田野调查与舞台表演合为一体的方式。导演在这部剧中召集的，大部分都是从南斯拉夫战区移民至柏林的专业演员，他们来自贝尔格莱德、萨拉热窝、诺威萨德和普里耶多尔等地。剧中的故事和素材，大部分也是真实的——尽管导演不愿意透露其中真假虚实的比例。但她肯定地说，“每个演员在剧中都保留了自己真实的种族身份”。
耶尔·罗恩采用了一条非常古老的主线，将碎片化的个人影像连贯起来。她让这些生活在柏林的演员回到故地——波斯尼亚，一个泛意义上的故乡，寻找自己的起源与身份。这种通过旅行寻找身份的方式，与《奥德赛》一脉相承。相较于古代英雄，他们的身份要更为暧昧。比方说，一位有着混乱家谱的男演员，自己也说不清，为何他和父母被算作塞尔维亚人，妹妹却被算作波斯尼亚人。
这个“寻根旅行团”成员复杂。它包括：一个14岁移民到德国的女孩，她与被指控为战犯的高官父亲断了联络；一个4岁的波斯尼亚女孩，和母亲一家流亡避难；一个出生在德国的塞族后代；一个在萨拉热窝围城战中幸存的克族妇人；一个讲着一口流利德语的塞尔维亚小伙；还有一个以色列犹太女人和一个单纯无知的德国男人。
耶尔·罗恩来自以色列，最初在特拉维夫学习，随着其戏剧在欧洲的巡演，被邀请去德国、波兰和奥地利工作。此后，柏林高尔基剧院邀请她做驻团导演，她便留在了柏林。
在柏林高尔基剧院里，写着这样一段话：“高尔基剧院面对整个城市，包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每一个来到这座城市的人——无论他们是寻求庇护、流亡、移民，还是成长于斯。剧院欢迎所有人来到这个开放空间。在这里，人类今天的生存现状与身份的冲突，将在戏剧表演与观看的同时得以展现。如此，才能促进在多元世界当中共居的讨论。人类为何变成今天的模样？在未来，我们希望成为什么模样？简言之：我们是谁？”
这是耶尔·罗恩第一次在以色列之外，以新视角来看待国家与地区的冲突。在过去，罗恩一直专注于政治戏剧，关心巴以冲突的主题。“这个主题也与德国当前的难民问题相关，迫在眉睫。如何在战争中幸存，如何逃脱，并融入新社会；如何面对来自冲突地区的其他人，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耶尔·罗恩说。
她的出发点是和解。或因于此，她为这个沉重的主题选择了相对轻松的表现形式。“开始认识这段历史已经是和解的开始，这个和解我认为应该发生在全新的地方，没有历史的包袱。我们在柏林就获得了和解发生的基础。这部戏发生在个人层面，是从感情上的和解。”耶尔·罗恩说。
许多时候，过去会妨碍当下的和解。在不可抗的冲突里，施害者与被害者都是受害者。戏剧里有两个女孩，她们在剧团面试时相遇，一起完成了这趟旅行。前一个女孩希望有一天，找到“失踪”父亲的下落，最后她明白，“失踪”等于死亡，她的父亲被杀害在集中营里。后一个女孩希望能了解真实的父亲，在那场战争里，他到底做了什么，最终她发现，自己的父亲正是这个集中营的看守。集中营看守的女儿与集中营囚犯的女儿相遇，她们惺惺相惜，却难以跨越战争制造的鸿沟。
“也许因为我是以色列人，政治的环境给了我们很大的影响。我经常会做这样半记录化、政治性比较强的戏剧，我喜欢把天生立场不同但又能彼此和谐交流的人聚在一起，我们这个剧的演员有以色列人，经历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也有德国人，还有来自南斯拉夫的演员。我喜欢用这样的集体创作方式。我们越是能够真诚地对待彼此，就越能出现打动观众的真诚作品。”耶尔·罗恩说。
在戏剧的后半段，他们来到一个针对战后受害女性的救援机构，倾听一位老妇人讲述战争时遭受的强奸暴行。这位老妇人仿佛已经对于生存麻木了。她一边抽着烟，一边诉说遭受轮奸的经过，所有细节，所有回忆，都被她极其冷静地说出来。好似博物馆里的一台录像机，一遍一遍播放着同一个故事。她说话没有感情，却狠狠地刺痛你——就像一把钢刀，越冰冷，越锋利。她的讲述令两个年轻人感到不适和愧疚。两个与战争没有关系的年轻人，就这样被扯进了战争之中。
战争没有旁观者。它影响的不仅是亲历者，还有后来者。
当我看到屏幕上出现历史影像之时，我想到了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地下》。《共同基础》讲述的是后来者，而《地下》描述的是亲历者。这部描写南斯拉夫的伟大电影，开头打出的字幕是这样一句话：“从前，曾有一个国家叫南斯拉夫。”
在电影的后半部，有一个情节：库多出生在地下的儿子，走出了地下，他看到了太阳和月亮。他无法分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感到了沮丧和恐惧。他问父亲：“我还能回到地下去吗？”——这是一种因身份错乱而引发的恐惧。当正常的生活被战争打破，被迫长久屈从于另一种形态，我们是否还能记起自己的真实身份呢？又或是，会否质疑这种记忆的必要性呢？
战争与迁徙、历史与现实、亲历与旁观……所有的个人找寻与思考，最终都会回到一个共同问题之上：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这个终极哲学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开端，也是一切的解答，是所有人的“共同基础”。只要幸存者不停止思考，和解就可能达成，巴别塔就有可能再次建立起来。
文 何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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