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楼里的“国字号”
官府藏书楼是指由国家或官方所兴建、藏书属于官方所有的藏书楼。
在古代藏书楼中，最早出现的就是官府藏书楼，整个藏书楼的历史也始于官府藏书楼。所以，官府藏书的起源也就是我国藏书活动的起源。
我国上古时期的学术文化都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统治者养有一批“史官”，他们既通晓巫术，又是国家各种活动的记录者。传说，黄帝的时候，就已经设左史和右史；但这一传说无史书可考。夏代虽然迄今没有文字发现；但根据史书记载和出土的甲骨文推论，夏代已经有比较完善的文字和史官设置了。到了商周时期，已有专门存放典籍的地方，由史官掌管图书、档案。以后的历朝历代，官府藏书活动都是最主要的藏书活动。一直到唐宋以后，私家藏书开始大发展，私家藏书楼才以其百花齐放的多姿多彩取代了官府藏书楼多年来的一枝独秀。
那些“国字号”的鼻祖
史书上有记载的最早的国家藏书楼，是西汉时期萧何在宫中建造的石渠阁。石渠阁建于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位于未央宫殿北（今陕西西安市西北，长安故城内），是为收藏入关时收集的秦代档案、图书而建。石渠阁下以石砌成渠沟，用以盛水、导水，有利于防火与保卫，故而得名。除秦代档案、图书之外，石渠阁也贮藏汉代形成的档案，所藏档案和图书十分丰富。汉宣帝时，著名学者韦玄成、梁丘贺等曾于此论定五经，编修史书，故石渠阁也是当时研究学术和修史的地方。
我们现在已知的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姓李名耳，就是道家宗师老子。司马迁说，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在当时，图书馆和档案馆并没有明确的分工，除了藏书，老子的工作还包括对档案文献的收藏和整理，所以，他也是最早的国家档案馆馆长。
西汉建立以后，刘邦“改秦之大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号召民间向政府献书；经过近百年的积累，“书积如丘山”。于是，就有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整理群书的工作。那时图书的载体主要是竹木简，但竹木简容易散乱，整理起来很费功夫。每种书都必须尽可能收齐所有不同本子，互相参照，以改正讹误，补充脱落，然后整理篇章，写成定本。其工程之浩大，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当时的著名学者刘向、刘韵父子先后负责整理官府藏书，并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七略》以后，对藏书的整理编目，就成为官府藏书楼经常性的工作了。
官府藏书什么样
我国古代官府藏书楼可分为皇室内府藏书楼、中央官府藏书楼和地方官府藏书楼3种。皇室内府藏书楼是指设在宫廷内府的藏书处，专供皇帝、皇室成员使用。中央官府藏书楼是指设在宫外的朝廷政府藏书处。皇室内府和中央官府藏书具有国家藏书的性质，往往代表或反映某个时代的国家藏书总貌，藏书楼建筑也考究，设施完善。地方官府的藏书楼则相形见绌，通常附设在府衙郡斋或州学县庠内，主要供地方官员和官学诸生使用，规模甚小，在古代官府藏书体系中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至今都数不出什么有影响的地方官府藏书楼。
不同时代的皇室内府藏书楼在藏书范围上不尽相同，但主要功能基本相同，名称也有许多。据文献记载，西周至战国时期，皇家藏书处先后有天府、盟府、周府、公府、府库、秘室等；秦朝，则有明堂、石室、金匮。西汉初，萧何在宫中建造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东汉禁中有兰台、石室、鸿都、东观；隋唐宫苑有观文殿、嘉则殿、集贤院、鸿文馆；宋代内府有太清楼、龙图阁、玉宸殿、翰林御书院；明清紫禁城内，有皇史宬、文渊阁、昭仁殿、武英殿等；清朝“四库七阁”中的“北四阁”也属于皇室内府藏书楼。
中央官府藏书则服务于更加庞大的官僚群体。这样的藏书楼，西汉有太常、太史、博士等处；东汉魏晋时代，设秘书监；唐代有史馆、翰林学士院等藏书处。唐玄宗开元、天宝间设立的集贤院，是专以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的文化机构，也是唐朝中期最大的中央官府藏书处。宋代有三馆秘阁、御史台、司天监等。三馆秘阁是宋代最主要的国家藏书机构，所藏图书世称“馆阁藏书”。元代有经籍所、兴文署等官府藏书处；明代有南北国子监；清代有翰林院等。国子监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和最高学府，自宋以来，还担负着藏书、刻书的职能，其藏书主要供太学诸生使用。清朝“四库七阁”中的“南三阁”因其藏书宫外，允许江浙士人学子借阅传抄，被称作“外三阁”，是比较特殊的官府藏书楼。
与生俱来“高大上”
官府藏书楼既是最早的藏书之处，又是收藏图书最为丰富的地方。历朝历代政府机构运行中形成的各种珍贵的原始档案和记录，皆由其保存。官府藏书楼又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利用统治者的权力并组织相应的人员队伍和财力物力，进行图书收集、整理、保管和利用的一切活动，使它有可能达到其他种类的藏书楼没法达到的藏书量，并进行整理和开发。这是民间藏书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
然而，官府藏书一直在大起大落中发展。每当国家发生战争、动乱的时候，便会有大量官府藏书流入民间；而当政权稳定、经济复苏时，国家和官府往往会在民间进行大规模图书征集活动，并对图书典籍整理、编目。
伴随着一次次大规模的图书征集、整理活动，诞生了一部又一部皇家秘阁书目。据统计：汉代校书7次，魏吴两晋6次，南北朝10余次，唐代4次，宋代5次，元明二代没有专门的校书编目活动，但有编撰大型类书，清朝则完成了古代图书的集大成者《四库全书》的纂修工作。校雠主要指对图书的校勘、辨伪、训诂、编目等活动，大多以大学问家担纲主持。这些图书整理活动抢救、保存了大量珍贵资料。
此外，各朝统治者还组织专门人员以官府藏书楼的藏书为基础，编制了各种大型类书、政书等，保存了大量宝贵的资料。类书是我国古代一种大型的资料性书籍，辑录各种书中的材料，按门类、字韵等编排，以便于查检、引证。类书作为典籍之荟萃、知识之精华，对于文献保存、知识传播和学术研究产生过重要作用。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年间修纂的《永乐大典》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综合性大型类书，它不仅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巨制，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政书则是记载典章制度沿革变化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专书，它辑录文献中的典章制度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以便查考。
官府藏书楼的藏书还是历朝历代修编史书的重要参考资料。我国各朝都有专门的修史官员负责撰写史书，有被定为“正史”的二十四史，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石室金匮”皇史宬
皇史宬建于明代，是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馆，也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皇家藏书楼。
皇史宬的建造，最早由内阁大学士丘浚奏陈皇帝，提出应收集整理历代的经籍图书，立为案卷保存，并提出仿照古代“石室金匮”之意，在紫禁城文渊阁附近，建造一所不用木植，全用砖石垒砌的重楼，上层用铜柜存放各朝皇帝的实录和国家大事文书，下层用铁柜保藏皇帝的诏册、制诰、敕书及内务府中所藏可用于编修全史的文书。他的这一建议，基本勾画出了皇史宬的雏形；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并未能付诸实施。直到42年后的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嘉靖皇帝因下令重修累朝皇帝的实录，商议建造藏书楼，才重申前议，并有了“石室金匮”的正式建造。
皇史宬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七月建成。正殿建在石须弥座殿基上，殿前有月台，周围环以汉白玉石栏杆。殿身面阔九间，上覆单檐庑殿黄琉璃瓦顶，其檐下枋、柱、檩、斗栱、椽子及窗棂，全为石制，整个大殿均为砖石复合券结构，故堪称“石室”。该殿正面开5个券门，门分两层，外层为实踏大门，内层为朱红隔扇门。殿的顶部为进深方向拱券，不用梁架结构，故又称“无梁殿”。正殿南墙厚达6米，东西墙各有对开的大窗户。殿内东西长42米多，南北进深10米多。地面铺设一高1.2米、几乎与正殿同样大的汉白玉石须弥座，座上雕刻着精美的海水、行龙等图案。石座上陈设152个鎏金铜皮樟木柜，即“金匮”。柜高1.31米，宽1.34米，厚0.71米，铜皮表面有敲铜工艺錾成的云龙纹。整个建筑与装具设计完美，做工精良，功能齐全，华贵耐用，既能防火、防潮、防虫、防霉，又冬暖夏凉，温度相对稳定，极宜保存档案文献。
皇史宬的名字，是由嘉靖皇帝决定的，“宬”字是在“成”上加个宝盖，据《燕都游览志》的注释：“宬与盛同义，《庄子》：‘以匡宬矢’，《说文》曰：‘宬’，屋所容受也。”在中国历史上，皇帝至高无上，代表国家，历朝皇帝又都标榜自己所修的实录圣训“不虚言，不溢美”，是真实的历史记录，所以用以存放实录圣训的地方，应既是保藏中华文化的总汇，又是保存皇家正史的殿堂。这也就是皇史宬名称、字形的寓意所在。
清朝仍将皇史宬作为保存皇家档案之所。1925年，溥仪出宫后，皇史宬由北平故宫博物院接管。如今，皇史宬成为对外展览、展示中华古老档案建筑和文化的重要景点。
“四库七阁”二百年
清朝纂修《四库全书》，是我国文化史上一次重大的文献整理活动。《四库全书》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13年编成；分经、史、子、集四部，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该书因卷帙浩繁，不曾付梓刊行，只手抄了7部，分别建阁贮之，是为“四库七阁”，它们分别名“文渊”“文源”“文津”“文溯”“文汇”“文宗”“文澜”。“四库七阁”的建立，达到了官府藏书楼的一个高峰。
“四库七阁”仿天一阁的结构和样式。首先修建的是“内廷四阁”，由乾隆皇帝亲自命名为“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这4座藏书楼也被称为“北四阁”。
文津阁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秋动工，次年夏建成，是“内廷四阁”中第一座建成之阁。它位于承德避暑山庄西北隅，千尺雪景区之北。乾隆帝对在此建阁贮书极为得意，加之每年帝王诸臣、各族首领和外国使节都云集山庄，将皇家藏书楼建在此地，更可以标榜天朝的文治武功。
文渊阁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十月开始修建，乾隆四十一年（1776）告成，地点选在紫禁城东南的文华殿之后。文华殿本就是皇帝岁时经筵讲学必临之地，贮入《四库全书》以后，更成为清帝“枕经葄史，镜已牖民”的所在。
文源阁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在圆明园内原有建筑四达亭的基础上略为增葺，于次年继文津阁之后告成的。它位于全园的西北，南接水木明瑟，西临柳浪闻莺。阁额及阁内“汲古观澜”匾皆为乾隆御书。文源阁落成后，乾隆每年驻跸圆明园，几乎都要来此修憩观书，吟咏题诗。
文溯阁在四阁中建成最晚，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始建成。它在沈阳故宫之西，一如其他三阁规制，体现了乾隆不忘祖宗创业艰难、为后世子孙示守文之模的深意。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年底，第一份《四库全书》抄成，首先庋置于大内文渊阁，此后又陆续抄成了其他3份，顺次送藏文溯阁、文源阁和文津阁。其后，乾隆皇帝考虑到江浙是人文荟萃之地，读书人多，为了让读书人能看到《四库全书》，决定再抄3份，分别藏于江苏的扬州、镇江和浙江的杭州。此前，乾隆皇帝已向三地各颁赐了一部《古今图书集成》。扬州、镇江为了贮存《古今图书集成》，仿造天一阁修建了文汇阁和文宗阁，皆为乾隆赐名。杭州把《古今图书集成》贮藏在西湖孤山的圣因寺玉兰堂内，乾隆四十七（1782年）年，对玉兰堂进行改建，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建完，改名为文渊阁。此为“南三阁”。
文宗阁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率先建成。康熙和乾隆南巡时，常驻跸在形势险要的镇江和扬州。因此，镇江的金山上、扬州城外的天宁寺内，都建有宏丽的行宫。文宗阁就建在金山行宫之左、江天寺（即金山寺）之南。
文汇阁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成，略晚于文宗阁。天宁寺位于扬州北门外，文汇阁在天宁寺行宫的御花园内，园内正殿名为大观堂。阁内悬有乾隆亲书的“文汇阁”和“东壁流辉”两块匾额。
“四库七阁”的建造不仅继承了天一阁“以水克火”的理念，在设计思想、内部构造、与环境的协调统一等方面，更加完善与合理，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古代藏书建筑的最高水平。它们不仅在防火、防潮、防虫等方面都有考虑和设计，为方便人在楼内阅览，对采光、通风等方面也非常讲究。
“四库七阁”因书而建，《四库全书》因阁而得以保存。从书成阁立至今200余年间，书与“七阁”历尽沧桑，伴随着中国近代史上的频繁战乱而饱受摧残。如今，“北四阁”剩下的3个藏书楼中，文津阁和文溯阁都可随意游览，游人可以尽情一睹200年前官府藏书楼的风采。
【责任编辑】赵菲
赵美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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